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南失踪，使案子变得更加复杂黑暗，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有人指出，陈华南失踪会不会是笔记本事件的一个继续，是一个行动的两个步骤。这样的话，小偷的身份就变得更为神秘、敌意。不过，更多的人相信，陈华南失踪是由于绝望，是由于不可忍受的恐怖和痛苦。大家知道，陈华南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出这么大事，他想不开似乎不是不可能的。
以后的事情证实了这种说法。一天下午，有人在D市向东十几公里的河边（附近有家炼油厂）拣回一只军用皮鞋。瓦西里一眼认出这是陈华南的皮鞋，因为皮鞋张着一张大大的嘴，那是陈华南疲惫的脚在奔波中踢打出来的。
这时候，瓦西里已经愈来愈相信，他要面临的很可能是一种鸡飞蛋打的现实，他以忧郁的理智预感到：笔记本也许会找不到，但他们有可能找到一具陈华南的尸体，尸体也许会从污浊的河水中漂浮出来。
要真是这样，瓦西里想，真不如当初把他带回去，事情在陈华南头上总是只有见坏的邪门——“操你狗日的！”
他把手上的皮鞋狠狠远掷，仿佛是要将一种倒霉蛋的岁月狠狠远掷。
这是案发后第九天的事情，笔记本依然杳无音信，不禁使人失去信心，绝望的阴影开始盘踞在众人心头，并且正在不断深扎。因此，总部同意将侦破工作扩大乃至有所公开：以前一直是秘密的。
第二天，《D市日报》以醒目的版面，充满欺骗和激励性的文字发表了《致小偷的一封信》，并作广播。信中谎称失主为一名科研工作者，笔记本事关国家重大利益，云云。
应该说，这是万不得已采取的一个冒险行动，因为小偷有可能因此而珍藏或销毁笔记本，从而使侦破工作陷入绝境。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天晚上十点零三分，专案组留给小偷的那门绿色电话如警报般鸣叫起来，三只手同时扑进去，瓦西里手捷先抓到了话筒：
“喂，这里是五二六，有话请讲。”
“……”
“喂，喂，你是哪里，有话请讲。”
“嘟，嘟，嘟……”电话挂了。
瓦西里沮丧地放回话筒，感觉是跟一个影子碰了一下。
一分钟后，电话又响。瓦西里又抓起话筒，刚喂一声，就听到话筒里传来一个急匆匆又发抖的声音：
“笔、笔记本、在邮筒里……”
“在哪只邮筒，喂，是哪里的邮筒？”
“嘟，嘟……”电话又挂了。
这个贼，这个可恨又有那么一点点“可爱”的贼，因为可以想象的慌张，来不及说清哪只邮筒就见鬼似的扔了电话。然而，这已够了，非常够。D市也许有几十只邮筒，但这又算得了什么？何况，运气总是接连着来的，瓦西里在他打开的第一只邮筒里，就一下子发现：
在深夜的星光下，笔记本发着蓝幽幽的光，深沉的寂静有点怕人。然而那寂静几乎又是完美的，令人鼓舞的，仿佛是一片缩小了的凝固的海洋，又像是一块珍贵的蓝宝石！
笔记本基本完好，只是末尾有两页白纸被撕，因此总部一位领导在电话上幽默地说“那也许是小偷用去擦他肮脏的屁股了”。后来，总部的另一位首长接着此话又开心地说“如果找得到这家伙，你们就送他些草纸吧，你们‘七〇一’不是有的是纸嘛”。
不过没有人去找这贼。因为他不是卖国贼。因为，陈华南还没有找到。
第二天，《D市日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上面这样写道：陈华
南，男，三十六岁，小个头，白皮肤，戴褐色近视镜，说普通话，可能赤脚。云云。
第一天，没有回音；
第二天，还是没有回音；
第三天，《G省日报》也刊登了寻陈华南启事，当天依然没有见到回音。
也许，在瓦西里看来，没有回音是正常的，因为要一具尸体发出回音是困难的。他已经深刻预感到，他要把陈华南活着带回“七〇一”（这是他任务）已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可是第二天中午，专案组通知他，Y县城有人刚刚给他们打来电话，说他们那边有个“像陈华南的人”，请他赶紧去看看。
“像陈华南的人”，瓦西里马上想到自己的预感已被证实，因为只有一具尸体才会发出这种回音。还没有上路，以冷漠著称的瓦西里就洒下了一大把热泪。
Y县城在D市以南一百公里处，陈华南怎么会跑到那里去找笔记本，真让人感到神秘和奇怪。一路上，瓦西里以一个梦中人的眼睛审视着已经流逝的种种灾难和即将面临的痛苦，心里充满了惊慌失措的怅惘和悲恸。
到Y县城，瓦西里还没有去找那个给他们打电话的人，便对Y县造纸厂门口废纸堆里的一个人发生了兴趣。要说这个人，确实非常的引人注目，他一看就是个不正常的人，满身污泥，光着双脚（已冻得乌青），两只血糊糊的手，像爪子一样，在不停地翻动着纸堆，把一本本破书、烂本子如数家珍地找出来，一一地仔细察看，目光迷离，口中念念有词，落难又虔诚的样子，一如惨遭浩劫的方丈，正在庙宇的废墟上，悲壮地查找他的经典祷文。
