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术的特点
一是开僧道相面之先河。如唐末宋初的陈抟就是道教史上的一位著名的重要人物，他博学多才，既擅卜葬，又精相术。五代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被将士黄袍加身，成为宋代开国皇帝，陈抟闻听这个消息，认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行将结束，从此天下安定了。后来，陈抟曾为宋太宗的几个儿子看相，仔细观察之后，他断定当时的寿王最有可能继承大业。据《东轩笔录》说：“太宗……遂命陈抟历抵王宫，以相诸王。抟回奏曰：‘寿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寿邸，见二人坐于门，问其姓氏，则曰张旻、杨崇勋，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观二人，他日皆至将相，即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时真宗为寿王，异日张旻侍中，杨崇勋使相，皆如抟之相也。”陈抟竟由寿王的使令的面相来肯定寿王必为“天下主”，可见他的看相本领真是到了传神的地步。
二是相物术的盛行。我们知道，汉代有“相印”、“相笏”等由物及人的相术，这种方术至宋代还可见其流俗。据宋人笔记《花洲闲录》载：“谢石，字润夫，成都人。宣和间至京师，以相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析而言，无不奇中者。”
通过随便书写的一字来分析写字人的福祸，由相字而相人，可以说是宋代相术的旁门。据说宋徽宗曾写一“朝”字由中贵人交谢石审相，谢石以手加额曰：“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当谁书之？”中贵人以此驰报徽宗，后邀谢石至后苑，遍相宫嫔所书之字，莫不神验。由此被补为承信郎，声名大振，“四方求相者，其门如市”。
总之，两宋时期的看相风气已发展到巅峰。甚至许多相士成为显贵，不少知识分子，上层名流都有浓厚的兴趣研究相学理论，大量相书充斥书肆，为后世相术的发展、总结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相笏”溯源
相笏，为古相术之一。笏，又称手版。古代臣子朝见君王时手中所持记事版条。相者用手抚摩问命者所用之笏，据以测断其官禄年寿，即为相笏。
相笏法大约起源于汉代。《太平御览》引《手版经》云：“相手版出萧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东方朔见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制。’卫司空陈长史见此书，叹伏，以示许士宗、韦仲将，管辂见而推叹之云云。”又《魏书·夏侯玄传》载有《相印书》、《相印书笏经》、《隋志》载有《相手版经》，由此推测，相笏之术始于汉代是可能的。然此术是否为萧何所创，无从确考。
相笏术在南北朝时广泛流行。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南朝宋王休佑上奏时常使龙颜不悦，闻知庾道敏善相手版，托言他人之笏求相。庾相之曰：“此版乃贵，然使人多忤。”王便将己之笏与宠臣褚渊互换。他日褚渊上奏曰：“于帝前称下官，帝甚不悦。”
至唐，相笏之风极盛。于康骈《剧谈录·龙待诏相笏》所载可见一斑。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言休咎。象简、竹笏，以手循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阙有时名，措绅神靡不倾属，时永乐萧相真亦居谏官，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笏。复本听萧笏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笏，曰：“长官笏。”祁闻之不乐。而后悉如复本所言。
【相术系统期——明清时期】
相术经历了两汉的发展，唐宋的高潮，流派越来越繁杂，而且由于相术行业的走俏，一些不轨之徒悄然以假相术招摇撞骗，严重影响了相术的发展。一些有志之士为了使相术继续蓬勃发展下去，开始对相术进行删繁就简，去伪存真，使相术理论系统化。
明清相术
至明，唐宋以来那种士大夫中盛行的雅谈相术的风气可说是有增无减，即使是大儒们也热衷此道，正如时人宋濂在《禄命辨》中所说，“近世大儒方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之者”。各种相书在宋代已卷帙繁复，臻于成熟，至明代更是广为流传，民间一片看相谈命的景象，构成了淳厚的看相世俗风情图。
但是唐宋以来那种执迷不悟地沉湎于命理之说，以揣度复杂的人事关系的余波在明代也再度泛滥起来。永乐皇帝朱棣连后宫选妃也征求相士意见一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皇帝如此笃信相术，用相术来观照日常起居，民间就不用说了，真是家家有相书，人人谈命运，应景而生的是多种稀奇古怪的看相故事，遍载于经史子集、戏剧小说中。
清代看相的风俗不亚于明代，且更为下移，更为世俗化，最重要的是清代是相术著作整理汇编的重要时期。唐宋以来的命学潮，刺激了相术的继续旁溢斜出，从而形成了众多的流派和方法，一种命学中往往又有众多的支派和门户，有的还引进朝鲜、印度、西欧的命学种类，形成了命学相互交错、五花八门的局面，其间又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现象。于是，一些理性的相术学家为了提高相术的社会地位，正本清源，便着手整理、发掘相术的传统精华，去除夹杂于相术中的一些糟粕。
