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声，1968年生于安徽合肥。1986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1991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留学。1996年获博士学位，继续做博士后，现为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药理系教授，从事心血管和神经生物研究。
王宏声是我第一个采访的美国终身教授。终身教授的社会地位很高，高在“终身”二字上，在美国，除了教授与法官外，再没有第三种职业享有“终身”待遇。这是出于维护学术自由与司法独立的考虑。在中国留学生的心目中，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职位。我曾在心里勾勒王教授的模样，却怎么也想像不出来，我不知美国的教授应该是什么样子。
当我见到王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出我意料之外，我什么都想到了，只是没有想到他的年龄，王教授这么年轻，恍忽间，我觉得他更像一个在读博士生。
这么年轻！我脱口而出。
不年轻了，36岁了！他说。
36岁，还是太年轻了。
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得承认这是个帅哥，1米80左右的个子，身材匀称，眼睛不算太大，但很亮，很有神，也许是在美国生活的时间长了，说话时表情丰富，很生动，富于感染力。这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用句国内时髦的话，就是很青春，很阳光，而且很舒展。只有一路顺畅，没有经受大挫折的人才会有这种风采。也是嘛，这么年轻就当了终身教授，够顺利了。
一、幸运少年
王宏声出生在合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工作忙，刚生下一个月父母就把他送到山东济南的姥姥家里，姥姥家离一个基督教堂不远，姥爷是山东省最受尊敬的牧师之一，在“文革”时遭了不少罪。
宏声回合肥上了小学，初中，高中。他天分很高，又知道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那年高考分数列合肥市第二，安徽省第三，是个骄人的成绩。
在填报升学志愿时，王宏声没有一点儿主意，全由家长定夺，以他的学习成绩，所有的大学，所有的专业都在向他招手。报什么大学呢？当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业呢？颇费了一番心思，他学习不偏科，哪门功课都不错，至于兴趣就不好说了，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他甚至不会给自己提出兴趣与爱好的问题。这让爸爸很犯难，还是听听别人的意见吧！于是爸爸四处打探，最终的选择的是生物系。理由很简单，因为当时生物系最热，录取分数最高，最好学生报最好的专业，最合乎逻辑，顺理成章。
十几岁的少年王宏声生活在一片美丽的花丛之中，一切是如此顺利，走过的路平平展展，前面的路更是一马平川，机会多得是，只要一伸手就会抓到。那是他一生中最爽的时光，无忧无虑，轻松愉快，反正脑子聪明，念书根本不费劲，拿个好成绩不难，自己高兴，家长也高兴就行了。
1991年，也就是大学毕业那年，他遇到了人生第一次选择，毕业后做什么？是读研，还是工作，抑或出国。他最后选择了出国。在中科大，出国是一个潮流，直到现在，学生出国率仍然很高，甚至超过清华大学和北大。他在科大的那届同学51个，后来有45个在美国，他们曾在芝加哥举行过一次Party，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让他想象不到的是，居然还有教过他的老师。
早在1989年，他花了极大的精力准备GRE考试。狂背了一个夏天，考试顺利通过。因为准备出国，他没有找工作，也没有考研，户口只能打回老家。那个时段，一切都是未知的，没有什么保险系数，什么结果都可能出现，出国就得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他是幸运的，顺利地拿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全额奖学金。接着是交培养费，当时的培养费很高，大概是两三万元吧，对于工薪家庭说来，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他清楚地记得，交培养费那天下着倾盆大雨，两万多块钱把军用书包撑得鼓鼓的，他平生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他在想，假定签证过不去，出国出不成，这些钱就算白花了，这可是二老双亲的血汗呀。可那时，他已经顾不了这么许多了。
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高材生
1991年他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是一所名校，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曾任这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教授、所长。这是杨教授工作的最后一个岗位。
这所大学位于纽约州长岛的中间偏北地区，就地理位置而言，是非常适合居住的好地方，到曼哈顿坐火车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而距离著名的小中国城法拉盛只需一小时左右。这里离大海很近，有广阔的海滩。从1991年一直到2002年，王宏声在纽约整整生活了11年。
