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两份档案材料的考察
程玉海 秦正为
摘要：十月革命后，苏俄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发展经济和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也在力求改善国际环境和周边关系。其中，就包括苏俄与西藏的联系。通过对两份档案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这一联系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苏俄致函西藏表明态度；互派宗教使者进行试探；联系日益密切并逐渐政治化。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与西藏的政治联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但其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并给人们以深思。
关键词：苏俄；西藏；关系
作者简介：程玉海（1954—），男，山东聊城人，青岛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史。
秦正为（1973—），男，山东阳谷人，聊城大学世界共运所副教授，博士，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十月革命后，苏俄（本文所指也包括苏联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发展经济和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也在力求改善国际环境和周边关系。其中，就包括建立和发展苏俄与西藏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很少关注，学界研究也极其欠缺。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一问题相对于苏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史料少之又少，加之其秘密性和复杂性，因而长期难以为人所知。但是，作为苏俄对华关系的历史组成，其所反映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因而对其进行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苏俄与西藏联系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
苏俄与西藏的联系，并不是突兀出现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鲜明的时代背景。
首先，沙俄很早并且一直在侵略染指西藏。沙皇俄国很早就开始觊觎中国的领土西藏，企图“直叩印度的大门”[1]。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被中国西藏盛产黄金的传闻所吸引，下令与“达赖喇嘛辖地”通商往来，“但此商务往来目的不在牟利，而在派遣机敏人员随同商人一起活动，以便探明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何路可通，即便路途艰险，也要查明能否到达其地，并加以占领”。[2]基于此目的，在沙俄政府驱使和支持下，军人、商人、教士和间谍不断渗入中国西部，积极探察实施路径。这是沙俄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队，……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3]随着俄、英在中亚地区扩张竞争的日趋激烈，自1870年代起，俄国政府开始对西藏采取有计划、有组织的侵略行动。陆军部、总参谋部、外交部在沙俄皇家地理学会的配合下，派遣将校级军官率领一批又一批的“考察队”，打着“地理考察”、“学术研究”的旗号，到西藏进行全面的实地勘察，为其进一步侵略西藏搜集情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陆军上校普里热瓦尔斯基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前者因“卓越功绩”被提升至少将军衔，死后名字被沙皇用于城名和山名。后者在西藏留学多年，成为达赖的经师和亲信，积极策动外蒙独立和挑拨西藏独立，并成为沙皇和达赖相互联络的关键人物和信使。1913年1月，德尔智非法签署所谓的《蒙藏条约》，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4]。由于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德尔智此举未能得到沙俄政府的支持，悻悻返回西藏。此后英俄在瓜分西藏和蒙古问题上虽达成默契，但直至1917年沙皇统治被推翻，沙俄始终没有停止对西藏的间谍活动。沙俄对西藏的侵略和间谍活动，既为苏俄与西藏的联系提供了基本的知识和条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和障碍。
