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在1945年1月被押进塘沽集中营时，当时集中营关押着近千名待运劳工。他们一进集中营，就全部换上了劳工服装，接着又拍照片，检查身体，办理“出国”手续。听说要去日本北海道煤矿，人们顿时如坠入万丈深渊，呼天喊地痛不欲生的，绝食觅死的皆有，不几天就病倒了多人。到身体检查时，一个奇怪现象出现了，十多个本来壮壮实实的小伙子，突然成了残疾人，胳臂耷拉着，抬也抬不起，动也动不了。几个日本医生，望着条条残臂，“咿咿啊啊”咕噜了老半天，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摇摇头，取消了他们的出国资格。接着，在体检的行列里，又出现了十几个生殖器溃烂的花柳病患者，看了着实让人恶心。日本医生连声“八嘎！八嘎！”骂着把他们推出了体检行列。事后才知道，他们都是为了逃脱去日本的厄运，而残忍地自残身体。劳工中有一个祖传正骨术的土中医，体检前他偷偷给那几个人把胳臂搞得脱了臼，很疼痛，但不红肿，就像多年旧残疾一样。体检完了，他又给一条条“断臂”复了位。而那几个花柳病患者更是假造的，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在体检前几天硬是忍着剧痛，用砖头木棍之类的东西，将生殖器砸破。到体检时已经溃疡得血肉模糊，瞒过了日本医生的眼睛。
本来日本有一条专运劳工的船，每星期从塘沽到下关一个往返，每次运千余名劳工去日本。据说上趟船在途中被美国飞机炸沉，满船劳工葬身大海了。塘沽航线一时不能恢复，他们也被滞留下来。可是，日本***对这群没用的劳工更加疯狂虐待，一切行动都受到严格限制，动辄棍棒交加，食物越来越少越坏，闹病的却越来越多，有的还不容得咽气就给拉出去活埋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死了两百多个人。劳工们不堪忍受这非人的待遇，连续发动了两次集体越狱暴动，由于组织得不好，敌人监视严密，只逃出少数人。一些被抓回来的，有的被扒光衣服，泼上凉水，在海河岸上去冻着，冻得通身冰凌而死去；有的被乱棍打得半死，被拉到葬人场喂了野狗。
三月间，他们被装进火车，从塘沽押往青岛，出集中营不远，看见了路边一片盐碱滩上的乱葬岗。天上盘旋着上百只乌鸦，地上群集着几十条野狗。由于这些野狗长年吃死人，列车经过时，竟然红着眼发疯地向列车扑来，号叫着追出好远。
列车行经杨柳青、泊头，发生了两次十多人跳车逃跑事件。可是刚跳下几个，押车的日军就拉了紧急制动阀，追下车去一阵乒乒乓乓射击，几个跳下车的战俘劳工死于非命。为了防止跳车事件再次发生，在德州车站换了闷罐车，而且从此断水断食。过了两天三昼夜，到青岛下车时，又有一批难友死于气闷和饥渴的折磨。
陈平这批战俘下火车后，被押进了第一劳工训练所，当时那里已关押着四五百名劳工。陈平回忆道，塘沽集中营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而青岛的集中营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有些劳工因体检不合格未能去日本，又不肯释放，就长年押在那里做活死人。乍一见了，吓得陈平不敢看他们，个个已成了包着皮的活骷髅，周身长满了疥疮，连脸上头上都是，头发都被疥疮的脓血糊成了一团团的茸球球。这些形销骨立的活骷髅，满院里幽灵般地游荡，见了他们这些新来的难友，就晃晃荡荡地奔上来搭话。可是，他们早已不会讲话了，只是瞪着突出很大的眼睛，伸着干树棍似的脖子，嘶嘶地叫了几声，像濒死小猫的“咪咪”叫声。
在塘沽集中营里吃的杂合面窝窝头，是用豆饼、苦橡子和粗劣的高粱混合磨制的，总算还有粮食成分在内；而青岛集中营的饽饽里，有不少木棍、草屑、纸片之类的垃圾，很难下咽，怎么也吃不出粮食味来，哪怕是霉烂的。后来，在日本人押着他们去外边做工的路上，陈平把一块窝窝头扔给了路边的一条狗。这条连屎都吃的狗，却嗅了嗅那块饽饽扭头走开了。