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来到曼哈顿的情景，一种特殊的异国情调扑面而来，到处是高楼大厦，著名的华尔街确实名不虚传，“墙壁街”当之无愧。街上行走的车，款式并不是很新，给他的印象，远不及上海到处都是玻璃幕墙那样具有现代化气息。纽约是另一种气氛，有一种历史感、沧桑感、沉重感。他特别喜欢纽约冬天的景象，天气很冷，街上冒着蒸气，川流不息的人，来去匆匆，还有黄颜色的出租车驶过，好像在看美国60年代出品的电影，古旧，还有些破烂，有一种特殊的情调。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非常艰苦，奖学金不高，一年不到1万美元，只及现在的一半，还得交税，再说纽约的生活费很高。初次踏上异国的土地，一切从零开始。他遭遇的困难，是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经历过的，但这个过程实在很难熬。租的房子只是一个空屋，实实在在的家徒四壁，没有床，只有一个床垫子，直接铺在地板上。去餐馆吃饭是不敢奢望的，自己在家里开伙。到超市买东西，没有车，只有靠肩背手提。那时租房并不提供电冰箱，食品很容易腐败变质，买回的鸡腿，每天晚上都要搁在窗台上通风，但还是经常变味，他又想出了办法，每天煮一次，延缓变质过程，然而这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时间长了，就开始拉肚子，而且变成了慢性病，很长时间才治好。
1992年宏声的爱人也来到了美国，是持F2签证过来的。爱人叫王红，在国内学旅游管理，这个专业在美国就没有什么出路了，两人仔细商量以后，觉得应该继续上学，但究竟学什么，一时难以确定。
爱人来到纽约，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打工，先给人家看孩子，每小时25美元。当爱人挣到第一笔工资后，两人非常快活，觉得应该庆祝一下，于是第一次去了餐馆，吃的是麦当劳快餐，不过用的还是减价券。
王红终于进入大学，一边打工，一边上学，选择的专业是会计，没有任何奖学金，全部是自费。这是一家私立学校，学费很高，每年15000美元。1998年王红学成毕业，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雅诗兰黛，这是一家世界著名的化妆品公司。家里有一个工作以后，生活质量得到根本的改观。现在回忆那段时光，确实很辛苦，但并非不堪回首，甚至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两个人合在一起奋斗，生活很有奔头。
1996年他拿到神经生物专业的博士学位。他实验做得好，学习成绩优异，被公认为历年来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英语口语流利，文字功夫更好，连老板都认为其书写能力超过了他这个地道的美国人。
博士后做得更加出色，在世界顶级杂志《科学》上以第一作者发表了论文。1998年开始找工作，顺利地在克里夫兰得到了终生教授职位，这种工作很难找，竞争非常激烈，因为他博士做得好，有交往能力，英文又好，第一次大面试就通过了。这是1999年的事。
这年王宏声只有31岁。
三、传送带的理念
留学，博士，博士后，直至获得教授职位，奋斗多年，终于熬到一个大站，王宏声应该松一口气了。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这反而是他一生中最不确定，也是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时间。
当初在争取终身教授职位时，志在必得，有多少博士生在竞争这个职位啊。一旦这个工作到手了，拿到了正式录用信件，丰厚的年薪，还有其他待遇，瞬间全得到了。可就在这一刻，他没有欣喜若狂的感觉，甚至没有一丝高兴，突然觉得无所事事，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了，也许当初求之切切的东西真地得到后，反而不那么珍惜了。
王宏声更感兴趣的是法律。学法律是个不错的选择，挣钱相当多，起薪就有十几万，但最重要的是兴趣，而且是过去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有一种新奇感，他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喜欢挑战。
在得到教授正式录用通知后，他做出了一个别人很难理解的决定，他选择了放弃，让这个炙手可热的职位擦肩而过。
那段时间，他曾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听课，还参加了法学院的考试，被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录取。
然而，在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权衡之后，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法学，回归了生物本行，这毕竟是自己学了十几年的专业啊。凭他的条件，顺利地被辛辛那提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一旦做出决定，前面一个阶段的彷徨，犹豫已经成为历史，他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不过，在说起这段人生插曲的时候，他感慨颇多，中国学生的强项在于数理化的基本功，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在确定一生从事的职业，具体地说就是在报考大学选择专业时却显得十分盲目与随意，或者听任学校与家长的安排。
王宏声提出了“传送带”的理念。
