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诗情的因子，酿造诗美的酵母
唐朝经过贞观之治，进入开元盛世，唐代杜佑所著《通典·食货》中说：开元十三年（725）泰山封禅，米价每斗十三文，“天下无贵物”。东至宋忡，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慎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驴驿”。“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指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刀刃。”
政令宽筒，民众耽于逸乐。上至君相，下至百姓，崇尚道教，热衷于静虚无为，每逢春秋丽日，游人如织，比肩接踵，“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人人艳妆盛服，家家夸富炫美。“长安大道边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辈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卢照邻《长安古意》）长安士女热衷于游乐，春日踏青野步，设席棚于春草间，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腥。（《开元天宝遗事》）唐玄宗先天二年（713）的上元节，在京师安福门外制作高二十丈的灯轮，以金玉锦缔装饰，周围点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数千，衣罗绪、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肢，皆至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张莺《朝野金载》）。这是以往几代王朝所没有的。
唐代到京都应试的举子，每年大约三千人（傅璇琼《唐代科举与文学》）。
这三千人中多是家境富裕的“膏梁子弟”。这些富家子弟，为了博取功名，十年寒窗，受尽了苦读的煎熬，进京应试，技托奔走，一旦南宫告捷，被压抑的身心突然膨胀开来，甲妓冶游，诗酒唱酬，是满足自我的最佳方式。
唐代士子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这种受财产和权势制约的婚配，往往琴瑟不谐。再说，古代家庭讲究妇道，这是种扼杀人性的伦理。首先，妇女必须严格遵守，致使夫妻生活非常板滞。****没有多少情趣可言。美伎则不同，她们是天然被摒弃于理教伦常之外的阶层，妻子所遵守的那一套规范，美伎无须遵守。从舒张个体人性的角度而言，美伎是相对自由的。作为理教的弃儿，她们在语言行动、穿着打扮、交际应酬等方面，与良家妇女相比，迥然不同。盛唐以来，世风崇尚进士，她们趋时尚新，习文练字，在士人的濡染下，很快提高了文学艺术修养，具备了与士子文人对话的能力。安史之乱以后，众多宫廷乐伎和梨园子弟，流落民间，她们身怀绝技，艺术造诣很高，无形中给伎家注人了新的活力。名伎，本身就是美的艺术品，她们的艳冶美色如同一剂强劲的激素，刺激了追求自由人生、浪漫情怀的士子们，陶醉之余，酿造出一篇又一篇赏伎的优美诗作。从这个角度说，名伎就是激发诗情的因子，就是酿造诗美的酵母。
唐代众多诗人中，几乎没有不写美伎的。《全唐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有关美伎的诗作达两千多首，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
唐之前，《古诗十九首》中，就已写到了美伎：“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不过，只是作为一种世风而写的。南北朝时的梁武帝所写的《春夜看妓诗》，不再是写世风，而是实足的品伎了。“峨月渐成光，燕姬戏小堂……竹密元分影，花疏有异香……”这类品伎诗，雾里看花，尽管很美，往往给人皮相的感觉。
大诗人李白，一生写了许多赏伎诗，如《邯郸南雨亭观妓》《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等，以浪漫的笔触，写出妖姬玉童的美：“行云且莫去，留醉楚王宫。”诗人的另一首赏伎诗《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诗中写到东晋名相谢安携伎东山的故事。谢安都扬江十五州军事时，曾在东山蓄伎，每游山必以伎乐相随。六朝以至隋唐时人们极为艳羡，故李白诗中一再引用此典故。后人称伎为“风尘中人”，即从李白的这首诗中而来。李白是从赏伎的角度把美伎作为艺术品来欣赏、来玩味的。花月、醇酒、美人，不欣赏不品鉴将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因而才有“我辈不作乐，但为后代悲”的浩叹。
孟浩然的品伎诗，花光美人，才调不凡。口吐莲花，妆成桃李，曼舞轻歌，美色倾城，眼前的美伎，简直就是梦境中的洛神。诗圣杜甫，以写人民的离乱和苦难为主调，观伎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也写得悲凉沉郁，抚事慷慨，观剑器舞而伤往事。
