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
我从北门市搬到南门市，多半是为了逃离肖禾的追逐。
我第一次接触的女人便是肖禾，那时我们念高三，肖禾被我们男生称作“洋马”。她那高大蓬勃的身材和手臂上浓密的金色汗毛，以及微微上翘的圆屁股，使很多人想入非非。加上她那个既天真幼稚、又欠庄重的坏毛病——吮大拇指，更使校园里的气氛时不时地显出焦躁和压抑。
我与肖禾是邻居，她家住在我家的楼上。高考之后等待录取通知书的一个下午，她打电话叫我上楼，说要让我看一样东西。我上楼按了她家的门铃，她吮着大拇指给我开了门。那个长期被唾液浸淹着的大拇指离我很近，味儿很酸，很膻，使我心中突然像多了点儿累赘，虽然我也同许多男生一样，为她做过一些想入非非的梦。
她请我坐下，从桌上的铅笔盒里取出一张字条塞给我说：“你自己看吧。”说完就进了厨房，就像有意给我腾出看字条的时间。我打开字条，上面写着“肖禾我想和你性交”。以我当时不满十九岁的年龄，很为这几个字感到羞惭，感到震惊，感到太阳穴蹦蹦乱跳，还感到一种欲望的不可扼制。虽然这字条不是出自我手，却直白地表述了我意识的深处。虽然肖禾大拇指上的气味儿破坏了我对她的整体感受，此刻我却急迫地想再细看看整个的肖禾。她从厨房里出来了，神情有点犹豫不定，两眼却坚定地望着我。她挨着我坐下，默不作声地低着头。好像那小字条使她蒙受了天大的耻辱，只有我才能帮她抹去这耻辱。或者干脆那小字条就是我写的，而她甘愿为我照字条上所写的去做——和我做。她说此刻她爸她妈不在家。见我没反应，她又强调了一遍她爸她妈不在家，这之前我与肖禾甚至连朋友也说不上，可是突然间她把我弄得必须得为她做点什么。在这里我用“为她”一词好使我显出和她在意识上的区别，实际真要做起来，我也是为我——虽然看上去我像个无辜者。
她又说了一遍她爸和她妈不在家。果然，我的精神和欲望被这暗示抖擞起来，一套只有我和肖禾的房子和一张只有我们俩看过的字条使一切都不在话下。房间骤然变得窄小了，我似乎顶天立地，浑身说不出的憋闷，下巴一个劲儿哆嗦。我伸手试着去摸她的脸颊，她闪开我，站起来领我走进她的房间，然后我们在她那张整洁的小床上做了我们想做的。对于事情的全过程我一直缺乏细节的记忆，尽管细节肯定存在。我完全不记得那天她穿的衣服，也不记得她是怎样在我面前把自己脱光（或者没脱光）。我只记得我怀着战胜了所有男生的得意，怀着邪恶的激动匍匐在一堆白花花的物体之上忙活了一阵。我手忙脚乱却装作充满活力；我害羞腼腆却装作见过世面的大男人。因为要装见过世面的大男人，一直沉默不语的我还忽然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声“亲爱的”。在我的间接经验里，这三个字似乎是文明的做爱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这初次对它的脱口而出使我对自己恼恨万分，因为它是那样地做作，那样地口是心非。这装腔作势的摹仿是那样拙劣，我盼望肖禾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她听见了。
我的“亲爱的”使肖禾那闭着的双眼睁了开来（当她睁开眼时我才发觉她一直闭着眼），她伸出双臂搂住我的脖子，被男生们向往过的那些汗毛蹭着我汗津津的脸，使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因为我觉得她这么搂我也是一种摹仿。我们摹仿着又在心中揭穿着彼此的摹仿行为（至少我是这样），直到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分开。我们快速穿好衣服，闹了别扭似的谁也不看谁。又愣了一会儿，我离开肖禾回到自己家。一连几天，我们碰面时不说一句话，仇人一般。我初次领会到做这事不仅可以紧密地结合男人和女人，更可以残酷地分离男人和女人。我为我这初次的领会感到一种无处诉说的委屈：我不曾与谁做爱，我只是在猝不及防的机会到来时“做事”。
