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集中营一栋大房子关押了六百多战俘劳工，因为人多，拉来的淡水只够做饭用，战俘劳工渴得嗓子冒烟，就到房外找积雪，到房檐下找冰锥子吃，有的人偷偷到海河边打苦咸的海水喝。一些脚冻烂爬不出去的，就挪到房间尽头的厕所里吃尿结成的冰，后来尿冰吃光了，只好趴在地上，等身体好的人撒尿时，哀求其往自己嘴里撒点尿喝，情景十分凄惨。
4 虐待和杀戮
集中营制定了苛刻的规章制度，如不许劳工议论国事，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东张西望，解手先报告，夜里睡觉要交衣服等。严格限制劳工起卧时间，白天只许坐着，晚间只准躺着。要坐如泥胎，躺如死人。
每天吃完晚饭后，劳工们都要脱光衣服交给看守，光着身子睡觉。人多房少时，让战俘劳工头脚颠倒，花插着躺，躺下后连身都无法翻。不经允许不准擅自坐起，睡觉不许蒙头，不许枕东西，不许说话，否则要遭毒打。每个牢房门口都有警备队把守，每两个小时，有两个持枪的鬼子兵进牢房巡逻查看一遍。关进来时间长的人身上长了虱子，难免抓挠解痒，这一动就会遭来一顿棍棒。天一亮就得起来，等着送衣来，穿上后就只许坐着不准躺下，更不许随便下地。上厕所须经允许才能出去。白天规定一次只许去三人，几百人的牢房，整天因上厕所排长队。一些拉肚子的病人等不及到厕所，就已拉在裤子里，或拉在牢房里，因而牢房内外到处都是粪便。
监视战俘劳工的警备队，人们称其为棒子队。每人手里拿一根五尺来长、茶碗口粗的三棱木棒，上涂黑漆，写着一个“劳”字，劳工叫它“吃人棍”。棒子队每天二十四小时监视着劳工，只要看见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棒子。
另外，日伪人员还以各种名目处罚整治战俘劳工。如：互打嘴巴，让两人面对面站着互打嘴巴，数目不定但要打得响，直到日伪人员认为开心为止；互骑互摔，让一人趴在地上，另一人骑在其背上，在地上来回爬行，到日伪人员认为满意时，示意爬的人猛然起身，把骑的人摔个四脚朝天，然后重新开始，常常把人摔得头破血流，晕头转向，好一阵起不来；闻尿缸臭味，夜间睡觉尿缸都抬进屋里，放在床头的走道上，日伪人员如发现谁违反了室内规定，常常让其趴在尿缸上闻臭味，直到熏得恶心呕吐为止。在难友趴在缸边被罚时，如有其他难友欲去便溺，见状回转时，棒子队就用棒子迫使其返回到缸边拉屎撒尿，故意污辱人。
污辱、虐待是轻的，日军士兵杀害劳工更是随意。1944年春天，郭趁新等一批从石家庄押来的劳工下车进院后，因秩序混乱，门岗的日军就向劳工人群射击，当场就打死七八个。一个回民战俘劳工，因为不愿去日本，被日伪人员一棍子打在头上，含冤而死。涞水县水碑村一个农民劳工，犯了烟瘾，找不到火，看到电灯有亮光，就用块棉花在电灯泡上点火吸烟，被警备队看见，报告给日本人，日本人说他想拧掉灯泡让劳工趁黑逃跑，结果被活活打死，还被吊在门口示众。
从塘沽转送日本的劳工，一般不劳动，只是集中等船而已。由塘沽集中营训练输送的劳工有时参加一些劳动，有的先到附近参加一些军事工程的土工作业，有的先送到大沽盐田劳动一段，然后送塘沽集中营训练编队。劳工不外出劳动，平时也不让走出牢房，白天只能在屋里坐着。每天有一次放风，就是在太阳快落山、饭后交衣服之前，全体劳工被赶出牢房，在营中空地上列队点名，有十几分钟时间，劳工可以在外透透风，换口气。而对不能走出去站队点名的，则被清理出来，抬到安置重病号的四号牢房。
由于生活条件恶劣，战俘劳工患病的很多。有的人因吃糠窝窝头，喝不上水，吃不上菜，上火生病，大便干燥拉血。有的因饭生水凉，患肠胃病拉肚子。战俘劳工患了病被送进病号房，就等于进了鬼门关，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在这里既无医，也无药，唯一优待，就是不再受棒子队监视。病人本来发烧，不能行动，加上屋内臭气熏天、饥饿寒冷，健康人待在里面都会病倒，而重病人只能躺在床上等死。战俘劳工牟翰章曾偷偷接近四号牢房，看到的情景使他终身难忘。无数皮包骨头的劳工躺在床上哀号，有的发高烧说胡话，有的捧着肚子缩成一团呻吟，有的闭着眼睛张着嘴在倒气，有的奄奄一息无力再动，绿头苍蝇在周围嗡嗡乱飞，眼缝里、鼻孔里尽是白卵，惨状目不忍睹。如果被怀疑是霍乱等传染病，一息尚存就被用席子卷了拉出去活埋。一次，一个劳工喊肚子疼，找日本医生来治疗，日本医生看了看，给打了一针，本来身体挺结实的劳工立即就死了。