国内的教育体系仿佛是一条传送带，学生就像传送带上的货物。随着传送带的流动，送到哪里算哪里，一切都是按照既定设计，跟着走就是了。作为传送带上的货物，无法自主决定哪站下车，不能改变方向，更不可能逆转，及至终点，才发现这里根本不是自己所要到达的目的地。从事不感兴趣或志趣相反的职业，是人生之大不幸。
当前我们的教育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弊病，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最后读到硕士和博士，只要有书念，就一直读下去，人们注重的是学位，学位越高越荣耀，却偏偏忽视了专业的重要性，其实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和从事的专业关系最大，要分析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扬长避短是最起码的常识，但更重要的是兴趣，干自己喜欢的职业与不喜欢、甚至志趣相反的职业，投放的精力肯定大不一样，心情也截然不同。
作为一个学生，不能草率地、不假思索地踏上传送带。因为上了传送带就等于放弃了选择权，只能送到哪儿；学生应该搭计程车，方向由自己选择，什么地方下车由你自己决定，这里才是你真正想去的地方。
美国人的教育理念与中国人有很大不同，美国人注重孩子兴趣的培养，要使他们快乐，而中国人功利性太强，一是出人头地，二是挣钱多，还要和别人攀比，孩子要考最多的分数，上最好的大学，找最好的工作，挣最多的钱，当最大的官，孩子出息，家长脸上也有光。只是苦了孩子，兴趣爱好全被湮没了，被扼杀了。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很难有什么爱好、兴趣可言，只能是盲目的、无意识的、随着传送带运动的货物。
人生面临着多次选择，特别是几个重大转折时刻，一定要把握机会，将选择权牢牢地抓在手中，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王宏声的肺腑之言。
四、年轻的教授
王宏声2002年3月15日来辛辛那提大学报到。这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建校于1819年。辛辛那提医学院尤其著名，排名列全美前四十位。他是药理系和神经科学系的教授，其中药理系为全美五强之一。到辛辛那提转眼两年半了，生活已经安定下来，房子买了，地点不错，后院的菜也种上了，爱人随他来到辛辛那提，也找到了工作，是在市中心的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做会计师。王宏声慨叹妻子的韧劲，她从合肥工学院毕业，出国后，改了专业，而且跨度很大，边打工边上学，一步一步，艰难，但踏实地走了过来，现在工作得心应手，很受上司的器重，只是工作太忙。
他的实验室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建立起来的，学生也招上来了。一切走入正轨，王宏声说，人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不管是做医生，做律师，当教授，做老板，没有一项工作是可以轻而易举能够成功的。其实在中国做白领也不容易，竞争很厉害。相比之下，美国教授的自由度比较大，可以自主安排实验室的工作，也很少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他在三年后即被评为终生教授，从理论上讲，即使不工作，也不能解聘，工作非常稳定，用中国话说就是“铁饭碗”。教授的收入在美国不算是最高的，但福利很好，还有其他补贴，加在一起生活是满富裕的。
他刚来到学校的时候，两间实验室还是空空荡荡，而现在两个屋子都摆满了设备，这些设备价值昂贵。美国大学的实验室资金很雄厚，他这个实验室每年就有几十万元的拨款。有意思的是，王宏声喜欢自己动手，有些小设备，是亲手用车床加工出来的，他有这个兴趣，只要购置的设备不合意，就自己动手，用起来合手，也很实用。他给我看一个很精致的东西，底座带有磁性，形状很特殊，加工难度很大，这是他的得意之作。这门手艺是在读博士学位时跟一个老师傅学的。这种能力，在教授中实在少见。实验的工作有自身的规律性，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一周40小时，也有时非常紧张，可能一周要干70个小时，家都不能回，要看工作需要。创业阶段更是忙碌，如今工作已经步入正轨。现在他带着两个博士生，一个博士后，今后还要继续招生。王宏声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得导师的指点，学业长进很大，至今对导师深存感激之情，也知道导师对学生成长的重要作用，所以对自己的学生悉心培养，让他们尽快成材。
王宏声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曾获得美国心脏协会“科学家发展奖”和著名的GrassFellowship，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包括以第一作者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
在神经科学领域，于1998年在对M离子通道的编码基因的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解决了这个领域十余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他的工作阐明了人类遗传性癫痫的病理机制，为治疗癫痫病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心脏研究领域，他的实验室成功地发展了在心肌细胞上实施离子通道计算机模拟的尖端手段。他的实验室是全美第一个运用这种技术的实验室，目前正在对致死性心室心律不齐的机理进行研究。