当时已春季，是青岛市缺水的季节，集中营在高冈上，自来水管早已干了。每天只是伪警押着几个劳工出去用一个小水罐拉一次水，每人连半小碗也难喝到。陈平深深感到干渴比挨饿还要难受的滋味，五脏六腑里一阵阵就像起了火，烧得周身发干，七窍生烟。很多难友发疯地躁跳。
塘沽集中营是在海河入海的滩头，空场很大，空气还算新鲜。而青岛劳工集中营，是一个不大的院落，上千名劳工拥挤在一座阴暗潮湿的仓房里，上下两层通铺，劳工们头抵头、脚抵脚地睡在一起，翻翻身都很困难。仓房一端隔开两段，一段住危重病人，一段存放尸体。
春季是发病季节，瘟神降临到这座魔窟里，很快流行起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得了病的人，周身滚烫，瞳孔散开，大小便失禁，呕吐不止，先从手掌和前胸各部出现红斑，继而深红，继而变紫，多则十几天，少则两三天，人就死了。传播这种疾病的主要是跳蚤，集中营里的跳蚤多得吓人。一次，陈平和两个难友去关押危重病人的阴暗角落搬一具劳工尸体送往停尸房，出来时只觉得两腿奇痒难耐，忙到光亮处一看，吓得他大叫一声，跳了老高。原来数不清的跳蚤黑麻麻爬满了双腿，个头足有小高粱粒那么大，因吃得太饱，已经跳不起来。
幸运的是，陈平和一个熟悉青岛情况的难友，利用外出劳动的机会，逃出了集中营，回到了根据地。在担任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时，陈平和日本学者姬田光义合作调查整理出日军侵华罪行——《长城线上的千里无人区》，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日军强掳劳工的罪行。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我经历过战争，见到过***血腥屠杀的现场，还赶上了唐山大地震，但都没能使我像在劳工集中营那段生活那样，什么时候想起来，周身每根神经都战栗。那群癞皮包着的活骷髅，那一双双瞳孔散开绝望的至死也不闭合的眼睛，那块连狗也不吃的食物，特别是那爬得满腿黑麻麻的跳蚤群，几十年来竟然一次又一次的入梦，把我从噩梦中惊醒，依稀中，那黑压压的跳蚤群，变成了重重的强盗队阵，遍布了祖国大地……”
11 传染病隔离院
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许多战俘劳工罹患疾病。但训练所日本管理人员又以经费少，无钱买药为由，拒不给予治疗，导致战俘劳工大量死亡。云南路有个人力车夫叫李兴玉，就是专门从集中营往外拉尸体的。劳工尸体蓬头赤足，衣不遮体，极为悲惨。担心传染病流行，完不成日本要求的劳工输送任务，集中营当局在劳工训练所外成立了一个传染病隔离院。名为隔离治疗，实际不医不药。据原劳工训练所医生王培易揭发：“劳工训练所曾发生了癍疹伤寒和回归热两次传染病，死亡约五六百人。”
原伪青岛特别市政府劳动局劳工科科员栾嗣修，在1945年5月，关于“办理劳工协会收容各省、县供出过青劳工之一部罹灾病者经过报告”中记载：
本年3月，该协会（指劳工协会）除数日间已病死三百余名外，计现场收容人数八十六名，罹灾者（即患病者）尚有三百三十七名。沉重者两百名已送传染病院，轻病者七十三名当即督率各医分别诊察……查出五十名较重者饬令送院，经研究病源，多系缺乏饮食所致。
传染病院仅以监视与大部工人隔离性质之收容，并无任何救治设备，又值本市水荒及缺乏西药、饮食、医疗，该协会与医院均难施行，致逾数百罹灾者焦头烂额，奄奄待毙，怨气冲天，令人目不忍睹。
因为日本当局并不真心给劳工治病，只不过是为防止丧失更多的为其卖命的劳动力而已，所以传染病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劳工收容场所，也可以说是集中营的一部分。
从到传染病院帮忙的劳工协会职员1945年3至4月所作的“日报”，不难看到战俘劳工患病后的遭遇：
因饮食不足，每日只二餐，早晨每人小米粥二碗，午饭及晚饭（合为一餐）四人分棒面窝头一个……且无饮料，致彼等因饥渴成疾者较近日为多。
彼等俱系由“劳工协会”送交，在未送来前曾在该会数日缺食，此亦致病原因之一。
3月29日正午，由专拉埋死亡者李某以大车拉死者十人（三日内死亡数）由院里经过，……唯头臂半露草席以外，殊碍观瞻。
