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没发生爆炸，也没毒烟升起。我朝蕾切尔看了看。她什么也没说，但扬起了眉毛，就像老爸要说“Nu？”[22]时的模样。
我抓过信封，朝里面看了看。原来里边鼓鼓囊囊地装了一盘VHS[23]盒式磁带。我掏出来一看，是一盘耐用型录像带，超市和药店都有出售的那种。上面没有标记，正面与带脊也没有标签。我把信封倒转过来，想着可能会落下一张便条，结果什么也没有。
“究竟是什么内容呢？”
“放一下录像带嘛，”蕾切尔说。
“你倒说得好！谢谢你这么说。可谁会送给我一盘录像带呢？并且，为什么呀？”
“嘿……你可是个制片人哪。”
我是个为企业服务的制片人：拍一些产品介绍、员工培训录像、公司宣传之类的片子，但我现在并没有制作中的项目，也想不出以前的客户出于什么原因会送给我一盘带子。“谁会在那么晚送盘录像带来呢？再说了，那盘带子既然那么重要，干吗不亲自送到我手里呢？”
蕾切尔耸了耸肩：“还等什么呢，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紧抓着那盘带子。直觉告诉我，不能让她看那盘录像。假若是男艳星和一群野女的色情片可怎么得了？或是一颗我按下播放键后会立即爆炸的饵雷呢？我想不出会有谁不嫌麻烦居然这么做——我的仇敌主要是喜欢传播流言蜚语、背后说人坏话的那种——不过，近几年来，我也确实卷入过一些让人后怕的事情！
“妈妈耶……”女儿脸上现出不快的神色。
或许我反应过度了；家里没有男人，我保护家人的本能便一天比一天敏感。或许蕾切尔说得对，可能也没什么危险。我松了松紧握带子的手。“好吧。去把录像机打开。”
蕾切尔蹦跳着跑进家庭娱乐室，打开了录像机。我跟着走了进去，把录像带插进去，按了播放键。
大团雪花扫过屏幕，随后转为黑屏。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依然是黑屏，没有图像；足足看了一分钟，还是黑暗一片！蕾切尔按着遥控器，快进了几分钟——依然没有图像。
她皱了皱眉：“啥也没有！”
“恐怕就是个恶作剧。”
继续快进；你猜怎么着？还是什么也没有！不仅没有图像，连雪花都没有！
蕾切尔扔下遥控器，站了起来：“我不看，出去了；有情况就叫我。”随即朝楼梯走去。
我躺到沙发上，录像带依然在播放，我心不在焉地看着，纳闷怎么会有人给我一盘空白带子；正要把带子退出——突然，图像来了！
黑白的，但聚焦不准，也说不上有什么对比度。我按了暂停，调了调电视机的设置，再次播放录像带时，图像质量依然没什么改进。那是一个房间的广角镜头。从那些护墙板和地板砖来看，好像是某个人家的地下室，但又看到窗户边有光亮透进来，才意识到那不可能是在地下，或许是一个扩建的房间，只是房间内的家具仅有两把椅子和一张咖啡桌；通常，人们家里的陈设不会这么简单。
椅子上蜷缩着一个身影，但看不清是男是女。过了一会儿，那人站了起来，朝房间另一头快步走去。到了那边，开始摸索墙上的什么东西。画面亮了起来，这才看出那是个女人。但她动作急促，并且忽动忽停，就像查理·卓别林[24]在老式电影里摇摇摆摆、疾速走过的样子。
我正要暂停带子，好看清楚一点，那女人突然从电灯开关那里奔向对面墙壁上的一扇门那边——只有那面墙才没有护墙板，她抓住门把手扭了扭，但没打开；她垂下双肩。
我皱了皱眉。从拍摄角度看，摄像头肯定是安在天花板上的，要么就是天花板旁边，似乎是有人在家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这些年，确实有些父母安了那东西，好在自己上班时间里，让摄像头监视给在家照看孩子的保姆。于是我寻找着塞在角落里的婴儿玩具或是毯子，却没有发现有保姆或小宝宝的任何证据。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用摄像头记录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呢？