初唐咏伎，还停留在赏鉴的层次上，因为这时的美伎，只是官场会盟、文人酬酵中的装饰品，士子们心灵中高扬着的是一种人世干政、建功立业的精神，文人和士大夫没有更多的时间作伎洒流连。美伎与士子的关系，主要在社交酬酵的官场，歌歇舞罢，酒阑灯珊，便如过眼云烟，美伎们作为娱乐工具，给诗人留下了美好回忆，成了酿造诗情的精神酵母。
中唐以后，士子们的用世心力一落千丈，安史之乱打破了盛唐制造的五彩斑斓的烟景。感时花溅泪，失意、磨难中的文人，把美伎和醇酒引为知己，用来安慰痛苦的心灵，伎酒流连，押妓冶游，自然成为一时之所尚。这时的伎与酒，已不再是客观上的点缀，而是融入士子们的血肉之中，成为士子文人主体中的一部分。
中唐的咏伎诗，感情真挚，体察人徽，与前期的“现伎”“咏伎”有质的不同。
中唐以乐府古题写美伎的诗作多了起来，杨巨源的《大提曲》可作为代表。
《大提曲》在南北朝时为乐府名称，到了中唐，诗人置曲子于不顾，只借这种形式描写美伎的生活和风貌。以乐府曲子抒写美伎的欢愉和幽怨，成为一时之尚。施肩哥的《襄阳曲》、张潮的《襄阳行》也属于这一类。
唐帝国实行对外扩张政策，胡人大批流人中原，与汉人杂居，胡伎能歌善舞又尚酒，对边障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胡伎的健美，经常出现在中唐诗人笔下。如贺朝的《赠酒店胡姬》、自居易的《胡旋女》《西凉妓》、刘禹锡的《观拓枝舞》等，可作为代表。
信宗咸通年间的京兆尹薛能，可以说是一位描写美伎的能手，他的《杨柳枝词五首》，表面看是写健舞，实质上是咏赞舞蹈美伎，表现花光美色。他的《吴姬十首》，更是直接描写美伎了。“偏怜不怕旁人笑，自把春罗等舞衫”“此日杨花初似雪，女儿管弦弄参军”……写得颇具特色。
唐代世风开放，官场迎来送往必有美伎歌舞，官绅士子以咏伎为发端，互相唱和，已成风习。大中年间，浙东观察使李讷，给浙东幕府崔元范钱行，席间有美伎盛小丛歌舞，李讷致诗：《命妓盛小丛钱崔待御还阙》，崔元范自当唱和，这叫礼尚往来：《李尚书命妓歌钱有作奉和》。在场作陪的浙东团练判官杨知至，不能沉默，也奉和捧场：《和李尚书命妓歌钱崔侍郎》。这一来诗如泉涌，你唱我和，滔滔汩汩，佳作华章，层出不穷。
白居易宦游一生，是与名伎相伴始终的
中唐时期，与美伎交往最多的诗人，莫过于白居易和元旗。宪宗元和元年（806），二人同时考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同授校书郎。“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白居易《代诗书一百韵寄微之》）。他们少年交好，两人有金兰之契，诗谊甚厚。二人诗风平易，时称元和体。曾同游曲江，皆有声伎之好，写了大量关于美伎的诗歌。直到中年的白居易，还忆起当年与元穗共眷烟花的情形：“见君新赠吕君诗，忆得同年行乐时。争人杏园齐马首，潜过柳曲斗峨眉。八人云散俱游宦，七度花开尽别离。闻道秋娘犹且在，至今时复问微之。”（《和元九与日二同宿话旧感赠》）
尽管如此，细细体察，白居易、元模对美伎的态度却有本质的差异，这大概是二人的心性使然。
白居易二十岁之前还没有名气，一次来到京城观光，渴见著作郎顾况。顾况恃才傲物，很少推许别人，于是拿自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任何东西都很贵，要在这里‘居’很不‘易’啊！”但当他浏览白居易的诗卷，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就感叹地说：“能写出这般诗句，居天下也不难，老夫先前所说不过开玩笑罢了。”元和初年，白居易作乐府诗一百多首，规劝讽刺当时的朝政，得到宪宗李纯的器重，诏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元和十年（815），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遣刺客人京，刺杀宰相武元衡，京都人心惶惶，自居易率先上奏，请求马上缉拿凶手。当政大臣嫌他越权干政，十分生气。接着又有人诬奏白居易在母亲坠井而死的同时，写了《新井篇》一诗（纯系小人罗织，实属乌有），言辞浮华，品行不端，不可重用。于是被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二十七岁中进士，怀着浓郁的政治热情步人官场，曲江大会，携美伎游，心情展现了顽艳风流的本性。不久，官场受挫，屡屡遭贬，在屡屡贬任中，结交了各地数以百计的名伎，与她们真诚交往，倾之以心，酬之以诗。可以说，白居易的一生，是与名伎相伴始终的。
白居易有两句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小蛮都是自居易养的家伎，前者善歌，后者善舞。白居易养了多少家伎，没有确切的记载，只知小蛮是胡女。乐天诗中屡屡提及小蛮，如“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绢信手舞，紫销随意歌。”菱、谷、红、紫皆小蛮名。可见乐天所养的家伎远远不止两三人。