这几年他每年都要回一次国，参加一些会议，和国内同行交流。他到过上海，也去过合肥，返回过母校。他看到国内研究所很舍得花钱，全套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还从国外引进了不少人才，对科研投资很大，一些研究所和大学实验室条件很先进，做得也相当出色。
对“海归”说来，现在正是好机会，或者回国发展，或者在国外工作，与国内合作。但对于王宏声这样出国时间比较长的留学生来说，回国确实有难度，而且越来越难，他们的生活已经安顿下来，而且已经适应了美国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对国内反而不习惯了。国内人际关系复杂，潜规则又多，不如美国这么单纯，直接。
王宏声第一次回国就明显地感觉到，国内情况已经与他出国时候大不一样，有一种新奇的感觉，城市的楼高了，道宽了，人有钱了。但他不大喜欢国内一些朋友的工作与生活方式，疲于奔命，玩命挣钱，坐在一起，谈论的只有一个话题，挣钱！以前干嘛，挣多少钱，现在干什么，比以往多多少……除了钱之外好像没什么可说。其实他很希望和朋友坐下来，喝杯清茶，天南海北地神聊，聊人生，聊往事，聊逸事趣闻，可惜大家没有这份雅兴。
他1991年出国，第一次回国是1999年，时隔8年。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先到了上海，爸爸妈妈专程到上海机场迎接。坐上长途客车，到合肥已是傍晚了，天完全黑了下来，正下着雨。吃了饭，然后坐出租车回家，周围一切都变了，变得不认识了，他看着街上的灯，雨中的行人，这一切陌生而又熟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到底是故乡啊！他一直把回国作为以后的选择之一。离开家乡的时间长了，一切都生疏了，合肥已不是记忆中的合肥了，小时玩的那趟街没有了，以前住的房子也没了，面目全非，城市变得嘈杂，现代化。
王宏声的父母已经上了年纪，父亲65岁，母亲也过了60。父亲是合肥工业大学的教授，母亲在合肥城市改造指挥部工作，搞房地产，盖楼房的，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曾出公差来过一次美国，在纽约呆了一两天。但在最近他们申请来美国探亲时，到领事馆签证两次都没过，很受打击。
对宏声说来，父母的归宿是个大问题，也是很多留学生的一块心病。在家里，宏声兄弟两个，弟弟也在美国，学数学、统计。眼看着父母一天比一天老，挺让人发愁，一直放心不下。他和周围朋友常谈及此事，颇有同感，中国人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但他的家在美国，事业在美国，金钱的事好办，但老人更需要感情的抚慰。现在父母身体还好，还能到处去旅游，但总有动不了的一天，需要人照顾。他可以请假，呆上一个月，但不是长久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美国到北京、上海，每天都有很多航班，每一天都有中国人回国探望病危的父母，这让宏声一直揪心。他在学校工作，时间上比较自由，但如果在公司，假期是论天计算的，不能超假，超了可能会被炒掉，所以回一次国很不容易。接老人到美国来住也不现实，呆几个月可以，但是呆时间长了老人要憋出病来。而且人越老，越不容易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国内老人到美国，语言不通，电视节目看不了，没有人可以聊天，也没有社区为这些中国老人服务，如果七八十岁才到美国，好像把一棵老树连根拔起，后果可想而知。
五、永恒的中国人
中国人能不能融入美国社会？王宏声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如果只呆在中国城，那么一辈子也融入不了美国社会。现在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非常年轻，融入美国社会并不困难。他所在的医学院大楼里，中国人做教授的只有两三个，其他大多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他没有觉得与同事交往有什么隔阂。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经常看电视、上网、看报纸，对美国的文化、政治，非常了解，这样和美国人就有共同语言，共同话题，可以互相交流。
美国终究是个白人社会，中国人是外来人，不仅从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就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仍然被看做是外来人。举个例子，有一个美籍华人，已经是好几代了，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受教育，后来去军队服役，当了空军，军衔少校。有一次他穿着美国空军蓝色军装参加晚宴，旁边有个老太太和她搭话。老太太说，你是在中国军队服役吧，她不认军装，只认你这张脸。