那女人的眼光突然向上盯向天花板，两边脸颊垂下的浓密头发与下巴齐平，但看不清五官。她突然斜靠到椅背上，脱下了外套。只见她身材苗条，穿了T恤衫和牛仔裤，双手抱住脑袋，随后突然抬起头。外面的门开了，两个男子急急忙忙走了进来。女人站起身。
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时，我惊得嘴巴大张：到底是某种恶搞，还是一个玩笑？如今人们可以在视频上搞出千奇百怪的名堂。我倒回录像带，改为慢进播放。这是买录像机时我作为制片人特许自己挑选的几个额外功能之一。这一次，我注意到黑屏那一段看起来并不均匀一致，而是时明时暗，似乎带子经过反复擦洗，或是新录像覆盖了原先的内容。
画面里的动作慢了下来，但图像依然忽动忽停。尽管如此，女人盯向摄像头的时候，我还是能看清她脸上的多处瘀伤；此外，她双肩低垂，说明她非常疲惫，眼神也很说明问题：恐怕并非玩笑！
那两个人突然闯进来时，女人从椅子上猛地站起来，似乎早就在等他们，可当他们靠近的时候，她摇摇晃晃地退回墙边。两人都戴着滑雪面罩，但硕大的体型和走路的步态表明，那是两个男子。两人逼近，她转过身去，一只胳膊盖在头上，随即冒出一股烟，她倒在了地上。有个深颜色的东西在她胸口扩散开来。
那两个男人匆匆忙忙从进来的那扇门逃走了。其中一个小心迈着右腿。女人孤零零地躺在地上，唯一在动的是她T恤衫上的污渍，犹如花瓣一样毫无声息地变大，直到黑屏。
我停止播放，做了几个深呼吸，好让自己定定神。一个活得好好的女人，瞬间就死了，似乎不像——或是让人以为——是个玩笑。比如说吧，要是有人打算篡改某个事实，图像质量会比这个好些。整天跟视频打交道的人都有复杂的软件和设备，不大可能制作这么一个模模糊糊的广角静态镜头场景——真叫人不寒而栗！
我看了看楼梯那边；谢天谢地，蕾切尔没有看到录像。她当然在电视上见过杀人场景，可这次并没有好莱坞那种虚饰，而是毫不含糊地夺走一条人命的血腥现场。假如一个孩子目睹了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对她说呢？
呼吸恢复正常后，我拉开遮阳窗帘。夜空晴朗，天气冷得出奇，邻居房屋的灯光在微风中闪烁，积雪的反光单调而怪异，把阴影一扫而光；树枝与灌木落光了叶子，心怀不轨者难以偷偷靠近。平心而论，与前几个月相比，现在还是安全多了。
尽管如此，我朝街区望去的时候，依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袭上脊梁。那盘带子是个警告吗？还是我应该提防的信号？可究竟为什么呢？要我提防什么？我向大卫和爸爸保证过，自己再也不会卷进冒险的事情里面去。
我已经决定做一个无可挑剔的郊区妈妈[25]：关爱家人，任何时候都要照顾到家里。然而今天，这事儿好像预示我无法做到。
我放下窗帘。
从录像机里取出带子，扳了上面的保护开关，防止带子内容被新录像覆盖。接着，我走向厨房，想给警方打电话。人还没走到，电话铃就响了。
家里有个半大孩子，就不用操心接电话的事情，电话从来都不是打给你的；所以，听到蕾切尔大声叫我，我非常意外。
“妈。是大卫。”
我跟大卫·林登的关系，直到现在都不太清楚该怎么对人说：“男友”？年龄太大了；“老伴”？年岁又不够；为人守旧，不能算作“情人”，否则就算不上“政治正确”[26]；可他又不仅仅是“志同道合的另一半”，而是我深爱的男人——可我差点儿失去了他。我在“夫妻之道”或“情侣之道”方面很不擅长——只要问问我的前夫就知道了。我和大卫相处也遇到一些问题，只是正在努力解决。不过，我有时感觉我们之间还有些距离，他似乎还有些纠结，拿不定是不是该彻底信任我。我也怪不得他，因为我自己还对他有疑虑呢。我走进厨房拿起了听筒。