白居易眷爱吴姬，这不是传言。吴姬纤美多情，琴心绣口，自然惹得这位风流诗人的分外钟情。他在给苏州府台的诗中，没有忘记问候苏州名伎杨琼：“就中犹有杨琼在，堪上东山伴谢公……”（《寄李苏州兼示杨琼》）。唐人开放，官场不讳言位，而且红袖惰酒，被视为风标才调的表现。
乐天另有一首《问杨琼》，是写伎诗中的佼佼者：
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
这位吴姬杨琼，无疑是一位演唱大师，深谙歌中三昧，较之当今那些直着嗓子干嚎的所谓明星，高明得多了。
《忆旧游（寄刘苏州）》是白居易回忆当年浏览吴江姑苏的一首诗，诗中写道：“李娟张态一春梦，周五殷三归夜台。虎丘月色为谁好，娃宫花枝应自开。赖得刘郎解吟咏，江山气色合归来。”周五、殷三为苏州从事，李娟、张态均为苏州名伎。
乐天诗中不止一次提到“真娘”这个名字，如“真娘墓头春草碧，心奴鬓上秋霜白”。真娘、心奴都是吴中名伎。《青楼小名录》中说：“真娘，吴国之佳人也。”时人比之于钱塘苏小小，死后葬于吴宫之侧，墓多花草。风雨之夕，时闻弦歌之音，行客慕其华丽，题诗墓树……原来真娘为吴地美人，难怪乐天反复吟咏她。
大概江南的灵山秀水催发了乐天的诗情，苏杭任上白居易留下的咏伎诗最多：《闻歌妓唱严郎中诗因以绝句寄之》《醉戏诸妓》《拓枝妓》《武丘寺路宴当别诸妓》《昕琵琶妓弹略略》《和春深二十首》《小游示小妓》《池上送考功郎中兼别窦二妓》《同诸客嘲雪中马上妓》等，不下几十首。他在《霓裳羽衣歌》中说：“移镇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向丝竹，玲珑璧筷谢好筝，陈宠屠集沈平笙。”玲珑、谢好、陈宠、沈平，皆杭州名伎。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携伎还洛，后又遣回钱塘，刘禹锡曾写诗赠给他：“其那钱塘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见《南部新书》）乐天有诗云：“何处春深妙，春深妓女家。眉期杨柳叶，裙妒石榴花。兰靡熏行被，金铜钉坐车。杭州苏小小，人道最妖斜。”
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前后五年，自言“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可谓集宦游之乐。曾夜泛太湖，有“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古湖心”。泛舟湖上，一连五昼夜。寄元穗诗说：“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浩月中。”《吴中记闻》一书记载：
乐天为郡时，常携容满、张态等十伎，夜游西湖虎丘寺，常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指作者所处的宋代），必以罪闻矣。
白居易放浪形骸，不拘小节，难怪清人赵翼（号回北）于《白香山集》后写诗云：“风流太守多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网，尚无官吏宿娼条。”唐代官吏宿娼不犯律条，这恐怕是当时士子官宦崇尚冶游的一个重要因素。自居易诗作中有《杨柳枝二十韵》，诗前小序说：“杨柳校，洛下新声也。
洛之小伎，有善歌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乐天赞美《杨柳枝》这首曲子，更赞美唱曲子的小伎：……·曲罢哪能别，情多不自持。缠头无别物，一首断肠诗。”
一首断肠诗，重得拿不起，这并不是秀才人情纸半张。几十年宦海浮沉，攫防贬滴瞬息万变，白居易深谙官场的云涌波诡，一不小心就会在权力的倾轧中落人陷阱。他在辗转贬迁中时时心忧胆怯，如履薄冰。只有在跟那些红颜碧锢、纤柔堪怜的烟花女子诗酒流连的时候，诗人才觉得畅怀舒心，宠辱皆忘。在那些妙龄女郎的销魂歌声中，销尽了人间’忧愁；在那些名妹美姬的目挑心招中，忘却了仕途上的吉凶。诗人始终把这些烟花女子作为自己的风尘知己。倾心于她们的歌喉舞姿，赞美她们的纯真如丽。在与她们的真情交往中发现她们的聪慧和才’情，体察她们的忧戚和欢乐，与她们诗词酬唱，为她们排忧解愁。诗人于宦海转徙中多次代客地美伎写诗，俨然是这些风尘女子的代言人，如《湖上醉中代诸妓寄严郎中》《代诸妓赠送周判官》等。有的深挚多情，有的摇曳多姿。另有《代谢好妓答崔员外》：
青娥小谢娘，白发老崔郎。
谩爱胸前雪，其如头上霜。
别后曹家碑背上，思量好宇断君肠。
调侃戏谑，幽默滑稽，饶有趣味。
“乐夭深于诗，多于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咏，非有意植色。”（椿人获《坚辄集》）这种看法颇有见地。文学创作中，大凡追求唯美的作家，都有意淫的癖好，像中国的曹雪芹、日本的川端康成即是。如果没有这种怪癖，就很难将那么多女子写得风情妖冶，娇光照人，令读者心荡神怡。
乐天的《玉真张观主下小女冠阿容》，把小女冠阿容写得玉骨香肌可触，美惠气息可感，令人神魂飘荡。明显地可以感觉到，有浓重的意淫倾向。
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晚院花留立，春窗月伴眠。回眸虽欲语，阿母在旁边。
