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朋和齐小云年龄都不大，一个二十三，一个二十二，但两人的爱情历史说来话长。
永和村小学开办于一九五零年，那时的入学年龄是八岁，而杨朋只有七岁，所以五一年才入学。齐小云比杨朋小一岁，本应五二年入学，但偏偏那年改了，改成了七岁可以入学，因此杨朋和齐小云同时上了小学一年级。
万事都有凑巧，杨朋父亲和小云的父亲因为有了那一段同修展览馆的经历，哥俩很要好，所以齐小云在入学的时候老齐头特别找了老杨头，说在你们村上学，照应一下小云。自那时起，杨朋便在放学的时候背着书包一边玩儿一边陪齐小云往南多走一段路，同时也说着那个年龄所特有的悄悄话儿。到了小学五六年级，杨朋十三四岁了，齐小云十二三岁了，懂得了害羞，杨朋便不再送齐小云。但也只有几天不送。
辛屯在永和村往南三里远，入永和村小学上学的也不只齐小云一个，但小云习惯了，没有了杨朋的陪伴，她提出了一个理由，说“害怕”。
杨朋说：“你怕什么？你们村不是还有别的同学吗？”
齐小云指指那山，说怕那山上的碉堡。
若干年了，两座碉堡巍然耸立，黑洞洞的枪眼仍然直直地对着山下的路人。杨朋说：“你和同学一块走就不害怕了。”
小云的嘴噘起来，脸也红了，气囔囔开始一个人走，但杨朋追上去，自此，杨朋在停止了几天以后又开始送小云了，一直陪她走过那两座碉堡，也有时不知不觉就到了辛屯村口。
后来两人一同考进了往北距永和村六里远的红山中学，于是同路去、同路回就成了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去的时候杨朋在村边等着小云，回来的时候杨朋走到村边并不往西拐，而是沿碉堡山下的那条路陪小云走下去。到了冬天，上学的时候天还黑，放学的时候天也快黑了，杨朋索性去、回都接她，去的时候两人在碉堡山下碰面，回的时候自然还是送过碉堡山。这时候杨朋想不陪不送都不行了，小云说“确实害怕，一从那山下过，那枪眼不瞪别人，光瞪着我！”实际小云已经离不开，杨朋也不再管什么碉堡不碉堡，实际他也离不开小云了。
班里的同学早已开始起哄，说咱们班长得最好的一对儿简直就是大春和喜儿；那时候同学们刚好看过《白毛女》，后来又说这女的简直就是七仙女下凡，男的就是董永，那时《天仙配》也刚刚在演。于是杨朋的脸红了，齐小云也脸红了，但他们也不敢去报告老师，因为他们心虚理亏。到后来两人索性谁也不作声，任别人怎么说，怎么起哄，反正我们心里有数，实际等于默认了。此时杨朋十七岁，齐小云十六岁，要说早恋，他们那才叫早恋。
杨朋的母亲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头一个和杨朋下面的一个都没有保住，只剩了杨朋和两个妹妹。杨朋父亲赶了一辈子马车，到五十多岁的时候身体不行了，由车把式降到了喂牲口的，说好听了叫饲养员，挣的却是最末等的工分。杨朋初中毕业了，父亲便对他说：“朋子，学上到这个地步也差不多了，咱家祖坟也没插那根蒿子，爸实在供不动你了。”
那一晩，杨朋哭了，哭得好伤心好伤心。
他有理想、有抱负，他喜欢上学，将来他想做个诗人，做个像郭小川、顾工、贺敬之那样的诗人。还有一样，他舍不得齐小云，他不上学，小云却在准备考高中了。
但又一仔细想，父亲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母亲身体也不好，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便是父亲所挣的那点工分，如果自己继续上学，两个妹妹中起码有一个肯定就不能上了，自己是头大的，又是儿子，家庭生活的重担他不挑谁挑？于是杨朋狠下心来没有再考高中，于当年暑假就回乡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齐小云是考上了高中的，她居然没有上，于暑假开学不久也回到生产队参加了劳动。为此，小云也找了理由，她的父亲在攀脚手架的时候把腿摔了，踝骨骨折，她要在家伺候父亲。
杨朋对小云的辍学很不高兴，说：“家里不是有你妈吗？再说你爸是工人，有保证，用你干什么？”
小云说：“我妈忙不过来。”
杨朋说：“你不是说不要紧的？只是踝骨伤了，非要两个人伺候吗？”
