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丈夫下班回来之前，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突然听见客厅传来奇怪的声音。我停下手里的活侧耳倾听。声音又响了——是很难听的小提琴声。声音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停了。
当我终于来到客厅时，发现绪方先生正弯着腰坐在棋盘前。夕阳照射进来，尽管开着电风扇，屋里还是湿气很重。我把窗户开得更大些。
“你们昨晚没有把棋下完吗？”我走向他，问。
“没有。二郎说他累了。我猜这是他的诡计。你瞧，我在这里把他围住了。”
“这样啊。”
“他仰赖我现在的记性不好了。所以我在温习我的步子。”
“您真是厉害，爸爸。可是我想二郎不会这么狡猾的。”
“也许吧。我敢说现在你比我更了解他。”绪方先生继续研究棋盘，过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笑了笑。“你一定觉得很有趣吧。二郎在公司里辛苦工作，而我在家里等他下班回来和我下棋。我就像一个孩子在等爸爸回来。”
“哦，我宁愿您还是下棋的好。您刚才的琴声实在是太可怕了。”
“太没礼貌了。我还希望能感动你呢，悦子。”
小提琴放在旁边的地板上，已经放回盒子里了。绪方先生看着我打开盒子。
“我看见它放在那边的架子上，就擅自拿下来了。”他说。“别担心，悦子。我拿得很小心。”
“我看不一定。正如您说的，爸爸现在像个小孩子。”我拿起小提琴仔细检查。“只不过小孩子够不着那么高的架子。”
我把琴塞到下巴底下。绪方先生一直看着我。
“给我拉一首吧，”他说。“我肯定你拉得比我好。”
“那是肯定的。”我把琴重新放下，搁在一旁。“可是我好久没拉琴了。”
“你是说你都没有练习？太可惜了，悦子。你以前是那么喜欢这个乐器。”
“我想我以前是很喜欢。可现在很少碰了。”
“太不应该了，悦子。你以前是那么喜欢。我还记得以前你三更半夜拉琴，把全家都吵醒了。”
“把全家都吵醒了？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
“有，我记得。你刚来我们家住时。”绪方先生笑了笑。“别在意，悦子。我们都原谅你了。现在我想想，你以前最崇拜哪个作曲家来着？是门德尔松吗？”
“是真的吗？我把全家都吵醒了？”
“别在意，悦子。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给我拉一首门德尔松的吧。”
“可是你们干吗不阻止我？”
“只是刚开始的几个晚上。而且我们一点都不介意。”
我轻轻地拨了拨琴弦。音已经走调了。
“我那时肯定成了您的负担，”我静静地说。
“胡说。”
“可是家里其他人。他们肯定觉得我是个疯丫头。”
“他们才不会把你想得这么坏。毕竟最后你跟二郎结了婚。现在好了，悦子，别说这些了。给我拉一首吧。”
“我那时候像什么样子呢，爸爸？我像个疯子吗？”
“你被吓坏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大家都吓坏了，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现在，悦子，忘了这些事吧。我很抱歉提起这件事。”
我再次把琴放到下巴底下。
“啊，”他说，“门德尔松。”
我就这么把琴夹在下巴下。过了几秒钟，我放下琴，叹了口气，说：“我现在拉不出来。”
“对不起，悦子。”绪方先生说，声音变沉重了。“也许我不应该碰琴的。”
我抬起头来看他，笑着说：“瞧，小朋友现在知道错了。”
“我在架子上看见它，想起了以前的事。”
“我以后再拉给您听吧。我练习练习。”
他微微地鞠了一躬，眼里又露出了喜悦。
“我会记着你说过的话的，悦子。说不定你还可以教教我。”
“我不能什么都教您，爸爸。您还说您要学做菜。”
“啊对了。还有那个。”
“您下次来的时候我再拉给您听吧。”
“我会记着的，”他说。
那天晚上吃完饭，二郎和父亲坐下来下棋。我收拾完晚餐的东西，拿了些针线活坐下来。棋下到一半时，绪方先生说：
“我刚想到了什么。你不介意的话，我要重新走那步。”
“当然可以，”二郎说。
“可是这样对你很不公平。特别是现在我的形势比你有利。”
“没关系。请重新走那步吧。”
“你不介意？”
“一点儿也不。”
他们继续静静地下棋。
“二郎，”几分钟后绪方先生说，“我在想，信你写了吗？给松田重夫的信？”