与此首相似的还有《龙花寺主家小尼》，同样写得花光迷离、风情万种：“步情行道因，起晚诵经迟。应是仙人子，花宫未嫁时。”有趣的是这一首诗的题目下有一行注释性的小字：“郭代公爱姬薛氏，幼尝为尼，小名仙人子。”让人联想到这龙花寺的小尼，不久也是他人之姬。唐代的习俗，道姑和尼姑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她们就是变相的美伎。例如寿王李谓之妃杨玉环，被公公唐玄宗看中，为了逃避世俗的责难，玄宗就令她人观为冠，道号太真。玄宗常到道观中与杨玉环幽会，后纳为自己的贵妃。另一个例子更为明显，那就是女道士鱼玄机，身为咸宜观道士，整日与士子文人诗酒唱酬，与伎家生活没有什么两样。
乐天还有一首小诗《邻女》：“婷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妞娥旱地莲。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从中不难品出意淫的味道。
大凡追求诗美达到了极致，往往蹈人意淫的领地，这很自然，并不为怪。白居易与美伎的交往，大多在迎宾祖饶的宴会上。这种场合下写的诗，本该欢娱祥和，但却往往充满了“聚散居元定，忧欢事不常”的悲凉和忧戚，流露出人生无常，聚少离多的感伤。这种感伤，贯穿于他中年以后的整个创作中。如《昕崔七妓人筝》：
花脸云雯坐玉楼，十三弦里一时愁。凭君向道休弹去，白尽江州司马头。
在《江南喜适萧九彻夜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一诗中，这种悲凉和忧戚的意绪表现得更为强烈：“怕昕钟声坐，羞明映腥藏”“云雨分何处，山川共异方”“几看花结籽，频见露为霜”“往还书断绝，来去梦游扬……”生命在时光中流逝，诗人常常是寸断愁肠。
自居易是一位对社会负责的诗人，他主张诗文用世，“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与他做人的主张是一致的，他关心民命，指陈时事，写下了《卖炭翁》《买花》等诸多为底层民众鼓与呼的名篇。美伎处于社会底层，诗人特别关心同情她们，从她们身上体察出的世态炎凉、人生况昧，往往是最为深刻的。乐天同情美伎的诗作甚多，其中成就最高的要算长诗《琵琶行》了。诗人在该诗的小序中说：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淦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娼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遥命酒，使快弹数曲。由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沧憔悴，特徙于江湖间。于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常有迁滴章。因为长句，歌以赠之……
此诗沉雄老辣，有深层的意蕴，可称为千古绝唱。诗的一开始就显示了作者烟云变幻的语言魅力。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诗人利用昕觉和视觉的通感，选择恰到好处的语言，延展诗句的内涵量，使读者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弹奏者鬼斧神工的演奏技巧，感受到夭娇变化的声乐之妙。接下来写琵琶女自述其朝荣夕枯的悲凉身世，仅仅二十二行，把昔日的奢华荣耀，渲染得艳光四射，今日的凄凉落寞描画得淋漓尽致。昨日“一曲红绢不知数”，今日“门前冷落车马稀”。把笑眉泪眼、盛衰转变、无可奈何的人生悲剧，写得入木三分，可谓别有深意。
诗人把自己宦海转徙的伤感，与琵琶女抚今追昔的痛苦，揉合在一起，生发出醇酒一般的诗意：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们都是被命运这个魔鬼抛到世间来的，你可能高贵过，可能荣耀过，可能奢华过，但终归也逃不脱“沦落寂寞”的包围。只有真诚的爱，才能解除内心的孤独，冰释胸中的悲凉。这种爱，是生命之爱，是天地之间的“大爱”，绝望的人们会在这种大爱中获得慰藉，汲取力量，重操生命的舵柄，穿越生活的激流浅滩。中年以后的白居易崇信佛教，醉心于禅机，追求随缘适意的心境。同时他膜拜老庄，与众多道长炼师常有来往。他与香山的僧人如满等人组织净社，疏泼池沼，种植树木，构筑石楼，开凿龙门八节滩，为游赏之乐。曾免冠结发，宾踞席上，谈论佛理，吟咏古事，神态安然，自称“醉吟先生”。诗人超越时空的哲思，恐怕不能不与此有关。琵琶女的坎坷命运和诗人宦游的悲哀，酿造出的哲学思考，像一道熠熠闪射的曦光，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琵琶行》这首诗，高出众多描写美伎的诗篇，成为中国诗坛上卓然独立的一座丰碑。
白居易的晚年，与众多烟花美伎一样，是十分痛苦和悲凉的。他六十八岁患了风疾，左足不支，缠绵病榻，“风疾侵凌临老头，血凝筋滞不调柔飞病痛中无奈，放伎卖马，写下了《别柳枝》和《卖骆马》，抒发了诗人胸中的悲苦。
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
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
五年花下醉骑行，临卖回头嘶一声。
项籍顾雄犹解叹，乐天别骆岂无情。