其次，俄国与西藏的有着独特的宗教渊源。俄国境内的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土尔扈特人）、图瓦人等信奉喇嘛教（俄国对藏传佛教的称呼）。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土尔扈特人）属于蒙古语族，图瓦人属突厥语族，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发展至今，都和佛教的传播密不可分。18世纪初，布里亚特蒙古人臣服沙皇俄国后，由于反抗异族心理的需要，改原来信仰的萨满教而信藏传佛教，并于1171年建起了该地第一座寺庙——楚戈尔庙。卡尔梅克人属于西部蒙古，17世纪初开始信奉黄教。图瓦即历史上的唐努乌梁海，16世纪末黄教传入，图瓦人成为突厥语诸族中唯一信奉喇嘛教的人。可以说，这三个种族近几百年的编年史基本构成了藏传佛教在俄罗斯的发展史。历史资料记载，到19世纪时，布里亚特寺庙已有几十座，有些寺院巨大而豪华，喇嘛数以千计。19世纪末，佛教传人俄罗斯的欧洲地区。沙皇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喇嘛教来加强对布里亚特人的控制，给了喇嘛教发展的机会，使当地佛教寺院脱离西藏和蒙古的影响。1741年俄国伊莉莎白女皇下诏封立可汗喇嘛为其佛教行政之最高首长，佛教大兴。18世纪时，布利亚喇嘛沙亚额夫受凯撒林大帝之命到西藏观光，这是欧洲国家人士第一次到达西藏。在沙皇的支持下，佛教得到迅速发展，俄藏之间的佛学交流也日益加强，涌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佛教学者。其中，在俄罗斯的佛教史上颇有争议又极富传奇色彩的喇嘛多尔耶夫（Dorjiev）。有资料说他是沙皇物色的间谍，为遮人耳目，他以僧人的身份在拉萨学佛研习，得到“格西”（相当于佛学博士）的最高头衔，并被指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宗教顾问，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在成功地打入了西藏政权上层后，他利用便利，为沙皇俄国搜集情报，并为苏俄和西藏的联系穿针引线。1912—1915年，多尔耶夫在达赖喇嘛五万银币的支持下，于圣彼得堡建立了第一座在欧洲国家首都实践佛教礼仪的佛寺。到十月革命前，在俄国境内已有大小佛教寺院151座，喇嘛1.3万人。俄国与西藏这种独特或得天独厚的宗教渊源，成为苏俄与西藏联系的重要纽带和突破口。
再次，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干涉迅速发展。东印度公司建立之后，英国就开始觊觎西藏，但很长时间未能得逞。1876年，英国借助《烟台条约》的签订促成了《入藏探路专条》，获允开通印藏交通。在经历各种试探、间谍活动和波折后，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开放亚东为商埠。从此，英国侵略势力伸进了西藏。1895年开始亲政的十三世达赖十分痛恨英国侵藏，在沙俄的拉拢下，十三世达赖逐渐产生了联俄抗英的想法。英国十分顾虑沙俄势力插足，为了压服西藏，1903—1904年英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侵藏战争，一万多英军攻占了拉萨。战后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攫取了更大特权。1913年10月—1914年7月，英国殖民者策划举行了干涉中国内政、阴谋西藏独立的西姆拉会议。与会者包括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十三世达赖特使、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会议期间，麦克马洪提出划分内藏、外藏和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界线，即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对于英国的分裂企图，北洋政府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会议宣告破裂。但英国侵藏野心和活动并未终止。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干涉及其势力的不断增长，既是苏俄联系西藏以改善周边环境的重要考虑之一，也是不敢与西藏深入交往以免激化与英国矛盾的极大顾虑因素。
最后，苏俄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外交政策的调整。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废除沙俄的对外政策，实行和平外交，建立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关系。但由于内外战争的影响，未能及时清理沙俄与西藏的关系。1920年下半年，国内外形势基本稳定，苏俄开始进行外交政策的调整，积极探索和改善国际环境和周边关系。在中国，基于自身利益和盟友抉择的考虑，苏俄一方面谋求与中国中央政府改善关系，另一方面也在与中国外蒙古、东北、新疆、唐努乌梁海、西藏等地区，与吴佩孚、张作霖、陈炯明等地方实力派，以及孙中山及国民党，进行多方联络，甚至签订了一些地方性的条约。为了改善远东局面，苏俄于1919年7月25日、1920年9月27日、1922年9月4日先后发表了三次对华宣言，并派出代表团与北洋政府进行谈判，最终促成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两国建交。但在此过程中，苏俄也支持了外蒙、唐努乌梁海的独立自治，并力图在东北、新疆谋取利益和独特地位。在与各派势力探索交涉后，苏俄经过权衡决定由原来的联“吴”（佩孚）转向联“孙”（中山）。尽管在革命战争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争论和斗争，但苏俄毕竟在这些地区和与这些势力的交涉中获得了较大成功。在此过程中和在此前提下，苏俄开始试图利用沙俄对西藏的影响，特别是俄国与西藏的宗教渊源，重新建立与西藏的联系。
二、有关苏俄与西藏联系的两份档案及其基本情况