我停下手里的针线，抬起头来。二郎还在专心地下棋，他走完那一步才答道：“重夫？哦，还没。我打算写的。但是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当然，我十分理解。我刚好想到这件事，没什么。”
“我最近实在是没时间。”
“当然。不急。我并不是要老缠着你。只是信早点写的好。他那篇文章已经登出来几个星期了。”
“是，当然。您说得很对。”
他们接着下棋。有好几分钟，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突然绪方先生说：
“你觉得他会是什么反应呢？”
“重夫？我不知道。我说过了，我现在跟他不熟。”
“你说他加入了共产党？”
“我说不准。我上次见到他时，他确实说支持共产党。”
“真遗憾。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日本发生了太多事情让年轻人动摇。”
“是的，的确。”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被什么思想啊、理论啊冲昏了头。不过他可能会收回前言并道歉的。及时地提醒个人的责任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你知道，我怀疑他都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在干什么。我想他写那篇文章时是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共产主义的书。他最后会收回前言的。”
“很可能。我最近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
“当然，当然。工作第一。别为这件事操心。现在，是不是轮到我了？”
他们接着下棋，很少说话。有一次，我听见绪方先生说：“你走的跟我想的一样。你要动动脑筋才能从那里突围。”
他们下了好一会，突然有敲门声。二郎抬起头来，给我递了个眼色。我放下针线，站了起来。
我打开门，看见两个男人笑嘻嘻地朝我鞠躬。那时已经很晚了，一开始我以为他们走错门了。可后来我认出他们是二郎的同事，就请他们进来。他们站在玄关自顾自地笑着。其中一个矮矮胖胖的，脸很红。另一个瘦一些，皮肤很白，像欧洲人的白；但是他好像也喝酒了，脸颊上露出粉色的斑。他们系着的领带都松了，外套挂在手上。
二郎见到他们很高兴，叫他们进去坐。可是他们只是站在玄关，笑个不停。
“啊，绪方，”白皮肤的那个对二郎说，“我们可能来的不是时候。”
“不会。不过你们在这附近做什么呢？”
“我们去看村崎的哥哥。其实，我们还没回家呢。”
“我们不敢回家，所以来打扰你，”胖胖的那个插进来说。“我们没有跟太太说我们要晚点回去。”
“真是混蛋，你们两个，”二郎说。“你们干吗不脱鞋进来呢？”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白皮肤的那个又说。“我看见你有客人。”他朝绪方先生笑了笑，鞠了一躬。
“这是我父亲，可是你们不进来我怎么介绍呢？”
客人终于脱了鞋，进来坐下。二郎把他们介绍给父亲，他们再次鞠躬，又笑了起来。
“你们是二郎公司的？”绪方先生问。
“是的，”矮矮胖胖的那个答道。“很荣幸，虽然他让我们很不好过。在办公室里我们叫你儿子‘法老’，因为他让我们像奴隶一样工作，自己却什么都不做。”
“胡说八道，”我丈夫说。
“是真的。他像苦役一样驱使我们，然后自己坐下来看报纸。”
绪方先生好像听得有点迷糊，但是看见其他人在笑，他也笑了笑。
“啊，这是什么？”白皮肤的那个指了指棋盘。“瞧，我就知道我们会打扰你们。”
“我们只是在下棋打发时间，”二郎说。
“接着下吧。别让我们这种混蛋打断你们下棋。”
“别傻了。有你们这样的笨蛋在旁边，我怎么能集中精神。”说着二郎把棋盘推到一边。有一两个棋子倒了，他看也不看就把它们摆正。“那么说，你们去看村崎的哥哥。悦子，给客人倒茶。”我丈夫说这句话之前，我已经往厨房走去了。可这时矮矮胖胖的那个突然拼命挥手。
“夫人，夫人，坐下。请坐下。我们一会儿就走。您请坐。”
“不麻烦，”我笑着说。
“不用，夫人，我求您”——他越说越大声——“正如您丈夫说的，我们只是两个混蛋。不用麻烦了，请坐下。”
我正想遵照他的意思，突然看见二郎生气地看了我一眼。