这是个冬天的有阳光的下午，明亮的阳光正正地打在这个可怜的人的身上——打在他血乎乎的手上——打在他跪倒的膝盖上——打在他佝偻的腰肚里——打在他变形的脸上——鼻子上——鼻头上——脸颊上——眼镜上……就这样，瓦西里的目光从那双爪子一样哆嗦的手上一点点延伸，双脚一步步向那人迈近，终于认出这人就是陈华南。
这人就是陈华南啊！
这是案发后第十六天的事，时间是一九七〇年元月十三日下午。
一九七〇年元月十四日下午的晚些时候，陈华南在瓦西里亦步亦趋的陪同下，带着肉体加心灵的创伤和永远的秘密，复又回到高墙深筑的“七〇一”机关大院，从而使这个故事可以结束。
第二篇
结束也是开始。
我要对这个故事作点故事外的补充说明和追踪报道，这就是第二篇。
和第一篇相比，我感觉，第二篇就像是长在第一篇身体上的两只手，一只手往故事的过去时间里摸去，另一只手往故事的未来时间里探来。两只手都很努力，伸展得很远，很开，而且也都很幸运，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有些东西就像谜底一样遥远而令人兴奋。事实上，第一篇里包裹的所有神秘和秘密，甚至缺乏的精彩都将在第二篇中依次纷呈。
此外，与第一篇相比较，第二篇不论是内容或是叙述的语言、情绪，我都没有故意追求统一，甚至有意将“两部分”发生了倾斜和变化。我在本篇中的直接出现，就是这种变化的最直接的体现。我似乎在向传统和“正常”的小说挑战，但其实我只是在向陈华南和他的故事投降。奇怪的是，当我决定投降后，我内心突然觉得很轻松，很满足，感觉像是战胜了什么似的。
投降不等于放弃！当读完全文时，你们就会知道，这是黑密制造者给我的启示。嗯，扯远了，不过说真的，这第二篇总是这样，扯来扯去的，好像陈华南疯了，我也变疯了。
言归正传——
一
有人对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这是首先刺激我写作本篇的“第一记鞭子”。
我曾经想，作为一个故事，让人相信，信以为真，并不是根本的、不能抛弃的目的。但这个故事却有其特别要求，因为它确实是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为了保留故事本身原貌，我几乎冒着风险，譬如说有那么一两个情节，我完全可以凭想象而将它设置得更为精巧又合乎情理，而且还能取得叙述的方便。但是，一种保留它“原本”的强烈愿望使我没有这样做。所以说，如果故事存在着什么痼疾的话，病根不在我这个讲述者身上，而在人物或者生活本身的机制里。那不是不可能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和逻辑或者说经验格格不入的“痼疾”。这是没办法的。
我必须强调说：这个故事是历史的，不是想象的，我记录的是过去的回音，中间只是可以理解地（因而也是可以原谅）进行了一些文字的夸张和必要的虚构，比如人名地点，以及当时天空颜色之类的想象而已。一些具体时间可能会有差错。有些夸张也许有点失真；一些至今还要保密的东西当然进行了删减；有些心理刻画可能像画蛇添足。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陈华南是个沉溺于幻想中的人，一生都没什么动作，唯一一个动作：破译密码，又因为是秘密的，无法表现。就是这样。
另外，最后找到陈华南是在Y县的造纸厂还是印刷厂，这是没有一个准确说法的。而且，那天去带陈华南回来的也不是瓦西里，而是当时“七〇一”的局长本人，是他亲自去的。那几天里，瓦西里由于过分惊累，已经病倒，无法前往。而局长大人十年前就离开我们了，而且即使在生前，据说他对那天的事也从不提起，好像一提起就对不起陈华南似的。有人说，局长大人对陈华南的疯一直感到很内疚，就是在临死前，还在绝望地自责。我不知他该不该自责，只是觉得他的自责使我对陈华南的结局更充满了遗憾。
话说回来，那天随局长大人一同去Y县接陈华南的还有一人是局长的司机，据说他车开得很好，却只字不识，这是造成“印刷厂”和“造纸厂”模糊的根本原因。印刷厂和造纸厂在外观上确实有某些相似处，对一个不识字的人，加上又只是粗粗一见，把它们弄混是很正常的。我在跟这位司机交谈时，曾极力想让他明白，造纸厂和印刷厂是有些很明显的区别的，比如一般造纸厂都会有很高的烟囱什么的。就这样，他还是不能给我无疑的说法。他的言说总是有点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有文化和没文化人的区别吧。一个没文化的人在判断事情的真假是非上往往要多些困难和障碍，再说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过度的烟酒使他的记忆能力退化得十分吓人。他甚至肯定地跟我说，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不是一九六九年。这个错误使我对他提供的所有资料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在故事的最后，我索性将错就错，让瓦西里取代了局长大人，到Y县去“走了一趟”。
