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误百年
一百年来的文化批判运动中，有这样一个认识上的失误：中华文化里没有人的独立地位！做臣子的受制于君王，做儿子的受制于父亲。总之，人在家庭与社会之中很难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独立行动。这种文化批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要争取人的独立地位就必须引进西方文化，甚至于“全盘西化”。
否定人的独立地位，是皇帝文化的重要内容。理论上可以追溯到董仲舒提出、由皇帝肯定并通行的“三纲”。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条“纲”里面，个人的独立性彻底丧失。“三纲”应该否定，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能把皇帝主张的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三纲”一不属于真正的儒家文化，二不属于中华元文化。文化批判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在批判皇帝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寻根，而不应该是轻率地进行文化否定，或主张什么“全盘西化”。
中华元文化非常讲究人的独立精神。“独立”一词，源于《周易》。在《周易》、《尚书》、《诗经》这些元典之中清楚地记载有“独立不惧”的道理，在儒家与道家典籍里面地清楚地记载有“独立不惧”的人。
二、独立不惧之理
“独立不惧”的道理，源之于《周易》。《周易·大过·象传》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泽水淹没了木头，这是《大过》卦的象征。正常的自然现象是，水应该浮起木头，反常的现象则是水淹没了木头。出现了反常的情况，君子应该以独立不惧的精神超越俗流之外。《周易》里的思维方式是崇尚自然，在每一种自然景象面前，中华民族祖先会提炼出一条人文哲理。“泽灭木，大过”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的“天行健”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采用“兴”的写作方法，把自然景物引入人文哲理。自然界有正常与反常的时候，人世间也有正常与反常的情况。在正常环境中，君子应该主动地发挥作用；在反常环境中，君子应该以“独立不惧”的姿态不与世俗合作。
孟子在“独立不惧”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并留下了一句千古传诵的名言：“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三、独立不惧之人
在中华文化的源头，理有“独立不惧”的理，人有“独立不惧”的人。
1.伯夷、叔齐敢于批评重大的军事行动。“汤武革命”中的武王伐纣时，得到了天下诸侯的一致赞同。但是伯夷、叔齐二人反对，拦住马头劝说武王不要“以暴易暴”即不要以暴臣去制暴君。孔孟都颂扬“汤武革命”，但是孔孟也都颂扬伯夷、叔齐为贤哲。
2.敢于批评朝政的祖伊、孔子。殷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创造了“炮烙”的酷刑。面对暴君酷刑，有“独立不惧”的祖伊，他敢于当面批评纣王失去了民心。在“苛政”面前，有“独立不惧”的孔子，一句“苛政猛于虎”的批评超过了无数篇廉价颂扬的文章。
3.敢于肯定自我价值的壤父。《纲鉴易知录·五帝纪》中记载了尧时代的壤父。壤父是一个农夫，尧进行民间私访时，有人歌颂尧治理天下的大德，一个老人一边做“击壤”的游戏一边说：“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之力何有我哉？”壤父认为，幸福安逸的生活，源于自然的恩赐与我自己的努力，这与尧帝没有什么关系。尧听了也没有生气，反而为老人敢于直言而宽慰。
4.《诗经》时代的人民敢于批评上帝。《诗经》中似乎有了具有人格意义的上帝。但上帝并没有绝对权威，因为《诗经》中有很多批评上帝、上天的诗篇。上帝有错误，人民都敢于批评，足可以证明早期中华民族独立不惧的精神。连上帝都敢于批评的人民，当然敢于批评昏庸的君王与无耻的贪官。
“独立不惧”的文化精神，理论上被董仲舒的“三纲”所毁坏，实际生活中被人的私欲所毁坏。《庄子》留下一个成语叫“舐痔结驷”，说是有人为了坐上漂亮的车子不惜用舌头去医治君王的痔疮。秦朝留下一个成语叫“指鹿为马”，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满朝文武都争先恐后地把鹿说成是马。在“舐痔结驷”与“指鹿为马”的成语里，再也无法看到“独立”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