“至少喝杯茶再走，”我说。“一点儿也不麻烦。”
“既然坐下了，就多坐一会儿，”我丈夫对客人说。“反正我也想听听村崎的哥哥的事。他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疯疯癫癫的吗？”
“他的确是个怪人，”矮矮胖胖的那个笑着说。“今晚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你听说过他妻子的事吗？”
我欠了欠身，悄悄地到厨房去。我泡了茶，在盘子上放了几块那天早些时候做的蛋糕。我听见客厅传来笑声，我丈夫也在笑。其中一个客人又很大声地叫了他一次“法老”。我回到客厅时，二郎和他的客人们聊得正欢。矮矮胖胖的那个正在说一件趣闻，说一个内阁大臣遇见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我把蛋糕放在他们旁边，给他们倒了茶，然后在绪方先生身边坐下。二郎的朋友又开了几个政治家的玩笑，然后白皮肤的那个假装生气了，因为另一个说了一位他敬仰的人物的坏话。大家笑他，他板起脸来。
“对了，花田，”我丈夫对他说。“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听说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听说在上次选举时，你威胁你太太说要用高尔夫球棍打她，因为她不跟你选同样的人。”
“你听谁胡说的？”
“消息可靠的人说的。”
“没错，”矮矮胖胖的那个说。“还有，你太太打算报告警察说你政治胁迫。”
“胡说八道。再说，我没有高尔夫球棍了。我去年都卖掉了。”
“你还有一根七号铁杆，”矮矮胖胖的那个说。“上周在你家我看到过。你可能是用那个。”
“可是你不能说没有这事吧，花田？”二郎说。
“什么高尔夫球棍，都是胡说八道。”
“可是你没能让她照你说的做，这是真的吧。”
白皮肤的那个耸耸肩。“这个嘛，她要投给谁是她自己的权利。”
“那你为什么威胁她？”他的朋友问。
“我自然是在试着跟她讲道理。我太太投给吉田就因为他长得像她叔叔。女人就是这样。她们不懂政治。她们以为可以像选衣服那样选国家领导人。”
“所以你就用七号铁杆打她，”二郎说。
“是真的吗？”绪方先生问。从我把茶拿来到现在，他都没有说话。其他三人都不笑了，白皮肤的那个惊讶地看着绪方先生。
“没有。”他突然变得正经八百，微微鞠了一躬。“我没有真的打她。”
“不，不，”绪方先生说。“我是说你太太和你——你们真的投给不同的政党？”
“啊，是的。”他耸耸肩，然后苦笑了一下。“我能怎么办呢？”
“对不起。我不是要多管闲事。”绪方先生低低地鞠了一躬，白皮肤的那个回敬了一个。这一鞠好像成了信号，三个年轻人又开始说说笑笑起来。他们不谈政治了，聊起公司里的同事来。添茶时，我注意到虽然我端了不少蛋糕出来，但是已经快没了。我添完茶，回到绪方先生身旁坐下。
客人们待了一个小时左右。二郎送他们到门口，然后回来坐下，叹了口气。“晚了，”他说。“我得睡觉了。”
绪方先生正在研究棋盘。“我想有几个棋子摆错了，”他说。“我肯定马应该在这格，不是那格。”
“很可能。”
“那我把它放在这里了。同意吗？”
“好，好。我肯定您是对的。我们以后再把棋下完吧，爸爸。我得赶快睡觉了。”
“再走几步吧。我们很快就能下完了。”
“说真的，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太累了。”
“好吧。”
我把刚才做的针线活收起来，坐着等其他人去睡觉。可是二郎翻开一份报纸读了起来。他看见盘子里还有一块蛋糕，就若无其事地拿起来吃。过了一会儿，绪方先生说：
“我们还是现在把它下完吧。只差几步了。”
“爸爸，我现在真的很累了。我明天早上还得上班呢。”
“是的，好吧。”
二郎继续一面看报纸一面吃蛋糕。我看见有一些蛋糕屑掉在榻榻米上。绪方先生又盯着棋盘看了一会儿。
“太奇怪了，”他终于说道，“你朋友刚刚说的事。”
“哦？什么事？”二郎的眼睛没有离开报纸。
“他和他太太投票给不同的政党的事。几年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没错。”
“如今的事情都太奇怪了。不过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吧。”绪方先生叹了口气。“我们急着想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