既失杨柳，何必春风！诗人天生情种。观山则情满于山，望海则意溢于海，老病情动，放伎卖马，如同独步荒野，仰望夜壁，莽莽苍苍，永恒的是无可奈何的时间，生命即是一闪即逝的悲凉。这种情怀集中表现在诗人晚年的诗作《不能忘情岭》中。此诗序言说：“乐天既老，又病风，乃录家事，会经费，去长物。伎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籍在经费中将放之。有马骆者，驵壮骏稳，乘之亦有年。籍在经物中，将曹之。圄人牵马出门，马骥道反顾一鸣，声音似知去而旋恋者。素闻马嘶，惨然立且拜，婉要有辞，辞毕，泣下。予闻素言，亦感然不能对。且命回勒反抉，饮素酒。自饮一杯，快吟数十声，声成文，文无定句，句随吟之短长也，凡二百五十五言。晴！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抑”辞曰：
需骆马兮放杨柳枝，插翠黛兮顿金羁。马不能言兮长鸣而却顾，杨柳枝再拜长跪而致辞。
既无格律又无韵脚，是诗又非诗，似文又非文，此时自公的诗已去掉了任何矜饰，只剩下两个字：真情。看似冲淡，信手而为，实则情真意切，歌哭其中。白居易为何一生在烟花美伎身上如此用情，读他晚年的诗作，自当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因循归未得，不是恋铲鱼。
此为元穰诗中名句。中国文学史上，再也找不到哪两位诗人像白居易、元穗那样，私谊如此深厚、诗风如此切近、酬唱如此繁多的了。有人说，元、自二人，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此话不虚。孟柴《本事诗·征异第五》载：元藕为御史，去梓渲办案，当时白居易在京都，与众名士游慈思寺，于花下酌酒，忽然想到了元穗，当即写了一首诗寄给他：“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当时元横果然到达褒城（梁州）。就在同时，他也写了一首《梦游》诗寄给了白居易：“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昕来令人惊奇。用今天的话说这叫第六感相通。
元旗在写给白居易的一首诗中说：“我诗多是别君词。”两人唱和的诗作共有多少？白居易曾做过约略统计：已编了十卷，凡千余首。（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
元旗九岁能文，十五岁明经摧第，元和初年制科名列榜首，授左拾遗。元和五年（810）身为监察御史，从东都洛阳返回西京长安，途经华州敷水驿，太监刘士元半夜到达驿馆，元棋不愿腾出自己的房间给刘住，刘士元大怒，大打出手，用马鞭击伤元模的面额。元横狼狈逃到长安，朝官大哗，白居易一连上了数表，为好友无端受辱鸣不平。宪宗棉袒宦官，最终还是将元穗贬出京都。经过这一次挫折，元稳如梦方醒，从仇视宦官转而结交宦官。穆宗即位，依靠宦官崔潭峻和魏弘简的力量，升任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后来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元横任浙东观察使时，召窦巩为幕僚，窦巩长于作诗，每日用诗与元横唱和酬答，因此，有关镜湖、秦望山的奇妙诗句，传闻天下，时人称为“兰亭绝唱”。
元横多才而又多情，与白居易一样有声伎之好。元和四年（809），元横任东川监察御史，结识了蜀伎薛涛，薛涛正值妙龄，才色誉满蜀中，元横一见为之倾倒。诗酒酬唱，目挑心许，花前月下，两情依依。元横借口巡阅川东卷牍为名，留在梓州，与薛涛朝夕幽会，缠绵数月之久，临行时把得到的十二两黄金全部送给了薛涛，并答应纳她为妾，回京后立即派人来接她。纳名伎为妾，在当时为道德法律所允许，无可指责。回京后元穗给薛涛的诗，寄寓了很深的思念之情，应该说是真诚的。诗中说：
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呈分坷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蕃蒲花发五云高。
问题出在其后，元穰迁越州，偏偏遇上了另一名伎刘采春，溺于刘采春的美色，将薛涛置于脑后。《古今诗话》中说，元稿廉察浙东，喜官伎刘采春，元穰曾有诗云：“因循归未得，不是恋曲卢鱼。”人注之曰：“恋镜泊春色耳，谓刘采春也。”
元棋爱’悦刘采春容貌美色，眷恋七载，有诗赠之，诗中说“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如果不是刘采春的丈夫周季崇健在，直欲纳为己妾。元琪的这段罗曼史，唐代范掘所写《云溪友议·卷下》有详细的记载：
安人元相国（元棋），应制科之选，历天禄尉，则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饲辩，常悄也于怀抱也。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史推鞠，难得见焉，就除拾遗，府公严司空绽，知橄之之欲，每遣薛往焉。备途诀别，不敢军行。泪登翰林，以诗寄曰……乃廉问斯东！）涛十余载，方拟驰使往蜀取涛，乃有徘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句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篇韵虽不及涛，容华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涛……