很久之后我偶然地读过一段“荆轲刺秦王”的野史，其中写到燕太子丹为了笼络荆轲使之为其效力，绞尽了脑汁。比如荆轲骑千里马游玩归来，偶然提及千里马的肝分外鲜嫩，燕太子丹马上叫人杀马取肝，烹调成菜献给荆轲；又比如荆轲夸赞一位给他斟酒的宫女手长得好看，燕太子丹立即叫人砍掉宫女双手，放在铜盘中献给荆轲。这使我想起了我在肖禾家度过的那个下午，那个白花花的身体与肖禾本人并无关系，那只是一堆纯物质的皮肉，好比宫女那双放在铜盘里的手。那双美丽的玉手倘若不复长在宫女身上，它便只能具有标本的意义。当我们用自己最初的全部柔情，用自己最敏感、最脆弱的心灵，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们一无所知的神秘的少女，以无限朦胧而又丰富的想象编织我们与她们之间的故事时，这少女突然直截了当地脱去衣裙朝我们逼来，爱和柔情便逃遁了，剩下的只有明白的欲望和粗鲁。更何况，我对肖禾从来就不曾发生“脆弱的柔情”，事后我甚至怀疑那张小字条是她自己写的，她假借别人之口说出了她想要我做的，我则利用了这“假借”。我的虚荣我的好奇我满脑瓜的胡思乱想和这“假借”纠缠在一起，助我完成了这初次的毫无意思的体验。为此我憎恨肖禾，她的手段使我领略了也丧失了我应该体味和享受的一切：细致的顾盼，美妙的暗示，彼此相见时那心花怒放的情绪，甚至平淡无奇的琐碎对话。
后来我等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去了北京，肖禾没有等到。四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又回到北门市，肖禾早在北门市一所大学的实验室找到了工作。我们仍然是邻居，在校园里肖禾仍然被人想入非非，其中有涉世未深的学生，也有稍具阅历的教师。有一次她坦率地告诉我，她已经和几个男人有过交往，他们使她体味了这件事情的快乐，也使她学会了如何快乐。她却因此而更加想念我。她要弥补从前我们那苦涩而又尴尬的经历，她要像个真正的女人那样把我应得的一切给我。每次见面谈话，我们都是先绕着这个主题，可结果还是归到这个主题之下。说这话时她已不像当年那么拘谨、生硬，却仍然吮着大拇指，有一瞬间我觉得她像个淫荡的白痴。白痴并不是不能激起人的欲望，有时候在街角垃圾桶旁坐着的女乞丐、女傻子会莫名其妙地引起男人理直气壮的冲动，使我相信人有时候会有一种自然的企盼淋漓尽致地亵渎自己的妄想。
肖禾并不是乞丐、傻子，她之所以又激发起我的兴致，正因为她声称她和除我之外的一些人干过，而他们给了她快乐。这使我恨不得立刻将她按倒在地立刻讨伐她，以证实我的出色。此时我的状态好比两个为了吉尼斯纪录而比赛喝啤酒的人，起决定作用的并非他们对啤酒的爱，而是战胜对方的渴望。肖禾就是啤酒，我必得通过这啤酒来挽回从前的手忙脚乱，从前的羞涩腼腆，从前那一声虚假做作之至的“亲爱的”。
我们重复了那个下午的事情。事后肖禾夸奖了我，她甚至激动得哭起来，任鼻涕眼泪乱七八糟地往下流。她说她相信这几年我肯定也有过女伴，但她不在乎，她要用跟我结婚来证实她的不在乎——这时仿佛我又成了那比赛中的啤酒。
我还不想结婚，尤其不想同肖禾结婚。她的坦率能勾起我的性欲，她的坦率也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了：我不要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却打定主意要跟我，到处散布我和她睡觉。她想用睡觉来证明我和她关系的严重性、深刻性。有时你确实觉得性行为和睡觉有所区别，人世间大部分性行为是达不到睡觉的深度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真正心甘情愿、坦然无忌地睡在一起（这里的睡没有性的意味）是不容易的，这很可能是人类最难的几件事情之一。肖禾把它看得过于轻易，她轻易就想用睡觉的舆论来迫我就范。在那些日子里我成了厚颜无耻的不负责任的诱骗女性的公子哥，我的父亲也多次规劝我要认真地对待生活。我无法向世人表明我的认真，倘若我说，除了肖禾我还和好几个女人“睡过”，但我并没有通过这些“睡”找到爱情，因此我还在继续寻找，而这正是我的认真之处，他们肯定会大骂我的下流。