关于苏俄与西藏联系的档案材料，就笔者所了解，较为真实可靠的有两份：一份是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苏联与西藏的联系》所辑几个函电，一份是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中的《契切林就西藏考察问题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2月6日）》。前一份档案中的几个函电包括：《西藏全体噶伦就处理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函问题给达赖的呈文（1920年冬）》并附《俄外交大臣的对照信》、加拉罕《致法王达赖喇嘛（1922年1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致村晓堪钦函稿（1923年4月3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函（1923年6月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十三世达赖函（1924年6月3日）》、《达赖喇嘛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函（1924年10月20日）》。这几个函电，从时间跨度上，基本涵盖了联系的全程始末；从信件内容上，基本贯穿了事件的来龙去脉。通过这些函电，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联系的细节、双方的态度。后一份档案是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1918—1930任职）就第二次西藏考察2万金卢布拨款被否决而给政治局写的信，其中谈到了第一次考察团的成果（特别是无线电台的使用）、第二次考察的重要意义。
这两份档案之所以真实可靠，更为重要的是：一份来自西藏地方档案，一份选自苏联历史档案，二者能够彼此对照、相互印证，从而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事件的全貌；《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是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是国家“九五”重点研究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界近百名专家多年翻译整理、编辑加工而成，因而这些档案材料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极强的真实性。这两种档案汇编（选编），资料丰富、真实可靠，因而影响较大，长期以来被人们作为研究苏联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的案头之作和必备工具。但是，关于西藏问题的这两份档案，由于在庞大的资料汇编（选编）丛书中显得微乎其微，并不引人注目，加之问题本身也并不太“重要”，因而对之研究和利用相对较少。不过，要关注苏俄与西藏的联系问题，乃至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两份档案材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
通过对两份档案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和厘清苏俄与西藏联系的历史背景、大致过程和基本情况。根据材料可以看到，苏俄之所以力求与西藏联系，一是英国特使对苏俄的“妖魔化”，即把苏俄“虚伪地介绍”为“一个只剩下沙漠和痞棍的国家”，“将苏维埃政府描绘成残酷迫害佛教的政府”[5]；二是苏俄认为与西藏联系“具有政治意义”，“也具有经济意义”，因为这样既可以联系整个佛教界，也可以“异乎寻常地复活与所有佛教国家的商品交换”，并可以在亚欧之间“好好地完成我们贸易中介人的作用。”[6]根据事件的进展，我们可以将这一联系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苏俄致函西藏表明态度。1920年9月15日，为了“十分真诚地向西藏人致以怀有友好愿望”，苏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致函第十三世达赖，表示：苏俄是民主政权，俄国各族人民在其领导下“各自获得了各自的权利”，而且正与欧洲农民紧密联合。还说，苏俄政府曾宣布“俄国人要把东、南亚人民从欧洲贪婪的王臣富豪手中解放出来”，而“俄藏紧密联合后，无论西藏受到任何外部之侵犯，需要我们俄国人援助时，一定按尊意行事。”并表示，我们不会有像沙俄那样的“侵吞”行为，而是“决心要帮助西藏人从外敌之手解放出来。如您有同样的意愿，也许会派人前来（同我们）就俄藏目前和长远的联合事宜进行友好的商讨。此信及使者到达那边后，您有何考虑，务请回复。”[7]同时还送上象征“善良愿望”的哈达、金质表、夜光闹钟等礼物。第十三世达赖后到信函后，将其交给西藏主要官员进行了讨论，认为“有害无益”，故只给以收条。
第二阶段，互派宗教使者进行试探。考虑到政治和外交联系的困难，苏俄开始利用特殊的宗教渊源联络感情，先是在信奉佛教的布里亚特族、卡尔梅克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修建了一些寺庙，并保持其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后又请派宗教使者往来，邀请西藏宗教人士前往游览和讲经。1921年秋，苏俄派出了包括桑吉在内的第一个西藏考察团。同年，第十三世达赖派侍读大堪布罗桑阿旺率弟子前往苏俄。1922年，第十三世达赖又派秘书洛桑沙拉德金，进一步试探苏俄对西藏的态度。苏俄原准备派出第二个西藏考察团，但由于2万金卢布拨款被政治局否决一度受阻。1922年9月，第十三世达赖加派群则·罗桑协饶前往莫斯科，作为罗桑阿旺的助手，苏俄第一次考察团的桑吉随同回国。此间，双方虽是宗教往来，但已包含政治试探和政治行动。苏俄的第一个考察团带去了无线电台，并物色到了政治上“很可靠”、“很忠诚”的人士，并认为继续进行这种考察具有“政治意义”。罗桑阿旺等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就藏俄关系与苏俄政府进行了谈判。对此，苏俄曾向达赖许诺：“同其他捍卫自身独立的人民一样，在需要的时候，西藏可以指望我国的支持和援助。”