元穗与蜀伎薛涛的一段姻缘，颇为士人称羡，后因元模的见异思迁而变得黯然失色，同时也暴露了元穰轻浮悦薄的品性。对于元模的矫情和虚伪，士林一向颇有蜡议。元旗在《与晦侄等书》中说：我生活在繁华的京城，朋友不少，但从不结爱于娼妓优伶，甚至不到繁华处纵观……这种说法，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不能不令人质疑。后晋刘向等所著《旧唐书·元穰传》中说：“稳移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会稽山水奇秀……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跌藕既放志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山水奇秀就使人性变得淫逸，这种说法恐难成立，主要原因应该到元模个性修养及社会环境去找吧。
诗人元穗还曾写了一篇传奇小说《会真记》，后来的杂剧《西厢记》就是根据这篇传奇小说改编的。这一点，文学史家都比较清楚。两部作品的主要人物及情节基本相同，但张生的形象却大异。《西厢记》中的张生，对爱情专一而执着，他为了博取莺莺的一颗芳心，宁可抛弃功名，是个爱得死去活来的情种。而《会真记》中的张生，对莺莺是“始乱之，终弃之”，是个薄情才子。宋人赵令峙考证，《会真记》中的张生，即作者元稿本人。元棋也自述：“以张生自寓，还其亲历之境。”看来元模的轻悦薄情，是由来已久、查有实据的了。
元穗与妻子韦丛、续弦裴淑，优俩相得，琴瑟和谐，对这一事实应该怎样理解呢？从元穗悼念韦氏的诗作中，应该说他对妻子的感情是真诚的。韦氏是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幼女，二十岁屈身下嫁给元穗，七年后去世。当时元穰家境贫寒，为了沽酒，妻子拔下头上的金钗，为了等待落叶烧火，妻子仰望空中秋槐，“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句句都是平常事，句句都是深情语。特别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般瑰丽悲壮、至深至切的诗句，可说是悼亡诗中的神品。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感情涌动，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人非圣贤，“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在对待众多烟花女子的态度上，元微之不像自乐天那样，纯真率直，始终如一，常常带着些玩世不恭的味道，知道这一点就行了，无须太多的语难，更不必用当今的道德标准去规范古人。
“青楼薄幸”是十年追逐声色赢得的
唐代文人心**漫，人仕之后往往更加浪漫放诞。除了上文谈到的白居易、元模之外，较突出的就算杜牧、刘禹锡了。
杜牧早慧善文，不但才高，而且性格豪爽。他生在晚唐多事之秋，偏偏怀有恢复开元盛世的崇高理想，他潜心研究兵法，注《孙子》十兰篇，准备挂吴钩，挽狂澜于既倒。他生性耿直，不屑于迎合权贵。用现代的话说，“性格即命运”，他一生被权臣冷落，仕途颠麟，郁郁不得志，苦闷与悲哀致使他更加纵情声色，行止放荡。
文宗大和七年（833），杜牧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儒的聘请，来到扬州，任淮南节度推官、转掌书记，当时扬州妓业的繁荣丰茂，不亚于京都长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里是人们最向往的花花世界。中唐诗人玉建写道：“夜市干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平时日，犹自笙歌彻夜闻。”火树银花，灯红酒绿，镖贯性若仙的名妹佳丽，怎不让人流连忘返！“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础是扬州。”原因是扬州的名伎太美了。
杜牧在扬州任职期间，常常独自夜游，陶醉于扬州如画的风光，更陶醉于扬州逸乐的风情。他在《寄扬州韩绰判官》中写道：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
许多年后回忆往事，仍然怀念那二十四桥明月夜，怀念那月夜里吹策的玉人。杜牧“美姿容，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辛文房《唐才子传》）。他夜夜走在九里十步街中，出人青楼妓馆。牛僧儒得知杜牧贪恋伎酒，每到夜晚就派差役便服跟随在他的身后，而杜牧挥然不觉，暗自庆幸自己伽导机密。几年后，杜牧摧升为监察御史，行将告别扬州，赴京就职。临行前牛僧儒为他设宴钱行，劝诫说：“你气度旷达，性格豪放，将来必然前途无量，但不可风情不节，影响了自己的身体。”杜牧慌忙掩饰说：“我对自己的生活是很检点的，请节度使免忧。”