“是的，确实不一定都好。”
“看看出了什么事。丈夫和妻子投票给不同的政党。再也不能在这些事上信任妻子，真是悲哀。”
二郎边看他的报纸边说：“是啊，太可惜了。”
“现在的妻子都忘了对家庭的忠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时高兴的话就把票投给另一个党。这事在现在的日本太典型了。人人借着民主的名义丢掉忠诚。”
二郎抬头看了他父亲一眼，很快又把目光移回报纸。“您说得很对，”他说。“不过当然了，美国人带来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
“美国人，他们从来就不理解日本人的处世之道。从来没有。他们的做法也许很适合美国人，可是在日本情况就不一样，很不一样。”绪方先生又叹了一口气。“纪律，忠诚，从前是这些东西把日本人团结在一起。也许听起来不太真实，可确实是这样的。人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对自己的家庭，对上级，对国家。可是现在人们不再讲这些了，而是讲什么民主。当一个人想自私自利时，想丢掉责任时，就说民主。”
“是的，您说得对。”二郎打了个哈欠，挠了挠侧脸。
“就拿我这一行来说吧。多年来，我们有一套自己精心建立并热爱的体系。美国人来了，不假思索地把这套体系废除了、粉碎掉。他们决定要把我们的学校变得像美国那样的，我们的孩子应该学美国孩子学的东西。而日本人对这些全都欢迎，大谈特谈什么民主”——他摇了摇头——“学校里很多好东西都被毁了。”
“是的，我想您说得很对。”二郎再次抬起头来。“不过当然了，旧的教育体系里也有一些缺点，其他体系也是。”
“二郎，你说什么？你在哪里看到的吗？”
“只是我的看法。”
“那是你在报纸上看到的吗？我这一辈子都在教育年轻人。后来我看着美国人把整个教育体系都给粉碎了。现在的学校太奇怪了，他们教给孩子的为人处世之道太奇怪了。而且很多东西都不教了。你知道吗？现在的孩子离开学校时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
“这确实令人遗憾。不过我也记得我上学时的一些怪事。比如说，我记得以前老师教过神是怎样创造日本的。我们这个民族是多么的神圣和至高无上。我们得把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下来。有些事情也许并不是什么损失。”
“可是二郎，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事情绝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们献身教育，确保优良的传统传承下去，确保孩子们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以前的日本有一种精神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想象一下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的。在学校里他学不到什么价值观——也许除了说他应该向生活索取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回到家里，他发现父母在打架，因为他母亲拒绝投票给他父亲支持的党。这是什么世道？”
“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现在，爸爸，请原谅，我得去睡觉了。”
“我们尽了全力，像远藤和我这样的人，我们尽全力教导这个国家。很多好东西都被毁了。”
“确实太遗憾了。”我丈夫站了起来。“对不起，爸爸，可是我得睡了。我明天还要忙一天呢。”
绪方先生抬头看着他的儿子，脸上有些惊讶。“啊，当然。我把你拖得这么晚真是太不应该了。”他微微地鞠了一躬。
“没有的事。我很抱歉我们不能接着聊，可是我真的得去睡了。”
“啊，当然。”
二郎向他父亲道了晚安，离开客厅。绪方先生盯着二郎走出去的那扇门看了好几秒钟，好像在等他儿子随时会回来。然后他转向我，表情很不安。
“我没注意到已经这么晚了，”他说。“我不是有意不让二郎睡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