“艾利，你好吗？”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录像带，想跟他讲讲这件事，但又怕惹他烦心，于是骗他说：“很好啊。”
他没注意到我在撒谎：“今天发生了一件我根本意想不到的事，”他说。
大卫虽说已经五十好几了，可有时还像个热情洋溢的男孩；这也正是他吸引我的诸多原因之一。我不觉看了看咖啡壶旁边那张他的照片；照片里，他一只手正插在那过早出现的白发里，那双蓝眼珠甚是明亮。“什么事？”
“我收到母亲老家一位女士写的一封信。”
“黑森林地区的？”
“就在弗莱堡[27]外面。”
大卫的母亲于30年代来到美国，当时才十几岁，是大屠杀[28]中全家唯一的幸存者；在美国遇到了大卫的父亲魏斯，魏斯却在战争结束后遇刺身亡。
七年后，她也死于一场车祸，因此大卫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寄养中度过的。成年后，他开始非常热心寻根；我们当初正是因为此事而认识，其过程迂回曲折而错综复杂。
“信中说她可能有我舅舅的消息。”
“莱尔的弟弟？”
“对啊！我无法相信，艾利，可她认为我舅舅可能还活着！”
我跌坐回沙发上：“可我还以为……”
“我母亲曾收到他最后的一封信，信里说他正努力筹划，一定要逃出来。当然啦，这些话是你父亲跟我讲的；应该是我母亲给他看了那封信。”
大卫的母亲来美国后，很快就和我父亲相遇并且成了密友——这是我们复杂的共同历史之一部分。事实上，开始那段时间，他们还不单单是一般的朋友，我确信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寻常关系是大卫如此亲近我们父女的原因之一。在他心里，我们就是mishpocha：家人。
“总之，这位女士，也就是弗里德里希夫人，说村里有一位男士收到一封匿名信，信里问的那些问题让他们觉得，寄信人无论是谁，肯定都在那里居住过。”
“匿名信？”
“是的。但有这么个关键问题：写信人问到戈特利布一家的情况，并且特别问了去美国的那个女孩。”
“啊呀，大卫。”我顿觉两只胳膊上起满了鸡皮疙瘩。
“我知道，”他顿了一下。“欧洲这会儿还是半夜，不过明天早上做其他事情之前，我要先给弗里德里希夫人打个电话。”
“她讲英语吗？”
“我听不懂的部分，银行里有个人会给我翻译。”
“你再跟我讲讲……你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
“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那边追溯母亲家族的情况，她帮了我不少忙；给我讲了有关我母亲及其家人的情况，都是我从没听说过的。我给了她一张名片，你知道的，万一她想起别的情况，就好联系我。”
“可那封信不是寄给她的？”
“的确不是，是寄给她的一位邻居的。我想让他们给我传真一份。”
“等一下。”我将听筒换到另一只耳朵。“有一个情况说不通啊。”
“什么？”
“你说那是封匿名信？”
“没错儿；怎么啦？”
“为什么会有人问一些问题——具体有关戈特利布一家的问题——却不留下自己的名字或是地址，好得到答复呢？”
“恐怕并非如此，可能是信上没有签名，但可能会有地址或是邮政信箱什么的。这也是我需要跟那个收信人通话的原因。”
“我猜也是这样。”我开始在厨房里来回踱步。“可为什么要匿名呢？尤其是如果那人曾在那里居住过的话？”
“我也不明白，艾利。”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焦躁。“可你意识到没有，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吗？我……我可能还有自己的亲人，而且还活着！几十年音信杳无之后！”
我真想告诉他不要贸然下结论。那只是一封信而已，况且还是匿名的，谁都可能写那封信！说实在的，那封信来自他舅舅——或是其他亲人——的可能性极为渺茫；可他饱含感情的声音告诉我，他满怀希望！我不便再说什么，只好闭上了嘴巴。