说到对待生活的认真，我母亲可说是个典范。她在规劝我娶肖禾时，除去列举肖禾的诸多优点，还指出肖禾的人中长得又深又长，说这种女人生育能力强并且头胎多半是儿子。这话的含义虽不再是中国民间的“多子多福”论，起码也是暗示我，肖禾女人特征之出众吧。我立刻想起“洋马”那个外号，而我的母亲则是牲口市上的行家。
很长一段时间我被肖禾忽而软忽而硬、忽而悲戚万状、忽而强悍野蛮的行径包围着，我甚至惧怕听到楼上她家传来的脚步声，不管那是谁的脚步都使我一律想起马蹄嘚嘚，这“马蹄”还使我开始厌恶我生活的这座城市。
人是可以因了厌恶存在于这城市中的一个人，继而厌恶整座城市的。我已无法容忍北门市，我花费了两年的努力，才从北门搬到南门。
南门市被很多人看做单调、乏味，甚至连自己的口音都未形成的城市。她的历史短暂，不像其他城市那样，总能从犄角旮旯找出点历史的痕迹：一块石碑啦，一间小庙啦，几处名人的公馆啦……便值得骄傲了。倘若基建时再挖出几个坛子罐子，一座城市就更加非比寻常。南门没有这些，基建挖坑时连块古瓷片也没见过。但这并没有妨碍南门市成为一个大城市。她没有阅历，也就没有包袱；她拿不出值得子孙后代骄傲的古董，也就不那么任性。不那么任性，才使南门市能够更快、更少麻烦地接纳新事物：房地产、高科技开发、三资企业、股票市场接踵出现，乃至聘请外国专家规划市容，街上连自动柜员机也有了。而大批外地、外省人的流入，终于使南门市有了自己口音的雏形。这是一种以原装南门口音为基础，杂以京、津味道的“普通话”。所谓原装的南门口音，实际是一百年前这块土地上种棉者的乡音，那时南门尚是几十户人家的小村。那乡音有点生硬有点愣，但对话极为简练，有着直出直入的风范。比如有骑车者在街上撞了人，警察过来干预。
警察问：“为什么撞人？”
南门人答：“莫（没）铃儿（指车）！”
警察又问：“为什么不安铃儿？”
南门人答：“莫（没）空儿！”
九十年代的南门口音里，“莫”已经进化成了“没”，这种对普通话的质朴向往和顽强靠拢还使南门人养就了较为厚道的待人习性。他们不排斥外人，因为实际上南门是个被外人占领的城市。它无法引人怀旧，却能诱人寻找机会。我常常以为在一个充满怀旧意蕴的古老城市，机会终究不会太多。特别像我这样一个揣着狼狈的麻烦从故里逃脱的人，更是愿意在一个彼此纠缠不深的环境里寻找我的一切可能。目前我在一个被称作设计院的大单位工作。
我为之服务的这家设计院是个颇具规模且保密性很强的单位。据老同事们讲，过去各科室、各车间之间都不了解彼此的任务，外人进院办事，要自带档案。由于它的规模和性质，使它地处南门市的最边缘，与郊区的乡村土地接壤。它仿佛是被南门市抛掷出去的一个庞然大物，又仿佛是南门市继续向外扩张自己的一个急先锋。连接南门市与这“急先锋”的，是每隔二十五分钟开来一辆的公共汽车。汽车把粉末儿一样干细的黄土带进市区，又从那里载回一些大院里我已熟悉的面孔。除非特殊需要我难得乘公共汽车去浏览一次市区，因为这设计院好比一座微型小城，吃、穿、用、玩的设施基本齐备，它无时不在告诉我这儿就是我需要的一切，何必要用乘公共汽车来证实你在南门市的存在呢。我只乘公共汽车去过一次市中心的大仑酒店，一位大学同学发了财，路过南门市在那儿请我吃饭。
这同学是倒腾电脑发起来的，身边伴着一位女郎。女郎脸上涂抹着疲惫的脂粉，脖子上争先恐后地绕着好几圈金项链。我以为这是他的太太，他却大大方方地告诉我说不是，但比太太更亲密。女郎大腿压在二腿上直乐，两条腿神经质地抖个没完。这同学问我是不是已经给什么人做了丈夫，我说没有，他说这就对了——不过就算当了丈夫也用不着怕谁。什么叫丈夫？丈夫丈夫就是一丈之内是你的夫，一丈之外立即作废。那天我们吃了不少也喝了不少，彼此又说了些哥儿们义气之类的废话，一瞬间我感到我自己挺没意思。
当我从酒店乘车归来，当汽车驶出市区我在车上遥望着矗立在原野上的设计院那白色的楼群，它就像行走在平静海面上的一艘巨轮，衬托着它的似乎将永远是风平浪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