小云好半天不言语，最后她憋红了脸说：“你就不替我想想，我一个人天天路过那碉堡山就不害怕吗？”
闹了归齐，还是“害怕”。
毕业后转过年来便是一九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头一年。
自然灾害带来了物质的极度匮乏，但人们的精神相对富有，充满了乐观向上和艰苦奋斗的勇气。农村也一样，此时大量开展了文娱活动，二队的杨朋和七队的齐小云毫无疑问都成为了文娱活动的骨干分子，因为他们不但有文化，而且个儿是个儿，模样儿是模样儿，在学校里也都参加过许多文娱活动。
永和村在这方面也是很有基础的，解放初期村里就在区文化馆的帮助下成立了永和村剧团，那时候他们排演的全是评剧，例如《小女婿》、《二兰记》、《柳树井》等。当时永和大队的书记兼剧团团长周焕以及二队的党支部书记陈玉柱都先后来家里找杨朋了，他们看中了这个小家伙，想让他来演《小女婿》中的小女婿。那时杨朋正上小学三四年级，他答应了，父母也同意，于是杨朋去演了，居然演得很成功，所以杨朋并不发憷登台演节目。
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呵。但现在不同了，那时候主要是宣传婚姻法，现在则既要让大众开心，以消解和淡化物质紧缺所带来的郁闷和愁苦，同时又要保证达到一定程度的宣传和教育目的。所有这些已不是工作繁忙、又没多少文化的陈玉柱等人所能胜任的。
那一年入冬，从城里下来一批艺术学院的学生。他们一方面参加体力劳动，一方面体验生活，同时还有另一个任务，便是帮助农村开展业余文娱活动。
无疑这些学生都成了导演，在他们的策划或倡导下永和大队的青年们排了表演唱《逛新城》和歌剧《白毛女》片断。西藏《平叛》刚过不久，《逛新城》正流行，大喇叭里每天都在唱《逛新城》。歌剧《白毛女》呢，也正好配合了当前正在开展的忆苦思甜运动。但《白毛女》不可能排整出戏，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能力，只能截取杨白劳喝卤水、喜儿被黄世仁抢走以前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最有激情、最精彩，也最能说明问题。其次便是一些快板书和小合唱之类。艺术学院的学生导演在选择演员的时候是很费了一番周折的，他们经过几番目测几番考评，最终还是决定由杨朋扮演《逛新城》中的阿爸以及《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这一片段中有“大春哥”上场，但大春的戏不多，露一下面说几句台词就下了，否则大春哥非杨朋莫属。齐小云呢，不用说了，肯定是两个“女儿”，《逛新城》中的女儿以及《白毛女》中的喜儿，总之都是“女儿”。
杨朋和齐小云自各回各村参加劳动以后其实很少见面，他们再没有上学时候同去同回的机会了。现在又聚到一起排演节目，他们心中的喜悦、庆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他们彼此规避着，恪守着，不显山不露水，那样的紧张、忙碌的环境也不允许男女青年过度亲密，但永和村的父老乡亲看了，都说“这是多好的一对儿呵，怎么演了父亲和女儿呢！”
也有的说：“你听，爹呀爸的叫得多亲！”
也有的说：“你们的脑子老喽，梅兰芳还演女的呢！”
齐小云本生性温顺而腼腆，不爱出头露面，她和杨朋说过，在学校里她之所以愿意参加文娱活动全是因为能和杨朋在一起，可以同时回家，而不愿看到杨朋一个人回家或是碰到其他女同学一块儿回家。但真的排演起节目来她又真的很投入，越到后来越投入，以至于排演结束一起回家的时候小云经常半路走不动道儿，要蹲下歇一会儿才行。这次也是一样，小云就像一堆不易燃着的柴，但那柴芯里是含了油的，一旦燃烧起来，便熊熊然不可阻挡、不可收拾。她唱《逛新城》经常把嗓子唱哑，她和“阿爸”在拉萨街上游逛的时候鼻尖上总是闪着晶莹的汗珠。学生都放寒假了，他们就在永和村小学的教室里排，没有火，但如果不是杨朋几次大胆又强令阻拦，小云会真的把棉袄脱了。
杨朋每天都要用干布擦自己的肩膀，因为小云在哭“昨天黑夜爹爹回到家，心里有事不说话，天明倒在雪地里，爹爹、爹爹你为什么……”的时候，每次都把他的棉袄哭湿了一大片。