[8]为进一步加强俄藏联系，1922年11月，加拉罕通过罗桑阿旺的小弟子土登居美给十三世达赖带去以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实为副外交人民委员）签名、外交人民委员部盖印的密信，表示为了解决双方的联系、避免“您的邻国”的封锁，“在最近派遣一个经您的代表阿旺德尔智堪布同意，并由他参加组织的人数不多的科学代表团前往拉萨是有益的。”[9]并认为这一“新步骤”将会进一步巩固俄藏的“友好关系”。对此，鉴于英国势力的影响，心存犹疑的第十三世达赖并未同意，指出汉藏冲突已由英国人作中间人；至于矿藏，早由藏人自己采掘；“若俄国在拉萨常设使节，并（让他）到西藏各地考察，则以英国为代表之其他各外国必将效法，那时将很难拒绝。既如此，希望维持俄藏友好现状。”[10]由此可见，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对俄藏关系发展仍怀有戒虑。
第三阶段，联系日益密切并逐渐政治化。1922年12月30日，苏联建立，此时苏联国内外形势也大为好转。经过前一阶段的联系，双方关系日益密切。1922年苏俄使藏人员受到“欣然接纳”，并得到了“西藏国主张（同俄国）亲近的思想不变”[11]的复函。对此，苏俄“极为高兴”，不仅让罗桑阿旺及其助手罗桑协饶“料理布里雅特和卡尔梅克、土尔扈特佛教等事务”，其他各方面活动也给予尽可能好的帮助，而且“打算让此二人从事使东方各小国免受大国暴行欺凌之工作。”[12]同时，鉴于当今有人对西藏“怀有难以容忍的嫉恨，并在公开和秘密地进行着武力进攻的准备”，1923年俄历6月9日（达赖1924年6月3日收到）加拉罕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致函达赖，表示“派去才仁多吉及其助手等旅游学者前往（西藏）。（一）是为了持续不断的友谊而奉献礼品；（二）是为了详细陈述此间之制度情况，并详细了解你处之制度；（三）是为了促进友谊；（四）是为了就如何加强这方面的相互交往，与（你们）很好地进行商谈。”[13]最终，代表团顺利成行。1924年，由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草签，中苏建交在即，第十三世达赖为保西藏“独立”，一改原来的犹豫态度和消极被动，开始积极主动地密切与苏联的关系。先是派土登居美带信给苏联，表示“我们大国的深厚友谊永远不变，……外交大臣亦不变。”对此，苏方也表示：“联盟共和国首都的人士都以极其高兴之心情表示衷心感谢。”[14]由此可见，双方的关系已经极为密切和融洽，并且完全政治化。在此基础上，为了建立正式的“经常的关系”，1924年6月，苏联派出了特使布里索，以“在需要采取有益于藏人的行动时”，找到“有利的办法”。[15]十三世达赖对此也是“甚喜”，不仅亲自接见了即将回国的才仁多吉，“与之详谈”，“望俄藏友好能依然如以前一样稳固”[16]，并赠送阿西哈达一条、五两藏金一封。同时，对使者布里索“尽量给予了友好接待”，并答应对“布里雅特和土尔扈特人来藏朝佛”[17]给以帮助。
尽管如此，但是由于远隔万水千山，联系极不方便，除了一些宗教交往外，苏联与西藏的政治联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再加苏联的外交重心在于欧洲和远东，对外蒙、东北、新疆、唐努乌梁海等更为关键地区的密切关系已经建立，苏联和共产国际推动的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其对华影响力和控制力得到迅速增长。因而，苏联不愿再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中央政府、国共合作的新政权以及英国等积怨太深，故将西藏问题长期搁置，未再发展。此后，也由于中国中央政府、国共两党都未能顾及西藏问题，致使西藏亲英美势力迅速膨胀。
三、关于苏俄与西藏关系的启示
苏俄与西藏的联系虽然短暂，但其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否则不但有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而且也会给本国和他国造成恶劣的深远影响。苏联大国主义、沙文主义的膨胀，以及造成的悲剧后果，不能不与此有关。鉴往知来，为此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刷新外交关系，必须彻底清除历史遗毒。苏俄是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其包括外交在内的各项制度应该也是崭新的。为此，必须彻底清除作为“各民族监狱”的沙皇俄国的种种历史遗毒，彻底清除“丑恶可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见”[18]。对此，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如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至1923年9月先后发表了三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19]。但是在实践中，苏俄并未完全将其贯彻落实。特别是斯大林，不但经常流露出俄罗斯“弥赛亚”情结，把扩张有功的沙俄将领视为“英雄”，而且任意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如1934年当有人建议在党刊《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恩格斯1889年2月写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时，斯大林非但不同意，反而就此问题在给政治局的信中用讽刺的口吻说：“十分卑鄙龌龊的侵略政策决不是俄国沙皇所独有的”，“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由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20]对此，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深有体会地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从俄罗斯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用怎样响亮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加以掩饰，他们总是在继续，时常以更残酷和反常的形式继续沙皇制度下开始做的事情。”