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时候，整理旧物。母亲发现一团蒙了灰的东西，用棉纸层层包裹着。打开来，是一只泥老虎。颜色斑驳，脊背上也已干裂出一道曲折的纹路。唯独面目还是勇猛凌厉的。
这是尹师傅的作品，说起来，真已经有十几年没见过了。
认识尹师傅，这大约要从朝天宫说起。
我成长的城市，是中国的旧都。老旧的东西是不会缺乏的。既有十竹斋这样的雅处，也有朝天宫如此平易近人的地方。小时候，因为父亲的引领，对这两个地方有过身临其境的比较。后者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乐园。对于孤陋寡闻的城市孩子，朝天宫具有庙会一类的性质。那时候的朝天宫，远没有现在的博物馆建筑群这样规整，有些凌乱。也是因为乱，所以带有了生气。有一个很大的类似跳蚤市场的地方，所谓的古玩市集，其实是后来的事情了。当时的气息很有些像北京的天桥。这市场里，有卖古董的，真假的都有；有做小买卖的，完全与艺术无涉；甚至还有敲锣鼓耍猴卖艺的。当然，还有一种艺人，是有真本领且脚踏实地的。他们往往有自己一担家当，左边放着原料，右边摆着成品。这决定了他们的创作是即兴表演式的。比如吹糖人的、剪纸的，都极受孩子们的欢迎。而尹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个。
如今记忆犹新，尹师傅在当时，是朝天宫的一道风景。凡到朝天宫，我是直奔他那里而去的。尹师傅的形貌，算是很有特色，总戴着度数很高的眼镜。眼镜腿似乎断过，缠着厚厚的胶布。藏青的中山装也陈旧得很，领子已经磨毛了，上面有些油彩的斑点。只是神情的专注是从未变过。
尹师傅是个泥塑艺人。
第一次买下了尹师傅的作品，是一只“大阿福”。这也是尹师傅做得最多的一种娃娃。其实是一种儿童样貌的神，很硕大。后来回忆起，大致相当于《千与千寻》里巨婴的形容。尹师傅做这类泥人儿，真是得心应手。因为他有个一分为二的木头模具，将泥填实，倒出来就是个胖大的儿童的雏型。尹师傅先给它刷上粉嫩的颜色，然后寥寥几笔勾出眉眼，腮上润上胭脂，浓墨重彩地涂上肚兜、长命锁或者金元宝，就算是完工了。
这只“大阿福”是我对尹师傅感兴趣的开始。泥塑并非南京的特产，这就使得他的本事在一众艺人中显得特立独行。加上他又总是很寡言，即使在一群年幼的拥趸注目之下，也依然是很安静地做手边的事情。他有一本画册，上面整齐地画着用自来水笔描绘的图案，下面标着价格。这是他作品的样本，你若看上了其中的一种，就指一指。他点点头，就成交了一桩生意。由于他严肃的神情和沉默的态度，往往磨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渐渐对他失去了兴味。当然他也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做他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我对不明就里的东西，往往有一种执着。长辈们现在谈起我三岁时候的故事，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树荫底下看一窝蚂蚁搬家，居然看了整整一个下午，都掩藏不住当时的担心——觉得这孩子其实有些痴，在现在看来，简直契合了某些自闭症的特性。而时间久了，尹师傅也终于认识了眼前的小朋友，并开始和我交谈。话题开初都是很简单和日常的，部分是出于一个成年人对孩童的敷衍。尹师傅的南京话十分难懂，有很多拖音，也掺杂着一些出其不意的入声。这是因为他吴语口音的浓重。当我渐渐适应了他的口音，有一天，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做的东西，有点儿老土。并拿了附近剪纸艺人的“森林大帝”作为辅证，说明他不够与时俱进。尹师傅扶了扶眼镜，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依然没有说话。但我不知道，我的话却在将来造成了他手艺的改革。
尹师傅并不是南京人。老家是江苏无锡。无锡附近靠常熟有个地方叫惠山，出产着一门手艺，就是泥人儿。后来知道，这特产本有个凡俗的渊源，是寻常人家农闲时候的娱乐。因为它的全民性，有“家家善塑，户户会彩”的说法。这门手艺后来的商业化，导致了一些专业作坊的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的是袁、朱、钱几家。尹师傅的师承，就是这朱家。那时候年纪小，并不晓得尹师傅为什么要跑来南京讨生活。捏泥人是尹师傅的事业，其实在他手中也分着层次。比方说“大阿福”。这种泥人虽然喜庆，但近乎批量生产，尹师傅说叫作“耍货”，是为讨生计而做，不入流的。而作为一个创作型的艺人，其实高下在于能不能做“细货”。这“细货”按传统应取材于昆山一带的戏曲。做这一类，人形雕琢完全来自手工，姿态性情各不相同。尹师傅有一整套的工具，从小到大，排在一块绒布里。最小的一个，用来雕刻五官的，是一根白鱼的骨刺。而对于戏曲的诠释，是他摊上的招牌，红衣皂靴的男人，瞠目而视。身边青衫女人，则是期艾哀婉的样子。我至今也并不知道是出于哪一出戏文。