后来，艺术学院的学生导演实在看不下去，便带着同情又带着教训的口吻说：“齐小云，你怎么玩儿命地哭呵？艺术来源于生活，但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懂吗？你这样下去恐怕等不到演出身体就垮了！”
一九六一年的春节演出是成功的，大队党总支书记周焕亲自上台为他们颁了奖。
一九六二年春节他们又排演了新节目，也同样获得了成功。然而一九六三年的春节却突然冷清了下来，此一时彼一时，大凡出身欠佳的年轻人都自行退避了，领导们也没再提倡，于是那一年的春节和整个一个冬天就那么无声无息地过去。
如此，也苦了杨朋和齐小云，他们失去了一个冬季每天可以见面可以接触的有利条件。
杨朋想去找小云，但是去家里找还是去地里找？去家里，小云的父母还没见过他，他俩的事也还没和双方的父母说，杨朋想说，小云不让，她害羞，因为他们的年龄还小，杨朋才二十，小云才刚十九；去地里找更不行了，众目之下，一个男的去找女的，辛屯七队的人怎样议论？肯定说演节目演到一块儿去了。这话很不好听。再说起码还要歇上半天儿，歇工，杨朋是绝对舍不得的。
要不晚上去？也不行，收工后再吃完饭天就大黑了，即使见了面两人去哪儿？在街上徜徉？去野外溜达？或是找个没人的地方说悄悄话？若是被人撞见了怎么办？若是被家里的老人知道了，大黑天，你们俩在干什么？毕竟比不得小时候了，那时候没人在意一个小男孩儿和一个小女孩儿背着书包在一起。
豁出歇天工，去城里逛逛，什么样儿的悄悄话也可以说了，但要花钱，杨朋没钱，花小云的他不乐意。
后来的大队团总支书记刘忠志对团的活动抓得非常紧，但那活动大都局限于开会和学习，而实际的行动较少，比如像以前一样，种蓖麻、种向日葵，开十边儿地，突击草荒以及慰问军烈属等等。开会就是开会，小云和她的几个姐妹从辛屯来了，你怎样和小云单独接处呢？总之还不错，有了团员活动毕竟还可以很方便地见一面。
但是忽然有一天，杨朋和齐小云竟不约而同地在那碉堡山会到了一起。
那是初春的一个下午，杨朋收工以后挑着架筐拿着斧头去碉堡山上劈柴。碉堡山南端靠近了辛屯，那里有不少不知是永和村人还是辛屯人把树锯走了而留下来的树墩子，杨朋正劈着，忽听山下有哗啦哗啦搂柴火的声响，他不知是谁，但他肯定是个女的，因为男的一般不搂柴，而是劈柴或砍柴，女的又是谁呢？他忽然不知怎么就想到了齐小云！于是他扔下劈斧站到山边向下看，哈，果然是小云！
“哎！小云！你干吗？”
“我搂柴！杨朋！你干吗？”
“我劈树墩子。”
杨朋跑下山去，替小云背了背筐拿着筢子，两人回到山上。
在干枯的、尚未返绿的树木枝杈间，两人突然抱在了一起，小云呜的一声哭了，说：“你快想死我了……”
杨朋也要哭，说：“你也想死我了。”
小云说：“一个夏天，又一个冬天……”
杨朋说：“也不排节目了。”
小云说：“你也不去找我。”
杨朋说：“怎么找？去家里？还是去地里？”
小云不言语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想去找你，可是你在稻地……”
杨朋说：“别，千万别，稻地的人干活儿全好光身，嘴里也什么都说，最不适合女的去了。”
他们相拥了一会儿，但真正地说，谁也没碰谁。还不如演节目的时候，杨朋抚摸她的头，给她扎红头绳，小云也可以伏在杨朋身上，肆无忌惮地哭，后来杨朋说：“咱搂柴吧，不然一会儿天黑了。”
杨朋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气，他挥动劈斧，嘴里发出嗨嗨的声音，那粗矮的树墩便一片一片地被劈下来。小云在一旁负责捡，不多一会儿，架筐满了，小云的背筐也满了。
小云有些发愁，问：“我回家怎么说？这是劈柴，不是我搂的柴火。”
杨朋说：“你就说是我给你劈的。”
小云站定思忖。杨朋说：“那有什么？这正好是个当口，他们一问，你就索性把话挑明了！”
小云说：“我试着说过，我说演杨白劳的那个人怎么怎么好，可是我妈没看过，她嫌去你们村远，所以就不着耳朵听。”
杨朋说：“看过也没用，那是父女关系，谁也不往那方面想。”
小云又忽然想起什么来，神秘地说：“对了，杨朋，你头年送我的那条纱巾我还一直没戴呢……”
杨朋一拍手：“对呀，你一戴，他们肯定问，一问，你就说杨白劳！不就全明白啦？”
