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日寇向我们坐着的人扫视了一下，说“好好的”，便向西走去。在鬼子尚未走完，对面炕底下有一个劳工钻了出来，被后面的鬼子发现，便抡刀在其脖子上连砍几下。这个人四十来岁，穿一身紫花土布棉袍，当时没有被砍死，后来被警备班拖出去了。
鬼子走后，我们预备班的房子整个被警备班包围起来，并进来几个人在屋内监视。鬼子让我们都躺在炕上，不准出门大小便，更不准说话动弹。
到第二天天明，警备班才撤走。我走出屋子观看，见预备班西头的死尸房，放着七八具穿衣服的尸体。平时的死尸一抬到死尸房，当即把衣服扒下，死尸是赤条条地扔在那里。今天却都穿着衣服。我还看到警备班正从铁丝网底下拉死尸，被日寇屠杀的惨景目不忍睹。
在暴动后的两三天，院中立了三个木桩，上面挂着三个被日寇屠杀的劳工的人头，下面有个木板，上面用白纸写着布告。劳工训练所的教官召集我们小队这九十多个劳工到人头前训话：“……你们不要再办这些蠢事了，在这里跑是跑不出去的。”并用手指着三个用以示众的人头说：“这就是逃跑的结果。”
屠刀下的二十六个冤魂
——一个拉尸队员的回忆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南兵营发生暴动不久。天上飘着雪花，外边特别冷。下午五点，南兵营来电话说死了六七十人，我们拉尸队全体出动，赶着马车，拉着排子车进了南兵营。刚走进大门，日军就把我们挡住，不让往二门里面进，朱教官说：“站着别动，待会再进。”我们不知发生什么事，停下来往西边一看，原来日本人正在杀人。
在南兵营西北角，日军宿舍北边，西围墙东边，日军不知什么时候让人挖了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大坑，坑边的土高出地面一米多。大坑四周的土台上，跪着二十多个从背后反捆着手的战俘，听说都是前些日子暴动的参加者。日本人把他们关在地牢里，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一个个饿得连抬头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让他们跑他们也跑不了。周围站着一圈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一个高个日本胖军官，大约三十多岁，穿一身白军装，打着红皮裹腿，手里提着把东洋刀，沿着俘虏背后转；走到一个战俘身后，把东洋刀举起来，向右一抡，向左一劈，那个战俘的脑袋就被砍下来滚进沟里，接着身子往前一倾也栽进沟里。就这样，这个日本军官一刀砍一个，约半小时，围着沟转了一圈，接连杀了二十多人。看到这个场面，我们都惊呆了，又惋惜又担心，惋惜这么多同胞被敌人活活杀死，担心日本人让我们去拉这些血淋淋的尸体，把我们借的马车弄得血里呼拉，回去没法给主人交代。
后来敌人没让我们拉这些尸体，找人就地埋进事先挖的坑里。我们看见三个人用铁铲端了三个人头走过来。这时朱教官边走边骂：“日本人真狠，一下就杀咱们二十六个人。”当走到我们跟前说道：“今天你们都看见了，出去可不准乱说，当心你们的脑袋。”这才放我们进去拉尸体。等我们拉着尸体出来走到二门时，看见门口立了个一米多高的木桩，木桩上钉块木板，那三个人头用钉子钉在木板上。第二天，我们又去拉尸体时，看见人头下面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恐吓和警告战俘们的话。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日本人杀人，那情景让人可怕恶心。几天后还神魂不定，不久便大病一场，从此我就没再去南兵营拉尸体。事情过去五十年了，想起日本人的罪恶，真是可憎可恨，这段经历我一辈子也是不会忘的。
我们洗的人头
——一个统计员的回忆
1944年7月23日，我被送到南兵营预备班当劳工，十四天后调到干部班的统计股任统计员。12月24日晚上八九点钟，一部卫生科东头一排房子住的预备班四百余人发起暴动，直往二部里门冲，当冲到一部门口时被镇压。南兵营的日本兵开枪迎头射击，在一部门口南边当场打死四人，西边一人，靠门口北边沟边约有四五人，加上警备班用木棒打死的，大约共计十一人。直到十点钟，镇压平静后，日军和警备班到预备班清点人数，一看不是原数目，就到别的班搜查，搜出走错屋子的人都带到警备班看管起来。
第二天，劳工训练所和一四一七部队的日伪人员对暴动事情进行调查并研究了处理办法。早晨，我们听说，日本指导官岛田杀了十来个人。这时朱教官到办公室，要干部班来四个人，也不说干什么，只说“你们四个跟我走”。我们四个人出了里门后向西走不远，发现院子西北角日本兵宿舍后边、旧门卫西边有排死尸。当时我偷看了两眼，在西北角墙根南边躺着一排死尸，靠南边又有一排尸体，两边当中有一具尸体。
在这个时候也不敢直接看有多少死尸，只听朱教官说，你们四人，一人打水，其余三人每人洗个人头，洗好后将人头挂在一部门口。我们按着朱教官的吩咐，把三个砍下的人头洗净，捧到一、二部连通的门口，又让我们先把人头钉在板子上，然后再挂到三个木桩子上。挂好后，他们又让劳工协会的王会计在每个人头下面贴上张白纸，写着组织暴动领袖的姓名、籍贯、简历，这三个人名叫高清海、刘凤歧、张银锁。
后来，警备班一个助教到干部班办公室报的死人数，共计三十三人，除当场打死十一人外，二十二人是被杀害的。
我写的布告
——一个文书的回忆
1944年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干部班刚吃完晚饭，听见“轰”的一声，后来又听到枪响，知道是暴动了，我们谁也没去看。第二天早晨，日本兵、警卫班及教官们在院子里、病栋里共逮捕了四十多个人，把这些人带到日本人住处。听说日本人审讯了半天，把主谋的三个关了起来；把其余的三十多个，不管是带伤的还是不带伤的都关押在另外两间屋子里。第三天上午，石教官到调查室，叫我们把那三十人再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问了三个小时，问的结果，有的说见到别人跑他也跑；有的说是一个拿箱子先往外冲，说“跑啊”；有的说当时看见警卫班被打倒了，于是乱跑起来，跑到门岗不远，日军开了枪，于是人们又往回跑；有的受了伤，倒下不能动了，有的未受伤，怕枪弹打着也卧倒不动了；还有的因到厕所，被日本兵阻拦未能回宿舍，于是便躲在病栋里，结果被敌人逮捕了。
后来石教官到调查室，我们把调查情况向他报告了，他看了看被问的名单，扔到桌子上，便说算了吧。当时我们问他是否把这些人放了，他说再圈圈他们吧，压压他们的性子，接着他又说，“要放他们还得和日本人联络”。那三十个人仍被禁闭在那两间屋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