这是需要说清楚的。
这也是故事最大的失实处。
对此，我偶尔地会感到遗憾。
二
有人对陈华南后来的生活和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这是鼓励我采写此篇的“第二鞭”。
这就意味着要我告诉你我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故事的。
我很乐意告诉你。
说真的，我能接触这个故事是由于父亲的一次灾难。一九九三年，我的七十五岁的父亲因为中风瘫痪住进了陆军一五五医院，后来又转至老兵疗养院。那也许是个死人的医院，病人在里面唯一的任务就是宁静地等待死亡。
冬天的时候，我去医院看望父亲，我发现父亲在经历一年多病痛后，对我变得非常慈祥，亲爱，同时也变得非常健谈。看得出，他也许是想通过不停的唠叨来表示他对我的热情和爱。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尽管他和我都知道，在我最需要他爱的时候，他也许是因为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困难，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很好地爱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今天要来补偿。没这么回事。不管怎样，我相信自己并不会对父亲的过去产生什么不对的想法或感情，影响我对他应该的爱和孝敬。我也许不会很好地原谅或爱我妻子甚至孩子，但对父亲我早做好原谅他一切并给他足够爱的心理准备。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本能，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努力。老实说，当初我极力反对他到这疗养院来，只是父亲强烈要求，拗不过他而已。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一定非要来这里，无非是担心我和妻子会在不尽的服侍中产生嫌恶，给他难堪什么的。当然，有这种可能，久病床前无孝子嘛。不过我想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看了他病痛，我们也许会变得更有同情心，更加孝顺。现在你看，让我心里多不踏实，多牵挂他。坦白说，为了让父亲在这里多得到一些照顾和优待，上次送他来时，我甚至欺骗了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女人的爱。我们现在还在不停地通信，每次给她写信，为了对她说几句动听话，我总是要把父亲病痛的样子想了又想，以此来激励我对她必须的爱。这一切父亲是不知道的，他似乎只是记住了自己过去的不好，忘记了我是他儿子，而且还是个很有良心、很会原谅父亲的儿子。看着父亲不尽地唠叨他过去的怎么怎么，我真是感到不好受。不过当他跟我讲起医院里的事情、病友们的种种离奇时，我倒很听得下去，尤其是说起陈华南的事情，简直让我着了迷。那时候，父亲已经很了解陈华南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病友，并且住隔壁，是邻居呢。
父亲告诉我，陈华南在这里已有二十多年了，这里的人无不认识他，了解他。每一个新来医院的人，首先可以收到一份特殊礼物，就是陈华南的故事，大家互相传播他的种种奇闻轶事，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地狱门口）蔚然成风。人们喜欢谈论他，是因为他特别，也是出于无聊。我不难发现，无聊使这些濒临死亡的人显得格外可笑，甚至可恶，他们总是用一种无所谓的轻佻的口吻谈论病友的种种悲痛或者可怜的经历，从不动情，甚至从中取乐，仿佛死亡的现实已使他们堕落，变得毫无良心，自私，麻木不仁，没有正义感，就像我们常说的“心死了”。
我在医院逗留了一周。我很快注意到，陈华南白天经常不在病房，早出晚归，似乎是个很忙碌的人。晚上，透过医院白色的宁静的墙壁，我时常听到他苍老的咳嗽声，感觉像是有什么在不断地捶打他。到了深夜，有时又会透过来一种类似铜唢呐发出的呜咽声，父亲说，那是他梦中的啼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