王宏声有个朋友，是美籍华人。有一次别人称之为中国人，这个朋友很反感。他说，我是美国人。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朋友说了一些心里话，从小时候起，他就不喜欢和周围别的小孩不一样，痛恨学中文，所以现在中文一点儿都不懂，总想把自己弄得和周围的美国人一个样，但长大后慢慢觉得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自己的根是中国的，这是不可改变的，这时想学一学汉语，学一学唐诗，这是在寻找一种文化与心灵的归属感。任何一个人，他首先属于一个民族，然后才是国籍，国籍是可以改变的，但民族，或者说是种族是不可改变的。但这时为时已晚，他年过三十，学不了中国话，讲起来和美国人一样，声音怪怪的。一心想融入美国社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你想与美国人交往，对美国深入了解，不想只呆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是对的，但“彻头彻尾”肯定是行不通的，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是个移民国家，各个族群都以自己的民族为骄傲，而不是想方设法抹去自己的民族特色，比如这里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南美人，都很看重自己文化的根，做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人更应如此。
要有足够的自信，承认自己的民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尤其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在美国，他曾见过这样的家长，以自己的孩子不讲中国话为荣，让他们彻底忘掉中国，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可惜他不是，他走到哪里都是亚洲人的面孔。如果看不清这一点，将来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一定的人格缺陷。
笔者在美国曾采访过几个领养中国孤儿的家庭，对此有深刻的了解，我见到一对领养了两个孩子的家庭。父亲是第二代华人，已经彻底美国化了，他从小对华人的身份非常反感，对自己的父母也有怨恨，怨恨父母给了他一张中国人的面孔，于是他千方百计想抹掉自己身上中国人的痕迹，包括语言、生活习惯、交际范围。然而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他明白了，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你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华人的事实，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平静地对待。他后来很注重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能够领养中国的孤儿，正说明感情的回归。他们领养了孩子以后，不断地强化你是中国人，你必须尽可能地保持中国文化传统，他们尽量选择中国邻居，与中国留学生交朋友，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读书。这些家庭经常在中国的传统节日，比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时举行聚会，我曾参加过他们的中秋晚会，会上举行了中国传统的祭祖仪式，每个孩子自己点燃一炷香，然后插在一个花盆中。仪式虽简单，但有那么点意思。这些做法是现实的，也是明智的，对孩子健康成长十分有利。
王宏声很喜欢美国的饮食，他常去西餐馆儿品尝西餐，很喜欢意大利菜，法国的也能适应，对美国的政治也感兴趣，但他从不讳言自己是中国人。他在家门上贴上一个很大的福字，以此告诉邻居，这里住着中国人。
其实不仅中国人，其他亚裔也遇到了同样问题，称作“永恒的外国人”症状。美国是一个白人为主流的社会，亚洲人被看做外来人。有一次，王宏声看了这样一篇报道。记者采访一个准备上伊拉克战场的中国姑娘，所以说她是中国人是因为她到美国时间不长，刚拿到“绿卡”，还没有入籍，算不上美国人。她对记者说，我将为美国而战，并为此而骄傲。记者问她，如果美国和中国打仗，你帮谁。她毫不犹豫地说，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卫自己的祖国——美国。姑娘的回答让宏声十分惊诧，这个姑娘有一种非常扭曲的心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哪个教育环节出了问题？实在想不明白。
我在美国，碰上一个人，首先想到他是哪个种族的，是黑人、白人，或是其他族裔，是从哪个国家来的，这是刚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国人或是在国内的中国人的正常思维。王宏声来到美国已经十几年了，接触人以美国人居多，还有其他种族的人，他只知道这人是男是女，多大年龄，这人好不好聊天，是不是很有趣，是不是很聪明，至于肤色种族的区别，早已淡化以至消失了。
王教授的研究领域是自然科学，但他喜欢文学，尤其喜欢中国的文言文。每次回国的时候，他都要买一些书带回来，如有关庄子的，还有其他古典文学。只是现在已经很少用中文书写了。他的爱好非常广泛，喜欢现代艺术和设计、酷爱读书、旅游、听音乐会等等，前几年还参加过自行车比赛。但他最钟爱的还是摄影，在办公室里，他打开微机，给我看照片，那是一张张的风光照片，优美，壮阔无比，无论是构图还是立意，都看出他的艺术功力，每一幅照片都能讲出一段故事，看出他行程的轨迹。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
我回国后对辛辛那提大学仍然十分关注，特别是关注我采访过的一些教授和留学生。在辛辛耶提大学网站上，我看到中国留学生会举办的中秋晚会，很热闹，有舞蹈、合唱，还有模特大赛，意外地见到了王宏声教授的身影，他在大会上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我知道，王教授是华人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的顾问，照片上的他仍然那么充满激情，充满朝气，活力四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