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还是不杀？
在军士的一片抱怨声中，粮官王垕的小命就这样在曹操的脑袋里掂量来掂量去。
此前，王垕按照曹操的吩咐，用小斛分发军粮，果然引起了军士们的愤怒。这些在前线浴血奋战，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士兵，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军粮或军饷被克扣。曹操暗中派人了解了情况，就悄悄把王垕叫了过来。
曹操一脸严肃地对王垕说：“我想问你借一样东西，来安抚军心。你的妻儿老小我会善待抚养，你不用太过担心。”
王垕心中一凉，战战兢兢地问道：“丞相要借什么东西？”
曹操说：“我要借你的项上人头。”
王垕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跪倒在地，说：“丞相，我没有罪啊。”王垕的潜台词是：“用小斛分发军粮是你自己吩咐的啊，我只是照办而已。况且，我还提醒过你军士会抱怨的，为什么要砍我的头呢？
曹操有点沉重地说：“我知道你没有罪。但是如果不杀你，三十万军心就要哗变了。”
王垕还想争取活命，但曹操心意已决，不容他多说，挥手示意刀斧手将其推出门外，立即斩首，并将首级悬在旗杆上示众。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纸榜文，上面写着王垕的罪状：“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因此斩之。”
王垕的脑袋果然如曹操所料，转移了众军士的注意力。既然罪魁祸首已经伏法，大家还能有什么怨言呢？
王垕是一只不折不扣的替罪羊。
替罪羊一说起源于古老的希伯来人的一种习俗。在他们的赎罪日，一位神职人员将手放在一只山羊的头上，嘴上念叨着人们的罪过，这样做便象征性地将邪恶与罪过从人的身上转移到山羊的身上了。随后，这只羊就被放到野外，从而整个社区的罪恶也就被洗去了。后来，“替罪羊”这个词逐渐用来指代某个力量较弱的无辜的人，因为某件自己并无过错的事情而受到谴责的现象。这种谴责本来是应该由其他的真正责任主体来承担的。
“替罪羊”之所以会成为“替罪羊”，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这只被用来替罪的“羊”相对于真正的责任主体而言是软弱可欺的。否则，如果“羊”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奋起反击，就达不到“替罪”的效果了。显然，相对于掌控了三十万人生杀大权的曹操来说，小小的粮官王垕属于最弱势的群体。当曹操选择他来当“替罪羊”时，王垕根本没有反抗能力，只能乖乖地被选择。
“替罪羊”之所以成为一种现实需要，是因为情势的驱动。人们或者需要平息某种不良的形势，或者是需要宣泄某种不良的情绪。卡尔·霍夫兰德和罗伯特·西尔斯曾经发现，他们可以通过从1882年到1930年间的某一年的棉花价格来准确推断出美国南方被私刑迫害的人数。这两个貌似无关的领域却因为“替罪羊”现象的存在而被密切关联起来。
原来，当人们经历经济萧条的时候，会体验到更多的挫折感，这些挫折感会驱使他们做出暴力的行为，以通过迁怒他人的方式来释放、舒缓自己的不良情绪，这样，滥用私刑的事件就会大幅增加。而经济萧条则意味着棉花价格的下降，这样，棉花价格与私刑的数量之间就形成了正相关，霍夫兰德和西尔斯也就能通过棉花价格的变化而推测出私刑数量的变化了。
对此刻的曹操来说，他并没有找到真正解决军粮匮乏的办法，但这又是不得不加以解决的燃眉之急，如果稍有迟缓，军心不稳，就会酿成大祸。所以，他要人为地为军粮匮乏制造一个责任主体，让这个人来承担罪责，以转移军士们的愤怒。而粮官王垕因为职务上的相关性就成了最佳人选。
曹操这样做，体现了他性格中残忍、残酷、残暴的一面，这也可以从他滥杀吕伯奢全家和在攻打徐州时滥杀无辜百姓这两个事例中得到证实。
亚里斯多德在公元前328年就说过，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既然是社会性动物，必然具备一定的动物特性。
现今的科学发展程度令大多数的科学家相信人类起源于猿类，而一位灵长类动物学界的权威人物则直接认为，人就是猿类。这个权威人物叫做弗朗斯·德·瓦尔，在他的著作《人类的猿性》中写道，人类与其两个最亲近的灵长类物种（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关系。这两个物种的DNA几乎与人类的完全相同。人类的侵略性、权力欲望和父权家长制的趋向可以归结于黑猩猩，而另外一方面，人类的爱好和平、平等主义和雌性权制的品性则可以归结于倭黑猩猩。也就是说，人是同时具有人性和动物性两个方面的。