牛僧儒听了哈哈大笑，命侍儿拿出一小麓，从麓中倒出上百张平安帖子，上面均写着：“某夕，杜书记在某家无恙。”杜牧见此，才知道牛僧儒是在暗地里保护自己，羞愧交集，拜谢泣下。
杜牧不能忘情扬州那段浪漫生活，每每回忆起来，不禁由衷叹惋，他在《赠别二首》中写道：
婷婷袅袅十三余，豆寇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搏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是惜别扬州，更是对妙龄美伎的留恋，因爱得太深太切，结果凄然相对，无从表达。
步人暮年，诗人似有悔意，载酒江湖，与歌伎相携，匆匆十几年过去，今日恍若一梦，为此写下了有名的《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几分自嘲，几分调侃，亦有几分悔意。“青楼薄幸”是十年追逐声色赢得的，这种名声固然不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中国文人历来如此，襟怀抱负无处施展，理想得不到实现，坎坷和失意中对现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得愈清楚愈深刻，也就愈痛苦。这种痛苦，无法排遣，往往在纵情声色、依红偎翠中求得发泄，从而得到解脱。
随着宦游迁徙，杜牧在宣城、湖州、洛阳等地眷爱过不少名姬佳丽。他对雏伎张好好感情靡深，曾写“张好好诗”述其事，在该诗的序言中说：
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域，复直好好于宣域籍中。后二岁，为沈著作述师以双雯纳之。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
当时好好十兰岁，玉质仙态，美色打动了诗人，“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一见钟情，难以释怀。五年之后，又见好好于洛阳，苦的是自己年年月月周旋于官场，己未老先衰，“怪我苦何事，少年垂自须。朋瞥今在否，落拓更能无？”从张好好身上，诗人感到了人生苦短、青春难再的悲凉。这已超出一个人的苦乐之外，上升到人类的共同感情了。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生命与时间的拔洞，时间是永恒的，个体生命是短暂的。这是人生的浩叹，是谁也无法克服的困境。
杜牧任职宣城期间，还眷恋过湖州一名垂暑小女子。有人说，这女子就是美伎张好好，其实不然。杜牧曾有《怅诗》一首，诗前序说：
我在宣城幕府时，祷览湖州，刺史崔君举办水戏，让我乘此机会闲步观赏佳丽，结果觅得一小女子，十余岁。又过了十四年，我调任湖州刺史，其人已嫁，而且生了孩子，怅然之余，写下此诗。
自是寻春去较远，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
《唐才子传》中也记录了此事。不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地点上看，应该不是张好好，而是另一名雏伎。杜牧一生爱恋过许多雏伎娇娃，有这种相似的艳遇并不奇怪，完全可以想象。杜牧为了自己爱悦的一名小伎，向宰相周犀上书，要求离京外放湖州，以践纳小伎之约。从而可以看出杜牧的感情是诚挚的，对自己爱恋的风尘女子是认真负责的。并不能用“薄幸”两个字来概括。
杜牧任御史分司东都洛阳时，司徒李愿在洛阳闲居，他家的歌伎美姬冠盖一时，常设歌舞娃席宴请朝官，因杜牧是御史台官员（负责监察工作），所以不敢邀请他。于是，杜牧派人暗示李司徒要他邀请自己。一日，杜牧到李司徒的宴会上说：“昕说有位名叫紫云的，善于歌舞，谁是？”说罢，立即赠诗：
华堂今日持是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粉一时回。
意气闲逸，旁若无人，座客莫不称奇。李司徒爱杜牧潇洒豪爽，以紫云相赠，杜牧欣然接受，纳紫云为妾（《侍儿小名录》）。
杜牧与美伎的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场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也表现了文人追求自我解脱的心性，包蕴了深刻的社会和人生的内涵，世俗的人们很难理解和接受，反而认为他轻薄放荡，借此诋毁他的人格。其实，这种看法是十分肤浅的。
诗文与名伎同有一个美的灵魂，同受一个天使主宰
与白居易唱和颇多的刘禹锡，是贞元九年（793）进士，在官场的倾轧中屡遭挫折。宪宗初年刘禹锡支持王叔文革新，被贬出京师，十年后自朗州承召回京，本拟任命他为尚书省郎官，就在此时，他写了《玄都观看花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元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抒发胸中的不满，再次被贬出都门，这一去又是十年。他一生宦游各地，郁郁不得志。《唐才子传》说他“恃才而放，心不能平。”因而常常将真情倾注在清纯稚拙、才调高雅的烟花女子身上，热情地赞美她们，为她们写下了许多感情至深的篇章。如他的《寄赠小樊》：
