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我住在西十一街一幢叫雷斯顿大学俱乐部的建筑内，一间八英尺宽、十五英尺长的小房间里。我一到纽约就被这里吸引了，不仅是因为它的名称，也因为它便宜的租金：一周十元。雷斯顿大学俱乐部事实上只是一家廉价旅社上的小阁楼，和包尔利区出租房屋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有一扇上锁的门，使人享有名义上的隐私。此外，一切都和廉价旅社一样。说来，这个地点倒也奇妙。由我四楼房间里沾满尘垢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见西十二街某住宅美丽的花园，偶尔我会瞥见这个花园的所有人——一个爱穿便装的年轻人（我猜想他是《纽约客》或《哈泼斯杂志》的明日之星）以及他活泼美丽的金发妻子（时常穿着宽松的长裤或游泳衣跑来跑去，偶尔和一只可笑的阿富汗猎犬戏耍）。
性的缺乏，加上这个迷人的小花园——及花园的主人——使得雷斯顿大学俱乐部的衰颓更令人难以忍受，也加深了我的贫穷和孤寂。住在这里的全都是男性，多半都是中年以上，每每在狭窄而斑驳的走廊上擦身而过时，只能闻到一种酸酒味。这里没有令人敬爱的老管理员，只有登记台后的几个职员，坐在只有一个小灯泡照射的前厅，个个面色铁青。他们也操纵那个叽嘎响的电梯，每当电梯无限缓慢地升上四楼时，他们便咳嗽不止，搔着疼痛的痔疮。那年春天，夜复一夜，我就像个半疯的隐士一样，将自己幽闭在那鸽子笼似的房间里。事实上，不仅因为我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娱乐，也因为刚到这个大都市来的畏缩，使我缺乏交友的机会。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发觉被遗弃的孤独有多么痛苦，就像个突然被关进单人囚室的重犯一样，我发现自己消耗着我几乎不知自己拥有的体内脂肪。在五月的黄昏中，坐在雷斯顿大学俱乐部里，看着大蟑螂爬过我那本约翰·多恩[4]诗文集时，我突然看到一张孤寂的脸，并认为这实在是一张丑陋而残酷的脸。
因此那几个月我排遣夜晚的方式鲜有改变。每天五点离开麦克劳-希尔大楼，在第八大道搭乘地铁（五分钱）到广场下车，走到熟菜店去买三罐啤酒。回到小房间后，我就躺在被褥凌乱的床上看书，直到我的最后一罐冰啤酒变温了——大约是在一个半小时后。所幸我尚在热爱看书的年龄，因此我虽然还是孤家寡人，却可以固守着我的孤寂。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些夜晚。我不但是个自暴自弃的读者，而且绝不坚持一定的立场，对于任何著作都兴奋得几近于对性爱的喜好。
无论如何，我就是看书——我记得那一季深获我喜爱的书中，有一本是《大山之下》。到八九点时，我就出去吃晚餐。多美味的晚餐！到现在碧克佛餐厅的牛肉饼和雷科的西式煎蛋卷仍令我回味无穷，还有雅典餐厅的嫩牛排。不过我对纽约的美食和对其他事物一样无知，过了好久之后，我才获知在纽约市想要用不到一块钱吃上饭，最上乘的选择是在白塔餐厅点两个汉堡加上一块派。
回到我的房间后，我会再抓起一本书，又一次沉浸在虚构的故事中，看他个通宵。然而，有时候我不得不做令我厌恶的“家庭作业”，那就是为麦克劳-希尔即将出版的书写书封简介。事实上，回想我最初所以会被麦克劳-希尔雇用，多半是因为我为麦克劳-希尔出版的一本书——《克莱斯勒大楼的故事》试写封套，结果受到赏识的缘故。虽然我并不很愿意承认，我却开始厌恶我的工作。我不是一个编辑，而是一个作家——一个怀抱着和梅尔维尔、福楼拜、托尔斯泰或菲茨杰拉德同样的热情和大志的作家……他们能够撕裂我的心，保存一部分，而且每天晚上都召唤我加入他们那至高无上的职业。写书皮封套使我感到退化，尤其是我被指定加以赞誉的那些书，又都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差了十万八千里的商业书籍。下面是一段我无法完成的书封广告：
美国人梦想故事的中心是纸的传奇，而制纸事迹的中心则是金伯利—克拉克这个名字。金伯利—克拉克公司最初只是拥有一匹马的机构，位于威斯康星州的湖畔小镇尼那，现在却是全世界制纸工业的巨人，其工厂遍布国内十三州及海外八国。该公司的产品——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克利尼士——满足人类的各项需要，其名称令人耳熟能详，甚且已被运用于语言中……