以后的某一天，我发现尹师傅终于开始因人制宜，作品中出现了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人物。比如一休和尚、蓝精灵等等，都是热播卡通片里的，做得惟妙惟肖。神情间的活泼，很难想象是出自严肃的尹师傅之手。
出于友谊与感谢，尹师傅曾经为我专门做了一个铁臂阿童木。这时候，我们家里其实已经摆满他的作品了。
当我捧着阿童木，正欣欣然的时候，爸爸出现了。爸爸听完了一折《阳关》，正打算领我回家去。昆曲社和泥人摊，成了父子二人在朝天宫的固定节目。妈妈从来不加入我们，说人家都只争朝夕，你们爷儿俩可好。一个遗老，一个遗少，都赶上了。
爸爸看了看我手里的阿童木，目光延伸至摊子上的其他货品。过了一会儿，突然说，画得真好。
我相信这是由衷的话，多半来自他的专业判断。我一阵高兴，想爸爸终于认可了我的兴趣与品味。
尹师傅头也不抬，轻轻地说，三分坯子七分画。也没什么，都是些玩意儿。
爸爸说，不是，这是艺术。
尹师傅沉默了一下，手也停住了，说，先生您抬举。这江湖上的人，沾不上这两个字，就是混口饭吃。
都听出他的声音有些冷。
过了些天，发生了一起意外，对尹师傅而言，却足见“江湖”二字于他的不利。
我看到这中年人站在他一贯的摊位旁边，垂着头，手藏在半耷拉下来的套袖里。泥人挑子则被打翻了，压倒了一棵人行道边上的冬青树。一块赤褐色的黏土泥坯腻在地上，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解放鞋的鞋印。鞋印的主人，是个黧黑的汉子。站在尹师傅的面前，粗暴地谩骂。内容很苍白，无非是污秽的周而复始。
尹师傅赤红着脸，却没有任何还口之力。只是一遍遍地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
汉子身后的地瓜炉子，和他的身形一样巨大敦实。即使是我这样的小孩子，都看得出这是典型恃强凌弱的一幕。
围观的人多起来，汉子似乎有些人来疯。将身上的汗衫脱下来，拧一把汗，走近前，用手肘捣着尹师傅的胸膛。中年人于是趔趄了一下，声音更为虚弱，说，你……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心里紧了一下，挤出人堆，向昆曲社的方向跑过去。昆曲社在朝天宫西北方一处陈旧的建筑里，据说以前是太庙的所在。现在却破落到连大门都没有了。我冲进去，台上一个上了年纪的小生正在惆怅地咿咿呀呀，看到一个莽撞的小孩子东张西望，似乎也有些分神。有些观众就发出嘘声。我看见父亲回过头来，用严厉的眼光看我，因为我败坏了人们的雅兴。我也顾不得了，终于看到了坐在前排的大盖帽，眼睛一亮。大盖帽是父亲的票友老王叔叔，在附近的派出所做副所长。王叔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不笑的时候，像极了年画上的门神。因为他的威武与粗鲁，我一直很怀疑他是不是发自内心地对这种曲高和寡的艺术感兴趣。但这时候，我却觉得他在这里实在是恰到好处。我扯着他的衣襟，把他往门口拽。他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又看看台上，然后以息事宁人的神情跟我走出去。我推着他挤进人堆。尹师傅正躬下身去，收拾自己的挑子。他捡起了地上装工具的绒布包，抬头看见我，又颓唐地低下去。王叔以职业的敏感，立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咳嗽了一声，走到了汉子跟前，说，执照呢？汉子愣一下，问，什么？王叔放大了声量，说，营业执照。汉子说，这个鬼地方，还要执照？王叔说，什么地方都有个王法，小孩子都懂。收拾东西跟我走。人群中爆出一声“好”来。汉子的脸有些灰，说，走就走。他跟在王叔身后往外挤，有人撞了他一下，是故意的。他于是凶恶地叫，妈的，我干革命小将那会儿，也没见你们这么来事。王叔回过头，眼睛张了张。他立即恢复了英雄气短的样子，快步跟上去。
人散了。我这才看见，父亲也来了，不禁有些发怵。父亲并没有责备我，只是也弯下腰，与尹师傅合力将他的泥人挑子支起来。尹师傅打开绒布包，拣起那根白鱼刺，迎着阳光照一照。我们都看出来，已经断掉了。他仍然包进了包里，闭了一下眼睛，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流年不利，人心不古。