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时。终须买取名春草，处处将行步步随。
他的《伤秦妹行》《和杨师呆给事伤小姬英英》《和乐天题真娘墓》等，饱含真挚的情感，眷念那些至美至善的风尘女子，寄寓很深。他的《杨柳枝》词，怀念的是二十年前在桥上分别的一位妙龄女子：“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明丽镖锄，如临仙境。
刘禹锡恋伎，还有两则故事。《本事诗》载：刘禹锡从和州任上调回京都，任主客郎中。李绅罢镇在京，慕刘禹锡诗名，常厚设酒馍，邀刘禹锡畅饮，让美伎歌舞陪侍。刘禹锡酒酣耳热之际，吟道：“司壁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李绅为刘禹锡真情所感，以美伎赠之。
另一则载于尤袤所著《全唐诗话》：
宰相李逢吉，听说刘禹锡有关住，便请刘携来一见。慑于宰相的权势，刘禹锡不敢推辞，使把盛妆的关伎带到李府。李府养家伎四十余名，相比之下皆失去颜色。刘禹锡的美姬进入李府后，再也不见出来。稍顷，李逢吉借身体不适，告辞。刘禹锡只得快快而田。过了一夜仍无任何消息。刘禹锡长叹不止，以诗向李逢吉进言。李逢吉看了看刘的诗作，含笑说：“大好诗！大好诗！”于是作罢。
前者得伎，后者失伎。得，因诗而得；失，献诗无用。诗，毕竟不是权力。咸通年间诗人罗此，生性狂放疏右，毫无检点，他在廊州李孝恭幕下当从事时，遇到了雕阴名伎杜红儿，十分爱幕。但是，当时杜红儿已被节度副使看中。乘节度副使到邻镇去访问这个机会，罗且在宴会上要杜红儿唱歌。杜红儿遵照李孝恭的安排，拒绝唱歌。罗此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清早，持刀将杜红儿杀死。罗虬被判，后遇赦放出，十分追悔，选古代艳丽女子为题材，写绝句一百首，用来比拟杜虹儿，题为《比虹儿诗》，此诗盛传于晚唐。这组诗最后一首说：“花落尘中玉堕泥，香魂应上窑娘堤。欲知此恨无穷处，长倩城乌夜夜啼。”情极哀切。初以白刃相加，今又声泪俱下，罗虬是个狂夫，更是个伪君子。
晚唐诗人温庭绪，出身于贵族世家，是宰相温彦博的后世裔孙。从小机敏聪慧，富有天才。科举考试须押官韵，他从不打草稿，只把手拢在袖筒里，倚着书案，吟一次即成一韵，八次叉手作成八韵，因而人称他“温八叉”。他常替邻座的考生做答卷，大中九年（855），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沈询知贡举（主考），怕他暗中帮助别人，专门把他召到帘下应考。傍晚他献上书启一千多字，率先走出考场。后来问他，才知道他已帮助了八个考生。在主考官眼皮底下，他竟干得如此利落，也不知道这位温学士用了什么玄妙的手段。
温庭绚恃才傲物，经常讽刺宰相，受到权臣的冷落。一次宣宗微服出行，因温庭绵不认识皇上，傲气十足地问宣宗：“先生莫不是司马、长史之流吧？”结果被贬，做了方城县卫。
温庭绪一生都处于苦闷之中，颓废放荡，大多时间出人于歌楼妓馆。他品行轻薄，不修边幅，与统缚子弟裴诚、令狐滴等人喝酒赌博，流连于花街柳巷。有一次，深夜醉倒在妓院，高声大骂，被巡夜的军士打落了门牙。他去告状，并不占理，也没有人理睬。
温庭绪对售色的舞伎歌姬十分亲昵，因而对她们的生活观察细致，体味深刻，也因此能浓墨重彩地描绘她们，对她们给予真切的同情。如写李相伎的《屠集歌》：
情远气调兰莲、素，天香瑞彩含细组。蜡然纤指都揭血，日暖碧霄无片云。
色彩纷呈的词语，大密度地堆砌起来，显示名伎浓所妖冶的美。这一浓丽艳冶的风格，无疑是从沉溺于伎酒生活中得来的。为了更好地表现美伎的生活，温庭绚创造了诗的变体——词。他创作的《菩萨蛮》十四首，在词的发展中居开山地位。著名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一首，读来口齿生香，影响了唐五代，甚至北宋。
与温庭绪齐名的诗人李义山（商隐），诗作缔丽瑰切，缠绵不已，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状相思悻恻之苦，绘风流缝缝之情。再如“休灯灭烛”“靡香微度”等。李义山在《上河东公（柳仲邹）启》中说：“南国妖姬，丛台妙伎，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当时李义山妻子亡故，意甚悲悼，柳仲部欲以官伎张蘸仙赠李，李极力表白，说自己只写伎而不嫖妓。但据后人考究，李义山曾与多位女道士有恋情（供名《考义山恋史》）。唐代女冠即伎，这种押妓正如李义山的诗风一样，更加隐晦更加缤密罢了。
眷爱名姬美妹而写出佳篇华章的诗人，在唐代举不胜举，如刘长卿、韩剧、院然、李端、韩僵、赵耀、王建、张桔、韦庄等，真可谓星罗棋布，令人应接不暇。
诗人押妓冶游中吟诗作赋，常常是一种自我发泄、自我解脱的方式，白居易如此，杜牧如此，温庭筒、韦庄亦如此。名伎大都能歌善舞、聪慧可人，她们同美诗美文一样，同是一个精灵，同受一个天使主宰，所以诗人与名伎最容易相互感应，灵魂相通。绵绵的音乐，翩翩的舞姿，最容易令诗人陶醉，他们得到的不仅仅是感官上的满足，更是一种自然人性的回归，一种人的本能的释放，一种困境中的自我解脱，从而他们悲凉伤感的心怀得到一丝慰藉。“黄金不惜买峨眉，拣得如花三四枝”，白居易这两句诗，是唐代诗人士子押妓的普遍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