[21]最为典型的是外蒙古问题，西藏问题也是如此。苏俄不但充分利用了沙俄对西藏的影响资源，而且沿用了沙俄对西藏侵扰的一般手法，即进行宗教拉拢，利用喇嘛教作掩护进行政治活动。尽管苏俄与西藏的联系并不太久，但遗毒未除，以致流害无穷。此后，苏联曾经多次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据有关媒体统计，1991年苏联解体前，达赖喇嘛曾经先后5次访问过苏联，其中3次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2次是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时期。可想而知，这些访问决不仅仅是宗教性的，而是在打“西藏”牌、“达赖”牌，这也是沙俄乃至苏俄、苏联的一贯手法，因而不但影响了中苏关系，也成为导致苏联悲剧的各种国内外矛盾的缩影，因为这些访问也正恰恰集中在苏联局势江河日下、回天无力时期。与之相反，新中国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不但使当时的国内外局势大为改善，而且使这一大好局面持续良性发展。遗毒不除，脓疮必破，这是深刻的教训！
第二，反对民族主义，必须始终注意防微杜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是民族平等，反对和根除民族主义。对此，列宁深有体会，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列宁不但将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并列，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自决权”问题，并坚决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22]。但是在现实中，苏俄和苏联并没有完全认真地加以实践。如对华沙的进军，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外高加索三国的强行“绑架”，等等。假如说这还是一些大的问题的话，那么在许多小的问题上苏俄和苏联也并没有切实注意。如对东北、新疆的渗透，对西藏的拉拢。宗教来往、“科学考察”，看似一些民间往来，其实政治居心在内。即使未能得逞，却也昭然若揭。感觉微不足道、并无大妨，自然继续效尤，不料尾大不掉、积重难返。1927年和1928年苏联的蒙古人又曾两次访问拉萨，并带去了苏联政府给西藏地方当局的信件；后来赫鲁晓夫对中国“放跑”达赖进行指责；中美建交仅仅4个月后即邀请达赖喇嘛访苏，等等。这些看似“小节”，其实却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内含着民族主义的本质。而这些行为，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苏关系，都在日积月累地侵蚀着苏联大厦的根基。恩格斯曾直接针对俄国政策深刻批评道：“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23]苏联的解体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千里长堤，溃于蚁穴，这是长鸣的警钟！
第三，建设睦邻友好，必须彻底坚持和平共处。各国自由平等、睦邻友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准则，也是各国追求的基本目标。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也曾教育俄罗斯人民要按照人类平等的原则对待邻国。作为最大的两个邻国，中俄在历史上曾三次结盟，即：1896年6月3日签订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了这三次大的结盟，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俄政府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的对华宣言，以及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于1923年发表的《孙越宣言》。因为这些都给中国人民以信心和支持，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出现过许多不协调的音符。如苏俄与西藏地方当局开始单独接触的举动，就是与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精神，以及根据这一精神已经委托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一行到北京的谈判相违背的。即使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第三次对华宣言，也已较第一次宣言大大倒退，甚至明确声明：“我们绝不会放弃我国在中国的利益，因为它们并未侵犯中国人民的主权。”[24]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颜惠庆也曾经谈道：“当我与苏联高层官员接触较多之后，我与他们进行过多次闲谈。记得有一次，我问一位官员，指导苏联外交的总体原则是什么？‘原则？’