三叔来到我这儿时，是一个秋天的中午。当时我正在接梅英的电话。在三叔声俱泪下的叙述里，我挂断了电话。
三叔还是穿着他那件黑呢子大衣，袖口已经磨破了，前襟和领口也没有了细绒和光泽，下摆还沾了从山坡上带来的老婆针，零星的褐色泥点。我知道，那些泥点一定是过洛河时溅上去的。这是三叔上城的标志性着装。三叔的第一句话是：“鸿，你要给叔做主哩！人家已经爬到你叔头上了。你爸不在了，叔就你一个亲人了，遇事就要寻你哩。你一定要给叔出气啊！”
我给三叔发了烟，倒了水，好不容易稳定了他的情绪，说：“三叔，啥事？慢慢说。我民哥不是在家吗？”三叔啐了一口：“你民哥还是人啊？整个一个木头，光知道和人家动手。动脑子的事还要找你呢！你知道满堂吧，就是和你叔我房连基、地挨畔的满堂。”我插嘴说：“我知道，我满叔嘛。”“狗屁满叔！我才是你亲叔。狗日的满堂，我的新房庄基和他一棵柿树挨着，要剁他一条树股好说瞎说都不让剁。你知道，那根树股不剁，我的房就盖不成。墙砌到那个树股时，我越看越生气，就叫民把那个树股剁了。狗日的满堂和我打起来了，你民哥那笨猪一镢头就把满堂送到医院了。”
“啊？人要紧不？”
三叔喝了一口水，说：“那都是去年的事了。”
我说：“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花点钱买个教训，让我民哥以后做事小心点。”
三叔说：“哪过去了啊？狗日的满堂把我告了，告到永丰法庭上了。”我说：“是啊，人家的住院费你要出。”三叔说：“这我知道，可他要的护理费、误工费我不出。他婆娘伺候他男人咋还要我出钱？误工费一天六十块，那不是讹人哩嘛！就他那样一天还六十哩，六块都没得。整天就在房前屋后闲转呢。”三叔又说：“你知道满堂有个外甥女吧，听说在城里帮人打官司哩，告你三叔的状子就是她写的。狗日的满堂，就显摆他城里有人，我城里也有人哩，我侄子还是城里跺跺脚楼房都晃三晃的人物哩！鸿，你可要给三叔做主哇！多余的钱叔一分都不给他狗日的。”
我说：“叔，你放心。我一定帮你问问。”
三叔走后那晚，我和梅英、郑武他们在知心聚喝茶。喝着喝着，就说到了我三叔的事。梅英说：“这个事我知道，你知道我姨父是谁吗？就是满堂。去年春天，我姨父找到我，让我给他写状子。我姨父说了事情大概，我劝姨父，乡里相亲的，赔了医疗费就算了。再说，你要是把你那个树股剁了不就没事了吗？农村人盖个房不容易。我姨父说，是他不仁在先，我不义在后。原来我姨父盖房时，房子后边紧挨着你三叔的自留坡，东边就一米，你三叔就是不给，房子只好盖个一头沉。我姨父新房盖起了，心里却一直有个疙瘩。”
哦。
这时候，郑武插话了：“还真巧了。这个案子是我接手的。”
我和梅英不约而同地问：“你什么时候调到永丰了？”郑武说：“去年春天刚调到永丰就接手这个案子。当时还惊讶于这么个小案子，状子咋就写得这么漂亮，原来是我们的梅大律师写的。”梅英说：“去你的。快说说这个案子。”郑武说：“刚接手，我想着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案子，农村嘛，三代以内都是扯不断的亲戚，把双方叫来，调解一下就结了。谁知道这个官司打了近两年还是没有结果。”我问：“咋了？”郑武说，“简单地说就是500块钱的事。”一个非要500块——大宗赔偿都谈妥了——一个死活都不出。官司从去年打到现在，刚开始两人骑自行车来，现在是坐通村公交来。光去年到今年二人打官司花的闲钱都不止500块哩。”
第二天，我专程回了一趟老家。我的明光铮亮的车子一进村，我三叔的脸上就绽放出一朵花，走路也有了精神。饭后，我进了满堂的新屋。满堂一句话没说，瞪着敌意的眼睛。我说：“满堂叔，都不让我坐了？”满堂丢下一个字，“坐！”我说：“吃饭没？”满堂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知道你是给你三叔做主来了。我不怕。一个子都不能少。这不是钱的事，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哩。”
我说：“叔，咱先不说那事。先给我倒一碗水。”满堂喊灶屋的婆娘倒了一碗水端来放到堂屋的方桌上。我喝了一口，甜甜的——放了糖。我喊：“婶，你把我没当外人嘛。”我给满堂递上一支烟，一屁股坐在方桌边的长条凳子上。满堂顿了顿，也在那头坐下来。我说：“满堂叔，冤家宜解不宜结，再说，又是扯不断的关系。是这，我私下里给你300块，我再给我三叔说，让他明里给你200块。这事就结了。咋样？”满堂脸上颜色一变，说：“念你娃一片好心，行。这事就这样了。”
我回到城里的第二天晚上，三叔给我打电话，三叔一开口就骂我：“鸿，你个狗日的，你以为三叔没有那500块钱啊？头都磕了还在乎作个揖？叔是咽不下这口气啊！”
我后来才知道，官司了结后，我三叔和满堂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三叔呸了一声，说：“你能，就甭让步嘛？”满堂一听：“让你是孙子！我一分钱没少拿。”三叔回到村里，才从别人嘴里知道他少出的300块钱是我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