曾在三菱美呗矿业所勤劳课任职的西村武夫，曾对塘沽收容所的劳工状况有一段回忆：
昭和十九年（1944年）八月，我受三菱矿业所之命，去了北京，目的是接收中国人劳务者。在塘沽的北炮台有一个很大的收容所，收容有两千人左右。一打听被收容的情况，几乎全是商人与老百姓，他们全是连什么理由都不清楚便被收容来了。收容所是一个粗食、肮脏，充满了疾病和死亡的黑暗地方，中国人的饮水是远从塘沽运来的，所以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两大杯。死在收容所里的中国人每天都有，通常是用草席一卷就丢进附近的一个一尺多深的浅坑里，第二天，就成为野狗的食物了。十月上旬，他们被绑着双手装进船舱，他们望着逐渐远去的故乡，面对着生死未知的前途，绝望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挂在他们的脸上，这种景象至今仍然使我难忘。他们到达大阪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以及拿着棍棒的管理员，炼狱的大门是为他们开着的，我就这样地带着三百多名中国人回到了日本。
5 反抗、暴动、逃亡
集中营是战俘劳工的地狱，他们看到病死难友的悲惨命运，想想将来若被送到日本更不会有好结果。一些人不甘心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为了求得生存，便进行反抗。逃跑被抓回来的，有的被砍掉胳臂，有的被捆在电杆上示众，有的打死后又被扔进海河。但战俘劳工反抗斗争、暴动逃跑，几乎不断。
一次，两名劳工被两个伪警察押着到河边挑水时，一名劳工趁伪警察不备，跳到河里想逃跑，结果被日本人抓住活活打死。一个青年逃跑被抓回来，日本兵将他衣服剥光，捆在木桩上，身上涂满沥青，两眼染成红色，在烈日下暴晒。青年怒骂日军，半天工夫便被折磨而死。通县农民尹兰亭、尹凤才兄弟被抓入集中营后，不甘心等死，秘密组织逃跑，被汉奸告密，尹凤才被活活打死。愤怒的劳工在尹兰亭带领下齐心行动，一部分人逃了出去，但不少人牺牲。
战俘劳工有时也给汉奸一点苦头，教训一下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的管理人员。1943年10月，日军从北平监狱强掳了一百二十四名所谓的政治犯到日本当劳工，有的政治犯在监狱带镣住了两三年，到塘沽集中营后又受日军和警备队的欺侮。一个姓金的警备班长几次殴打劳工，劳工们早就想整治一下这个汉奸，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这天劳工列队上船去日本，轮船已经启动，并拉了两声汽笛，劳工徐福山故意走在最后，等他看到劳工都已上船，押送的日军也整队回去，警备队员正忙着撤跳板时，便跳到一块还没有撤的跳板上，把一个小包伸手朝岸上姓金的警备班长一举，说：“来！把这些东西送给你。”姓金的提着大木棍来接小包，徐福山猛地一下夺过棍子，朝姓金的头上砸去，把这个汉奸打得滚在地上。徐福山乘势跳到船上，钻进人群。船开动了，人群中响起一片掌声。
类似惩治汉奸的事还有，但更多的情况是暴动逃跑，而最终结果都是遭到镇压。1943年秋冬，集中营刚建立时就发生过一次暴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牢房的几百名战俘劳工，趁着风大雨急，打死两名看守，冲了出去。霎时间，枪声大作，警笛长鸣，所有的电网都通了电。逃出牢门的战俘劳工在倾盆大雨中赤身裸体地扑在电网上，一片片地倒下；中了枪弹的战俘劳工惨叫着，雨水冲着血水在地下流淌。日军端着刺刀，把其他房间的战俘劳工全部赶出来，让他们赤条条地跪在地上。雨一直在下着，战俘劳工们冻得浑身发抖。日军把几个没有逃离的战俘劳工押回来，捆绑在电网的立柱上，一个日本军官手提东洋刀，突然一声号叫，屠杀开始了。端着刺刀的日本兵也向着被捆的战俘劳工刺去，只见血柱四射，劳工们转瞬倒下。这些身无片衣、手无寸铁的战俘劳工就这样被残杀了。事后，日军又逼着其他战俘劳工把尸体投入海河。
此后暴动又发生多次。一个风雨之夜，一个牢房的木板墙被刮倒，劳工们趁势冲破电网，向公路猛跑，日军开枪打死十九人，尸体被拉回院子里示众。一批八路军被俘人员组织逃跑，被日军射死数十人，负伤被捉回的十名战俘劳工竟被绑在电网上活活电死。一次，一批战俘劳工被押往日本，上船时，突然人群中一声喊叫：“快跑啊！”随着喊声战俘劳工们迅速跳进海河。这时，敌人刀枪齐施，向着手无寸铁的战俘劳工猛砍猛刺，雨点般的子弹对着海河猛射。霎时，船板、河水被鲜血染红一片，战俘劳工死的死，伤的伤，惨不忍睹。