曾因锅灶不敷使用，数次向“劳协”负责人要求添设，彼总是理也不理。
劳工患病者太多，皆因睡洋灰地所致，请小野先生买稻草铺地，不允。
小野先生数次叫厨房熬面粥要薄些。
查各病舍空气污浊，不宜病人。
小野先生将职员呼至说：“你们是来帮忙的，不要多说话，……现在劳工很享福，你们可以回去了。什么市长、科长，我不知道，我叫你们回去就得回去。”
患病劳工的生活条件如此恶劣，而日本管理人员却说“现在劳工很享福”，可见日本管理人员的心有多黑，心有多狠。
日报最后记道：
由3月22日至本月（即4月）25日，累计收容病工三百五十七名，经救治而出院者一百八十六名，死亡五十七名，潜逃六名，现下住院一百〇八名。
也就是说，这批劳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虽经市政府所派医生诊疗和转送传染病院治疗，还是死亡了近四百人，占这批劳工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解放后，曾在青岛市新疆路挖出数十箱尸骨，还只是死亡战俘劳工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当年战俘劳工在青岛集中营遭受虐待残害的情况是多么触目惊心。
12 此起彼伏的暴动
从日军开始征抓战俘劳工之日起，青岛劳工的自发斗争就没有停止。有的对集中营设施进行破坏，有的在外出劳动时对敌人的劳动工具和设备进行破坏。逃跑事件也时有发生。有的乘骤雨之际，将院内旗杆铁绳折断，拴在围墙垛口上，顺墙而下；有的乘看守不备，将场内木窗毁坏潜逃；有的外出劳动，趁工场、车站人迹纷乱溜走；有的在山林里躲藏，使得日伪军警搜寻无果。
其中规模较大的逃跑发生在1944年8月。日军从青岛附近各县抓来大批劳工，准备押往日本。临行前，劳工们被押赴大港六号码头卸食盐，尽管他们受到严密监视，但每天仍有很多人逃跑。据统计，自10日至15日，共有八十五名劳工逃跑；19日至25日，七天之内又有四百零五人逃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竟有这么多劳工逃跑，使日伪当局大为恼火，于是一再饬令对劳工逃跑要“严加防范”。
而逃跑人数最多的是举行暴动逃跑。自1944年10月至1945年3月，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曾发生过四次暴动。其中，1945年2月的劳工暴动规模最大。
2月26日晚，严冬未过，寒气袭人，日本人却不发棉被，只命令战俘劳工将其脱下的旧衣服及旧被褥都堆放在院内，穿着现发服装睡觉，而且借口没水，不给战俘劳工做晚饭。关押在铁山路八十五号的战俘劳工饥寒交迫，忍无可忍，至凌晨两点奋起暴动。战俘劳工们拆下窗子上的铁条，捡起院内的砖石，蜂拥冲向训练所大门。战俘劳工们用砖石铁棍击打值班的伪警，值班的六名伪警见势不妙，即开枪射击，然而战俘劳工们不惧枪弹威胁，挺身夺过伪警的枪支，势必夺门而出。训练所的日本职员闻讯也赶来开枪镇压，但战俘劳工全然不顾，在一番搏斗后，终于砸开训练所铁门冲了出去。暴动中，三名伪警被劳工打伤，一名劳工被打死，数人被打伤，仍有一百一十四名战俘劳工砸开铁门逃走。日伪当局立即派出大批宪兵和警察，分别在市区各处搜索追捕，两名劳工在日伪军警追捕时被打死，八名劳工被抓回，重新落入魔掌，其他一百零四人胜利逃出。
青岛第二劳工训练所也进行过多次暴动，最大的一次暴动发生在1945年1月。1月13日，二百八十多名战俘劳工由第一劳工训练所转到第二劳工训练所，16日晚上八时五十分，这批劳工团结一致，奋起暴动。他们用石块投向日伪警卫，伪警鸣枪镇压。因战俘劳工人多势众，将汇泉体育场南铁门砸坏冲出，有的则翻越围墙逃走。日伪军警开枪镇压，打死劳工二十四人，打伤多人。日军桐部队以及宪兵警察，当晚便分头出动，缉捕逃跑劳工。除了未跑出和受伤者十七名，以及被日伪军抓回来二十名外，其他二百四十余名战俘劳工逃出了魔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