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非常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想蹦起来摸摸天花板。
第一次瞎折腾，老婆便说风凉话了：“算了算了，要让你的狗爪摸着，设计楼房的工程师早就被人贬去卖烤红薯了。”
我哪儿服。我说：“未必……”
她哪里知道：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只见我没黑没明地坐在合起来当桌子用的缝纫机上在一些废纸背面涂涂抹抹，可她哪知道我内心的秘密——怕人笑话，所以我一直没胆量说出。说我熬得像一只羽毛蓬松无精打采瘦骨嶙峋的干公鸡我没异议，但若说我像猴子一样乱蹦乱跳纯属吃饱了撑的却显然不符合事实。
你可以猜想得出，我的胡闹大多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十有一遭，万一被老婆孩子撞上，那顿令人尴尬的奚落的确是很够人受的：
“爸爸，你要是去马戏团扮小丑当演员，俄罗斯的驯虎女郎就再不敢来中国丢人现眼了，本山大叔也得去改行当保姆了，咱家的那台破彩电恐怕早就换成‘等离子’了……”
“你爸爸想的是伦敦奥运会……咱就不指望他破世界纪录了，只等他一拿跳高金牌，咱立马就搬出这蝈蝈笼，买栋别墅……”
这时，我难为情得别说再蹦，笑都不会笑，只窝到缝纫机前去，用装聋作哑遮掩住一脸“囧”。
话说回来，我也没有因为别人的笑话而把自己该干的事放弃不干了。我该涂涂该抹抹，该写写该画画……当然，该蹦就蹦——我必须让馒头像雪花一样在我的胃里化掉——健身器材我是没有。有，也没地方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只猴，在原地蹦，蹦。
可能有人认为我这么做很枯燥，我却觉得很有趣。当然，我总是跳得很起劲。而每蹦一次，我几乎都竭尽全力，抱着一定要够着天花板的信心。当然，我一次次失败了。但每蹦一次，我都觉得自己的手指尖又离目标近了一点。到最后，我的手指尖企图触摸到的那一片天花板竟像照片似的印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我甚至连天花板上纤细得比蚂蚁触须还微小的裂纹也看得见了。当然，我每一次折腾的结局差不多都是像一头刚卸下磨的驴一样喘着粗气倒在了凳子上。这就对了，肚子饿了，我又积攒起下一次坐在缝纫机前的能量了。
见怪不怪。几年下来，我的老婆孩子对我的胡闹甚至像对我的无能一样习以为常了。作为笑料，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该被人淡忘了。我却还像个傻子似的蹦着跳着——我其实一点儿也不傻，我难道没从我老婆的眼睛里读出我的悲哀吗？我老了。不是吗，别说再做梦摸天花板了，一天又一天，我的手指尖离天花板是不是越来越远了？
不过，机会也不能说一点儿没有。在我用剩余的生命做赌注来完成“放弃希望”或“当傻子”这道填空题时，我又一次选择了后者。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一天，我拿着一封信突然用我已经昏花的老眼盯住老婆说：
“我够着天花板了。”
孩子手快，抢走那信，看了看，突然雀跃起来：“噢，爸爸的长篇小说就要出版了！”
老婆却只像个蜡人似的怔着，一任泪水泛滥出眼窝，又哭又笑地说：“我知道，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够着……只怕你难为情，一直没有说破……”
我揉揉有点发潮发痒的眼窝，还是有点难为情，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