“听着，”他接着说。“我这可能是在想当然，这个我清楚；可要是我不是想当然呢？这是真的呢？艾利，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啊！”
我等他补充说，“除了遇到你。”可他没有说！
“那么，你在忙些什么呢？”他顿了一下，问道。
我唠叨着讲了那次午宴的事情。他听后问了一两句，但我听得出来，他并不真的感兴趣。
“我想她们可能是想让我给她们做个片子。”
“和你一起吃午餐的那几个女人？”
“她们那个组织自称为‘资渡会’。”我给他解释一下。
“给寄养家庭出来的青少年提供补贴住房？”
“显然，这个组织创办于加利福尼亚，现在已经向东发展。”
“我要是当时能得到这样的帮助就好了。”
“你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得也挺好嘛。”
“我过得很不容易。”他沉默了一会儿。“你知道，我在想这是不是一个征兆。”
“征兆？”
“你懂的，你帮助寄养青少年，我找到多年失散的舅舅。Mitzvah goreret mitzvah.”善有善报。
考虑到大卫的生活阅历，他还有如此虔诚的信仰总让我感到吃惊。当然，他并不是盲目遵从教条。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传统，他甚至研读了《塔木德经》[29]。犹太教并不指责那些不信上帝的人，甚至还鼓励我们不信教者假装信教；大卫的信仰如此坚定，使得我对上帝的怀疑显得很没有底气。
他说要是明天了解到更多情况，会给我来电话。我们挂了电话之后，我漫步走回家庭娱乐室。真庆幸，我没把录像带的事情告诉他。我期待着度过一个安静的冬天，钻进茧里，享受温暖舒适，没有危险，也没有麻烦、更没有恐惧的生活。确实，我应该立刻打电话给警方，让他们处理此事。
于是返身走回电话机，但刚走了一半路，我突然停了下来：假如录像带真的是个恶作剧呢？虽不能肯定，……但并非没有可能；要是把它交给警方，恐怕我会成为密西西比河东岸最大的笑话；假若并非恶作剧，确实发生了凶杀案呢？这盘录像带之所以送给我显然有其原因；要是交给了警方，我就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该案真相与个中缘由。
然而，这盘录像带是否会给我带来危险呢？住在北岸[30]让人颇有安全感，我搬到这里正是期待着享受这一带安详宁静的环境；因此，任何破坏这份安全感的行为——即便只是一段录像中的凶杀案——也会在我安宁生活的气泡上扎出一个小小的洞。常识告诉我，自己应该远离此事！于是我继续朝厨房走去，准备给警方打电话。
走到冰箱面前，我再次停下了脚步；这又不是我家里正躺着一具死尸，而是一盘录像带上的影像；那个影像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既不知摄于何时，也不知那女人何时遇害，还有可能是数月、甚至数年前录制的；如果是那样，就意味着凶手可能早就逃之夭夭！既然如此，我干吗要急火火地把带子交出去呢？
肯定是有人想让我看到这盘录像带。难道是那人信不过警方而想让我查明真相？这不就让我有了那么点义务感、责任感，叫我跟踪下去吗？我并非律师，但我知道谋杀案不存在法定时效。明智的做法可能是给带子做个备份。那我就明天上午到麦克的公司里去做个快速拷贝，然后再交给警方；这样我就能自己做出安排，细细琢磨是谁给我的带子，以及他为什么这么做，而不用理睬警方会怎么做了。
要是我想这么做的话。
当然啦，我还非常纠结是否决定这么做。
不过，好奇心可一直是驱使我暴露自己阿喀硫斯之踵[31]的东西。
于是我把带子装进了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