像这样的一段文章需要用去数个钟头。我该用“无疑是克利尼士”还是“确然是克利尼士”？“各项需要”还是“各种需要”？“混乱”？“紊乱”？在写作时，我会心慌意乱地在斗室里踱步，口中念念有词，并制止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在进行这件工作时总会有的手淫的冲动。最后，在愤怒之下，我会发现自己对着纤维板墙壁大声喊着：“不！不！”然后猛然坐在打字机前，喃喃咒骂，迅速、一知半解却颇为顺畅地敲打字键：
金伯利-克拉克的统计匪夷所思：
——据估计，单是冬季的一个月份，将美国及加拿大用来擤鼻涕的“克利尼士”卫生纸铺在耶鲁大学的操场上，竟可以堆到一英尺半的高度……
——据统计，将美国地区仅仅四天所使用的“靠得住”排列起来，就可以由波士顿一直排到佛蒙特州的白河汇流处……
第二天，一向友善而宽容的费勒，会皱眉望着这几段文字沉思，咂着他的烟斗，等他说过“我想这与我们想要的不尽相符”之后，他会理解地咧嘴而笑，要我再试一次。由于我还没有全然失败，或许也因为长老会道德的遗迹对我仍有些控制力，那一晚我会再试一次——竭尽全力，却徒劳无功。在我绞尽脑汁之后，我会放弃，又回头看我的《熊》《地下箴言》或《比利布德》，更常怀着思慕逛到窗畔，俯视那个令人心醉的花园。在曼哈顿春天的金色薄暮中，在我深知永远不可能被驱逐的想象中，一个黄昏的聚会就要在文斯敦·杭尼卡的花园里进行。那就是我为他们所取的名字。独自站了一会儿后，金发的梅薇·杭尼卡会出现在花园里，穿着衬衫和花长裤。她停下脚步望一眼银白色的天幕后，会甩甩秀发，俯身从花床中摘下一朵郁金香。在这个可爱的时刻，她不明白她对全纽约最孤寂的二等编辑做了些什么。我的欲望令人难以置信——它攀援嗅探着，滑下这幢老建筑脏黑的墙壁，越过围篱，像一条蟒蛇般急速前行，到达她那高耸的臀部后，在静默中化为我的实体，强健、饥饿，但仍在一触即发的控制中。我轻轻地用双臂环着梅薇，双手覆盖在她那丰满而甜美的乳房上。她低声问道：“文斯敦，是你吗？”我，她的爱人，就会回答道：“不是，是我，让我充任你的小狗吧。”她必然会答道：“哦，亲爱的，好——等一下。”
在这种错乱的幻想中，我无法立即在吊床上和她做爱，是因为桑顿·魏德或凯瑟琳·安·波特，或约翰·赫塞，或梅而康·科里，或约翰·菲利·马康德的突然到达。这时——使我欲望为之消失而恢复了理智——我会发现自己又站在窗畔，渴望地欣赏着下面的欢宴。因为在我看来，文斯敦·杭尼卡这对年轻欢快的夫妇（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嫉妒地瞥见他们美丽的客厅里丹麦式的书架上堆满了书）富有得足以招待闻名世界的作家、诗人、批评家及其他种类的文学家。因此在这些薄暮笼罩的傍晚，阳台开始充满轻言低语、衣饰高雅而涵养深刻的人，在黑影中，我辨认着那些英雄的脸孔。这些人是自从我不幸的灵魂被他们的文字攫获之后便使我朝思暮想的。我还未曾会晤过一位曾经出过书的作家——除了我先前提过的那个前共产党员，有一次他到麦克劳-希尔去，无意中走入了我的办公室；他闻起来有一股大蒜和汗臭味——因此那年春天杭尼卡家的宴会，使我得以有想象中的机会和我的偶像打照面。华莱士·史蒂文斯！罗伯特·洛厄尔！那个一脸胡子、有点神秘兮兮的绅士是谁？真的是福克纳吗？传说他到纽约来了。那个身材丰满、梳着发髻、面带微笑的妇人，必然是玛丽·麦卡锡。那个面带讥讽的矮个子只可能是约翰·契弗。有一回在昏暮中有个女人尖声叫道：“欧文！”一听到这个名字，我的脉搏猛跳了一下。天色太暗令人看不真切，而且他背对着我，但是这个被两个脸上流露出仰慕之情的女孩左右簇拥着的男人，可能就是写《穿夏衣的女郎》的作家吗？
我现在领悟到，这些薄暮时分在杭尼卡家逗留的客人，必定混迹广告业、华尔街或其他空洞的行业，但当时我对错觉却深信不疑。然而，就在我离开麦克劳-希尔王国的前一晚，我经历了一次强烈的感情逆转，使我此后不再俯视那个花园。那次我照例站在窗畔的位置，凝视梅薇·杭尼卡那熟悉的背影。她做着一些使我爱慕的小动作——拉扯着胸罩，用一根手指将金色的鬈发掠向后——同时和卡森·迈库勒以及一个脸色苍白、身材高大，有一双时常眨动的近视眼的人——很显然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交谈。他们究竟在谈些什么？萨特？乔伊斯？陈年佳酿？西班牙南部的避暑胜地？不，很显然他们只是在谈论环境——这个环境——因为梅薇指着常春藤覆盖的围墙、草皮、喷泉及郁金香花床，脸上露出愉悦活泼的神情。“只要……”她的表情变得苦恼，似乎说着，“只要……”然后她转过身，捏着愤愤的粉拳，指着雷斯顿花园俱乐部。那个亲爱而生气的小拳头如此显著而振人心弦，简直就像直指我的鼻端一样。我觉得仿佛被舞台的照明灯照亮了，在我震动而懊恼的当儿，我确信她那张合的嘴唇在说：“只要那个该死的窥视狂没有在那里，一天到晚偷看我们就好了！”