其实，这一整理工作在明代就已经开始了。永乐年间，明成祖命令解缙等人编辑《永乐大典》，自明以前的各类图书都得以汇总，相术类亦不例外，凡已成文字的相术著作，无论质量如何，若为一说，均被辑入。如张行简撰《人伦大统赋》、《月波洞中记》各一卷，唐宋齐邱撰《玉管照神局》，后周王朴撰《太清神鉴》六卷等相术经典都因《永乐大典》而得以保存。
到了清代，相术著作更是已经从哲学、命理的高度予以筛选淘汰。如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编成了中国现存的一部规模最大、体例最善、用处也最为广泛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此书后经雍正组织又做过新的编校增删，汇集了清康熙以前的各种资料。对于相术的整理汇编，此书居功最高。中国相术种类繁多，派别各异，虽有不少理论著作和相术秘诀行世，但大多囿于门户之见，讲究的侧重不一，其规模和容量十分有限，而《古今图书集成》相术部将清代康熙以前但凡出现过的理论所本阴阳五行、八卦易象的重要正统相术典籍、命诀等，分门别类，系统地编辑成《神相全编》一书。全书共十四编，二十万字，附图近百幅，为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理论性最强、内容最为细密的一部相术经典。清初以后流传在朝野的各类相书籍，尤其是书房派的相术书大多由此流出。它是中国传统相术的荟萃，代表了当时中国相术研究的最高成就。乾隆年间，又由永瑢主持编纂了一部庞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基本上包罗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相术书籍虽是“九流百家之言”，但本于“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的原则，因此又得到一次系统的整理。正是由于《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二书的整理汇编，中国古代相术正式登上大雅之堂，相术的地位也可以说是名正言顺了。
另外，除了官家对相术的整理，民间相士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收集撰述了一批相术著作，其中较著名的是义宁陈钊撰写的《相理衡真》，此书共十卷，首一卷，刊刻于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并与《麻衣相法》、《柳庄相法》齐名，为近世坊间流行的相书之一，江湖术士也广为运用。
明清相术特点
一是谈命相的范围扩大，这是明代生产关系趋于变革的情况下，相术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新特点。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进一步促进了都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由于生产、交流等经济活动的增加，人们之间的交往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就愈加多样复杂；经济生活是一般人日常生活的中心，经济上的联系牵涉社会的各个方面，即使在家庭、亲缘关系上也有经济上的联系。因此，在明代谈论命相的已不再局限于士大夫、官僚之间，谈命相亦不仅是在官场，进而是在任何场合。无论是夫妻之间、妻妾之间、商贾之间、同事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主仆之间，大凡人与人之间构成一定的依附关系之处，都有相术发挥作用的市场。
二是相术自此走向衰落。到了清代，由于《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对相术著作的整理，相术亦因此有两种遭遇，一是被选入此二书的相术流派由于得到了官家的承认，可以名正言顺地发扬光大，二是大批被此二书淘汰的相术门类从此一蹶不振。这两种遭遇导致了相术、相士的分化，也为相术的衰微埋下了隐患。特别是晚清以后，相术开始走下坡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没有多大的发展，相士的地位也一落千丈，逐步成为奔走于市井乡陌之间的鄙薄之人，而达官贵人则往往把相术作为一种闲暇时的把玩，更不要说重视它，发展它了。
清代相术多作伪
相术到了清代，多江湖作伪之辈。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记有这样一则故事：
清乾隆年间有一相士，居于佛寺，其相术甚为脍炙人口。一日，状元庄培因与某上舍同赴宴会，席间二人相约同往看相。及席散，二人同车而行，可是上车前却彼此换帽而戴，意在考考那位相士。这时候，相士安排的眼线，早已快马通知了他。谁知二人于同车之际，庄状元却忽头中气发作，认为换帽即嫌轻薄，于是又将帽换过。而此事则眼线不知也。
到了佛寺，这相士对某上舍百般奉承，谓应中状元，后运可官列巡抚尚书，对庄培因则轻诋之，谓其终身不能入翰林。庄培因与某上舍唯唯诺诺，忍笑而退。事情传了出来，相士立刻声名大损，无法在京师立足。
江湖作伪之辈多布置眼线，尤其喜欢收买佣人仆妇。仆妇辈彼此来往，是故能收买两三人，就可以打听到主人的事，但能知一二事，便可以吓倒人。这种伎俩，盖可谓古已有之也。然而术士虽布眼线，有时候也要有急才。像故事中那个在北京佛堂的相士，实在缺乏急才，以致一味依眼线的报告办事，由是声名受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