我很奇怪，他脸上并没有很愤慨的神色，仿佛在评价发生在旁人身上的事情。这时候，我却看见他的胳膊肘上，正从白衬衫里渗出殷红的血色。爸爸也注意到了，说师傅你伤着了。他撩起袖口，是个寸余长的口子，却很深。不知道是不是刚才争执的时候剐伤了。他看一眼，又将袖子放下来，说，不碍事。爸爸说，这不成，天这么热，要发炎就麻烦了。师傅，我们住得不远，到我们家包扎一下。
他没说话，却站着不动，是推脱的意思。我使劲拉他一下，说，师傅，快走吧。
妈妈见我们带了个陌生人来，有些奇怪。再加上他的样子又分外局促，神情都有些尴尬。我没等爸爸解释，使劲指了指床头整齐排成一排的泥人，说，这是尹师傅。妈妈立即意会，表情舒展开，说，原来是尹师傅，我们家毛毛整天念叨的。尹师傅看见自己的作品，眼神也活了，说，女同志，您客气了。都是小先生错爱。
我立即觉出他言辞间有趣的错位，我妈妈是女同志，而我却是小先生。
爸爸央妈妈去拿医疗箱，一边请尹师傅坐。尹师傅坐下来，眼睛却瞥见了茶几前的一幅山水，脱口而出：倪鸿宝。
这的确是倪元璐的手笔。爸爸遇到知己似的，说，师傅对书画有研究？
尹师傅欠一欠身：翰墨笔意略知一二，“刺菱翻筋斗”的落款，是最仿不得的。
爸爸说，师傅是懂行的。
尹师傅说，让先生见笑，胡说罢了。
爸爸沏了茶给他。他谢过，捧起茶杯，信手抚了一周，轻轻说，先生家是有根基的。
爸爸会心笑了，这些老人留下的东西，前些年可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尹师傅说，也亏了还有先生这样的人，祖上的老根儿才没有断掉。
爸爸终于说，师傅，别叫先生了。叫我毛羽就好。
尹师傅又半躬一下身，说，毛先生。
其实我并不很清楚是什么造就了尹师傅与我们父子两代人的友谊。以后爸爸来朝天宫，总也要到泥人摊上转一转，与尹师傅聊上一会儿。我并不很懂得他们在聊什么，但看得出，他们是投机的。甚至有的时候，尹师傅会忘记了还有做生意这回事情。这时候，他木讷的脸相也有些不同，变得些许生动起来。
以后的一些年，这些交流还在继续。及至我上了中学，朝天宫一带其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倒是午朝门翻建了明故宫。新的堂皇的广场，是毫无古意的，每个周末都聚集了放风筝的欢乐的人，越发显出了朝天宫的黯淡与没落。再就是，在这里摆摊的人，似乎都换了面孔。面孔换了几茬，据说有一些是另谋生计去了。一个卖梅花糕的，在评事街开了铺面，生意竟越做越大。再来的时候，有些衣锦荣归的意思，邀请老伙计们去他的西餐厅吃饭。
什么都在变，不变的大约只有尹师傅的泥人摊。生意没有更好，但也没有坏下去。顾客还是孩子们，一些长大了，不再来了，便有一些更小的接续上来。
有一天，爸爸一回家来，脸上是很兴奋的神情。一面回房间翻了一阵，翻出许久不用的理光照相机。因为并没有外出旅行的计划，我和妈妈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爸爸对我说，毛果，我们去找尹伯伯。
我们到的时候，夕阳西斜，尹师傅正袖着手打盹。耳朵上夹着一支烟，人也有些佝偻。这中年人，这时候便显出了老相来。爸爸没有惊动他，只是拿着照相机，对着摊上的泥人拍了一阵。尹师傅醒过来，眼神有些发木。
爸爸高兴地对他说，老尹，你的玩意儿，遇到懂的人了。
尹师傅的嘴角便扬一扬，说，先生又玩笑，怕是没有比你更懂的。
爸爸摇摇头，说，最近我们研究所，在搞外经贸交流年会，就有批专家来商量合作的事。你可记得上次送我的那只泥老虎。我摆在办公室里。有个英国人见了，爱得不行。聊起来，原来他是SOA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客座教授，专研究亚非文化的。他说难得一见这样地道的民间艺术品，想要看你更多的作品。
尹师傅嗫嚅了一下，说，是个洋先生么？
爸爸说，洋人也没什么，艺术无国界。只要是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后来，我目睹了这个叫凯文的英国教授，在看到这些泥人时的反应。这间十多平方的斗室，是尹师傅的家，简朴到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立柜。其余的地方，满当当地摆着泥人。有的上了彩，有的还是素坯。因为太多，色彩又繁盛，任是谁都眼花缭乱。凯文轻轻抚摸其中一只“杀鬼钟馗”，眼里是一种疼惜的目光，仿佛对着初生的婴儿。他回过头来，用清晰的汉语对我们说，这才是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