但是我在第十一街所受的痛苦注定不会很久。如果说我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康·蒂基》这件事的话，那倒不会令人感到遗憾，然而我被麦克劳-希尔回拒的命运，却是由于一位新总编的到来。这个人姓魏瑟，巧的是这个姓氏与“鼬鼠”同音，所以我在背地里都叫他“鼬鼠”。“鼬鼠”是被重金礼聘来的。当时出版界的人都知道他就是提拔了托马斯·伍尔夫的编辑，伍尔夫死后，他更帮忙收集了这名作家大量的遗作，而且尚未出版。虽然“鼬鼠”和我都是南方人，但打一开始我们就不喜欢对方。“鼬鼠”年近五十，秃头，相貌平庸。我不知道他对我究竟有什么看法——无疑我那种自大放任的报告他颇不以为然——我却认为他冷酷、疏远，毫无幽默感，而且自矜自是。在编辑会议中，他最喜欢说的是：“伍尔夫以前常对我说……”或是：“正如托马斯死前写给我的信中所言……”
他一天到晚提及伍尔夫，仿佛他就是这位名作家的另一个自我——这使我感到难以忍受，因为我曾费心钻研过伍尔夫的作品，我很可以和“鼬鼠”这样的人共度夜晚时，引用伍尔夫的经典名句，如：“上帝，先生，那是无价的！”并心怀思慕地和他讨论伍尔夫的警句名言、任意而行和三吨重的手稿。然而“鼬鼠”和我却难以沟通。他十分守旧，很快就适应了麦克劳-希尔整齐、死板、保守的形态。相形之下，我精力充沛，并且对图书出版编辑，甚至整个出版业的风格、习惯、加工等都感到十分可笑。毕竟麦克劳-希尔虽有文学粉饰，却是美国商业的典型范例。像“鼬鼠”这样的人一旦上任掌权，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鼹鼠”到任不久后，有一天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他有张臃肿的圆脸，细小而不友善的眼睛和鼬鼠眼相似，我实在想不通他是怎么会得到托马斯·伍尔夫信托的。他招呼我坐下，虚伪地寒暄几句后，开门见山地说就他所知，我显然没有顾及麦克劳-希尔某些方面的“轮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这般用这个词汇。他继续往下说明，我就越不明白我可能做错了什么，因为我确定老好人费勒并没有挑剔过我或我的工作，结果我的错误包括了衣着以及政治两方面（简直毫无道理）。
“鼬鼠”说：“我注意到你没有戴帽子。”
“帽子？”我回答，“呃，没有。”自从两年前由海军陆战队退伍后，我就没有想过要戴帽子。
“鼬鼠”说：“麦克劳-希尔的每一位员工都戴帽子。”
我回答：“每个人？”
他毫无表情地说：“每个人。”
当然我即刻思考他所说的话，发现那确是真的：每个人都戴帽子。早上上班、傍晚下班，还有午餐时间时，电梯和走廊上是一片由草帽和毡帽形成的帽海。至少对男士而言的确如此，至于女士——主要是秘书——则似乎是可以自行选择。“鼬鼠”所言无可置疑完全正确。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戴帽子不仅只是时尚，而且是麦克劳-希尔服装的一部分。这套服装还包括从头扣到底的雅乐衬衫、宽松的韦伯条纹西装，这幢绿色大厦里的每一位男士——从参考书推销员到“处理废物杂志”的焦虑的编辑们——全都是这么穿的。在我毫无所觉的情况下，我一直没有穿制服，此刻一了解事实，我感到又恼怒又得意，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鼬鼠”的暗示。很快地我发现自己以和他同样冷酷的声音问道：“请问我该怎样才合适这个轮廓？”
“我不能决定你看报的习惯，我也不想这么做。”他说，“不过被人看见麦克劳-希尔的雇员阅读《纽约邮报》却是很不明智的。”他停顿了一下，“这完全是为了你好。不用说，你下班后私下里可以阅读你想看的任何刊物。只不过……麦克劳-希尔的编辑最好不要让人看到，在办公室里看激进派的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