他声称，‘搞外交没有原则可言，只有利益。’”[25]此后，苏联虽然一直没有改变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立场，但打“西藏牌”的举动不时发生，这些自然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与之相反，中国针对与印、缅边界关系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使中国获得了较好的周边环境，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总结历史，展望未来，2001年7月16日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新结果，也是睦邻友好、世界和谐的新写照。邻且不睦，世界何谐，这是永恒的质问！
历史是无情的，但历史常常又带有戏剧性。苏俄及其前生（沙俄）后世（苏联）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曾经说过：“俄国政策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种不仅在目的方面，而且在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的传统的守恒性。在现在的东方问题上，没有一次纠纷，没有一次谈判，没有一个官方照会，不带有重复历史某些事件的印记。”[26]苏俄早期的对华政策就带有明显的沙俄政策的印记，而这种印记不但被苏联继承而且放大，结果自毁长城。不论是沙俄还是苏俄，其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国家利益至上，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侵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结果也损害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对此，美国学者马士明确指出：苏俄的政策“虽然推广到包括利用中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个基地在内，却在其他方面同帝俄的政策相似，而且尽管时过境迁，尽管沙皇政权已成过去，获得友谊的代价并未减低。”[27]过去是现在的历史，现在将是未来的历史。如果不真正地以史为鉴，并鉴往知来，那就难逃历史的覆辙和历史的“周期律”。
（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1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42页。
[2]张伟：《布达拉宫上空的谍影(四)：沙俄间谍病死西藏》，载《环球时报》2005年12月7日。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页。
[4]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页。
[5]沈志华等：《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231页。
[6]沈志华等：《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7]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4—685页。
[8]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页。
[9]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页。
[10]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页。
[11]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页。
[12]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页。
[13]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8页。
[14]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8页。
[15]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9页。
[16]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9页。
[17]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页。
[19]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87页。
[20]《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58页。
[21]Барсенков А.С.，Вдовин А.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38—2002. 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3.С.308.
[22]《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7页。
[24]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25]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0页。
[27][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