血的教训使战俘劳工们认识到盲目行动难以胜利，于是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行动。仅1944年3月、6月、10月、12月便接连发生了四次战俘劳工暴动，比较成功的是1944年6月由刘建民、范自强领导的暴动。
1944年6月中旬，一批战俘劳工被送进塘沽集中营，其中有河北省南皮县三区区长刘建民及其警卫员王俊峰和山东省庆云县板打营区青救会干事范自强。在入集中营前的火车上，他们就约定一块逃跑，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进集中营后，刘、范、王同一百多名战俘劳工关在一间大木房子里。日本方面本来想把他们尽快送走，但因轮船误期被耽搁下来，刘、范、王等人便商议逃离虎口的办法。他们认为，自己是党的干部，要走不能丢下自己的同志和老乡不管。要想逃跑成功，就要组织大暴动。他们统一了思想，又商量了几条办法：第一，向大家宣传目前的严重情况，说明逃则生，等则亡，要活命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暴动逃跑。第二，把自己熟悉的人凑在一起，推出代表，以便有事商量和联系。第三，行动时要听从统一指挥，以免打草惊蛇出乱子。接着他们借上厕所或敌岗哨不注意之机，把这几条办法分头向接近的人宣传。群众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怒火顿时在集中营燃起。
为了取得暴动胜利，他们在组织发动的同时，还对集中营周围的地理环境和逃走的路线进行了调查，确定了逃跑的路线。
敌人害怕劳工逃跑，夜里不准屋里关灯，不准将门关死。计划逃跑的这天深夜十二点，敌人换岗时，发现换上岗的是短枪队的，因短枪子弹多，杀伤力大，范自强急忙向刘建民汇报。刘建民立即决定当夜停止行动。
第二天，因为大家不知何故，群众情绪有些不稳，有的认为组织领导者胆小退缩，有的散布泄气话。针对这种情况，刘建民又分别给几个领头的讲明原因，鼓励大家不要泄气，群众情绪才逐渐安定下来。为了一鼓作气使暴动成功，他们决定当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行动，让大家做好充分准备。
夜深了，战俘劳工们都“睡”在床上，屋里屋外很静。刘建民、范自强等强烈地意识到：上百人的生命都寄希望于这次行动，成功了大部分人都将逃出地狱，稍有疏忽则损失惨重。十二点已过，敌人的长枪队上岗查哨，刘、范二人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立即行动。范自强当即发出三声咳嗽。一位天津的难友立即把灯打灭，劳工们一声怒吼，靠窗的破窗走，靠门的破门走，分头冲了出去。负责收拾岗哨的人行动敏捷，岗哨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蒙了，有的被缴械，有的躲在一边。其他敌人不知发生什么情况，一时也摸不着头脑。战俘劳工们像脱缰的野马，不顾一切地向外冲。其他牢房的战俘劳工听到喊声也跟着往外冲，黑压压的人群向西北面的电网冲去。
当人群冲到木板房和电网的半路上，敌人忽然开了枪，雨点似的子弹朝人群打来，冲到半路上的人受到阻击又往回退。这时王俊峰和范自强正架着刘建民从后面赶上来，刘建民一见返回来的人群，急忙对范自强说：“不要管我，你们一定要带领大伙冲出去，只能进不能退，稍一迟疑就一个也冲不出去了！快！快冲出去！”范自强眼含热泪一声呼喊：“大家不要怕，跟我们冲出去！”听到喊声，往回跑的人又掉头往外冲。大伙顶着敌人的子弹一口气冲到敌人的电网前，用木板将电网打开一个大豁口，又把木板铺在电网上，一个个滚过壕沟冲出了电网，向西向北分散跑开。当众人冲出去之后，敌人也追了出去，集中营里反倒一度呈现沉静。刘建民趁机爬过电网，顺着一条土沟爬出去，在路上遇到一位参加暴动的难友，两人互相搀扶着绕过盐滩，走到河北三河县，找到了党组织。据后来调查，这次战俘劳工暴动被敌人打死七人，逃出一百一十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