当人的动物性在某种情境下取代人性而占主导地位时，残忍、残酷、残暴就体现出来。这就是曹操决意牺牲王垕来稳定大局的心理动因。
很多人将这一事件视为曹操大奸大恶的重要例证。但在整个事件中，曹操虽然残忍，但却不奸猾。真正的奸猾之徒应该是这样行事的：“先是密令王垕用小斛分发军粮，然后在军士怨言四起之际，不由分说就将王垕斩首。这样，隐藏在背后的奸恶行为就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但曹操并没有这样做。
在决意斩杀王垕之前，曹操特意将他找来，把自己的意图说清楚，让王垕死个明白，同时还告诉他不用担心家里的老小。这样的做法，说明曹操内心多少有一些率直的成分，他并没有残忍到铁石心肠，毫无人性。
王垕死后，军士的情绪得到舒缓，曹操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发布命令，要求三日内攻克寿春城，违令者皆斩。曹操亲自督阵，三军用命，终于攻克寿春。
曹操想一鼓作气，渡过淮河，追击袁术。但荀彧劝诫说，附近十几个郡的粮食都歉收，如果再进兵，恐怕会劳军损民，却不能获得胜利。而那时再要撤退，会更加困难，不如暂时班师回许都，等到来年春天麦熟后，军粮充足，再来进攻。
曹操有点犹疑不决。现在荀彧的话对曹操的影响力在不知不觉间减弱了。正在此时，探马来报，张绣与刘表联合向许都进发，曹操担心许都有失，只好下令回师。
回师之前，曹操专门让吕布和刘备结为兄弟，并让刘备依旧到小沛驻扎，吕布依然镇守徐州，以便互援互助。
刘备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他本想成为第二个于禁，但最后还是只能生活在吕布的阴影笼罩之下。实际上，这正是曹操对他有所防范，想让吕布来牵制他而做出的安排。同时，曹操也想用刘备来牵制吕布。临行之前，他秘密找来刘备说：“我让你驻扎在沛城，是掘坑待虎。你有事就和陈父子商量，一旦有变动，我就会派兵前来接应。”
算来算去，刘备和吕布都被曹操给算计了。曹操这个资源配置大师，把刘备和吕布都当成了他的棋子，所谓的互援互助，实质上是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曹操退回许都，休养生息后，又决意征讨张绣。曹操向汉献帝启奏说张绣侵郡掠民，需要出兵讨伐。这个理由当然是莫须有的。就连强盗也不会抢掠自己的地盘，张绣自己掌管的郡县，怎么会不好好治理呢？但这个理由又是必要的，没有这个理由，师出无名。
而献帝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表示同意”。只要他一同意，曹操就是奉诏讨贼，道义就在他手中，兵锋所指，任何一个对手都被强行推到道义的对立面。曹操的对手，成了汉献帝的对手，成了大汉朝的叛贼。任你巧舌如簧，也辩不过皇帝的诏书。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妙处就在这里。曹操现在运用起来已经炉火纯青了，而他的对手们当然是恼怒不已，却又无计可施。
奇怪的是，曹操这一次出兵没有带荀彧同行，而是让他留守许都。这个举动的微妙含义是曹操依然信任他，否则不会让他镇守后方，但曹操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对他言听计从了。郭嘉正在悄悄取代荀彧的第一谋士的地位。
大军进发，一路上麦已苍黄，正是收割季节。但百姓听说兵来，纷纷逃蹿到山中。曹操会集诸将，并派人将村中父老以及各州郡县的官吏一起请来。
曹操说：“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擅自掳掠人财物者，并皆诛戮。王法无亲，宜当遵守。仰居民勿得惊疑，不许流遗他界。”
曹操为什么要颁布这一条法令？
首先，曹操一向治军很严，这次冠冕堂皇的奉旨伐罪更要严上加严，否则如何塑造皇师正面正义的形象，以和叛臣贼子的忤逆之兵区别开来？要想让“皇帝”的资源发挥最大效力，外在的与其相因应的包装是绝不可少的。
其次，当时久经战乱，人口本已大减，如果为数不多的百姓再逃到其他地区，很不利于己方郡县的稳定。后方不稳，前方如何克敌制胜？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即将成熟的麦子就是潜在的军粮。百姓逃离，无人收麦，很快就会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所以，曹操要下这么一道森严的命令。当然，他绝不会想到，这条命令差点要了自己的性命……
心理感悟：无原则执行上级命令者最容易成为“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