小云高兴地背起背筐，又问：“杨朋，那以后呢？”
杨朋说：“什么以后？”
小云说：“以后咱们俩还怎么见面？”
杨朋说：“依我看这地方挺好，咱们俩就经常到这儿来，你搂柴，我劈柴……到了夏天，没柴火了，咱再找别的理由到这儿来。”
杨朋把架筐放到山下，如上学的时候那样，把小云送到了辛屯村边。
小云背了一背筐劈柴回家天已擦黑，母亲没有问，第二天竟也没有问，隔了几天，母亲忽然问道：“你哪儿弄的劈柴呀？这东西耐烧。”
小云没好气地答道：“捡的！”
事情的最后“败漏”，还是由于那条纱巾。这纱巾也说来话长。
三年自然灾害，物质极度匮乏，那时候生产队每年都要有那么一两次“抓阄儿”，何谓抓阄儿？即有限的几样东西，在纸上写好了，然后按人数捻成纸团儿，大家来抓，你抓到什么是什么。于是有人抓了暖瓶，有人抓双袜子或几两毛线，也有的抓了个铁勺或饭盒，偶尔有那运气十分好的也能抓到大件儿，比如自行车或者二屉柜、三屉柜或毛衣毛裤之类。
三年来杨朋抓过三次。第一次，打开纸阄儿一看，上写“奶嘴一个”。杨朋觉得很好笑，没结婚，要个小孩儿奶嘴儿干什么？于是便送了人。第二次，打开纸阄儿一看，是个乳罩！杨朋更是哭笑不得，不过他手攥着纸阄儿犹豫了很久，他想送给小云，但又怕小云恼，也怕小云因害羞而不要这东西，最后还是送给了别人。
第三次运气好了，抓到了稀罕物，很实用，什么呢？是个铝锅。但杨朋依然手攥着纸阄儿犹豫了很久，他想让母亲把那铝锅买了，又想找个人把那铝锅换掉，换成小云需要，或者起码可以接受的东西。
杨朋终于找到了个人，那是个光棍汉，那光棍汉竟然抓了条漂亮的纱巾！杨朋喜出望外，于是铝锅归了他，杨朋要了那纱巾。在开月支的时候，杨朋特意扣了一元多钱，去供销社把纱巾买了来，晚上排演节目，他送给了齐小云。
那晚在送小云回家的路上，小云把纱巾戴上了，月光下，小云美若天仙，不，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更像个天使。
然而自那以后小云一直没有显露那纱巾，然而自碉堡山这次意外见面以后小云把纱巾戴上了。纱巾白底紫花儿，紫花中间又夾杂着点点红色，像红心，也像红星，也许是红色映衬的，已经二十岁的齐小云像山坡上刚刚绽开的桃花。
母亲当然注意到了，她上下打量女儿，打量的结果是问那纱巾哪儿来的？
小云说是抓阄儿抓来的。
母亲想了想，说不对，你一共抓了两次，一次抓了双袜子，第二次什么也没抓着。
小云说哎呀妈您别问了，是一个同学送的。
母亲开始追根寻底，问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凭什么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
小云终于说出了口：“就是演杨白劳的那个。”
母亲开始想，想了半天忽然悟道：“我说呢，前二年风言风语地传，说演爹的和演女儿的搞对象。”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老齐头也在家，他一旁搭腔说：“丫头，怎回事？谈对象了？”
小云的脸由粉红变成了辣椒红，说：“我妈瞎说呢。”
老齐头说：“可惜呀闺女，你说不了瞎话，看你这脸。”
小云母亲说：“就是演杨白劳的那个，没错！”
小云无形中等于把一切都承认了，她说：“演的时候，叫你们去看你们不去看！”
老齐头说：“你也甭管他演的什么，也甭管我们看不看，闺女，找时间带家来，让你爸一眼，也好替你把把关。”
七天以后，又是星期日，小云把杨朋带家来了。
老齐头坐在椅子上，杨朋站在他面前。老齐头左看右看，问道：“你贵姓？”
杨朋说：“姓杨，叫杨朋。”
“永和村的？”
杨朋回答说“是。”
老齐头说：“那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永和村有个赶大车的，姓杨，是你什么人？”
杨朋说：“是我爸。现在不赶车了，喂牲口。”
老齐头一拍大腿，叫道：“云她妈！这事就这么定了！”
这乃一九六四年春天的事。从此，老齐头和老杨头重新会面，又重新熟悉起来，两家也同时有了来往，只等经济条件再宽裕一些，孩子再大一点，也等杨朋家把房子重盖或翻修好了，便让他俩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