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十九回，阮小五面对围剿的官军，慷慨高歌：
打鱼一生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这首曲子，古人听来解气，现代人则大抵是觉得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革命很不彻底。
但设身处地地想，古人大概也并不糊涂。所谓“历史局限性”，往往都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一、贵族社会结束后的新问题
和前面所说的封建和郡县密切相关的，还有一组概念，就是贵族和官僚。
封建体制下，贵族握有大权。一般说来，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封地。尽管他们要对某些更高级别的贵族称臣，但在封地上，他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不论什么事务他都有权处理，不存在什么军政、民政、经济、文化之类的分工。他终身享有这些权力，而且可以传诸子孙。
而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出现得则要晚得多。贵族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官僚们常常心底很渴望，但并不能真的获得。理想状态（idea type）下的贵族和官僚，会有如下的区别：
贵族 官僚
终身 有任期
世袭 不世袭
有封地 无封地
无分工 有分工
贵族风度靠自律 行政业绩受监督
用政治学的术语说，就是贵族和他拥有的那些行政资源是合而为一的。甚至于，更高级的贵族（比如天子或国王）可以杀死他，却不能剥夺他的贵族身份，死，他也还是以贵族的身份去死的。
官僚和这些资源却是可以分割的，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在位的话，权力是你的，时机合适你可能呼风唤雨。但不论因为什么原因，只要你离开了岗位，那这一切就都和你无关了。
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官僚取代贵族的过程。按照秦始皇的理想，最终大权独揽而能够传之万世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自己。
秦朝二世而亡，但祖龙魂死业犹在，始皇帝的这个梦，历代帝王，总是要力所能及地做下去的。
这样，古代中国的皇帝、官僚和民众，就构成了这样一种三角关系：
皇权要靠官僚系统才能体现，官僚系统则要在皇权之下才有合法性。从这点上说，他们是一伙的。民是他们剥削的对象。
理想中的官是不世袭的，民通过各种途径是可以成为官的，官民身份随时可能互换。从这点上说，他们本是同根生。只有皇帝是代代相传的，地位超然。
正因为皇位代代相传，所以皇帝希望自己的江山长治久安，老百姓当然也普遍渴望太平年月。从这点上说，他们有共同利益。倒是官员往往喜欢捞一票就走。所以，皇帝会跟官员宣讲“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道理，很有为人民代言的样子；而老百姓有点“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理，也就不奇怪了。
比较理性的时候，皇帝有两种心态：
第一，天下是自己的，而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对民还是要好一点，至少不能弄得民不聊生。
第二，官员实际上是自己家的临时工，而临时工是不可信任的，所以要加强监管。中国古代的官制，什么行政、立法、司法的分立，是没有的，但却确实有一个相当独立的监察系统。而且国家的纲纪，条条款款，针对官员的，至少不比针对老百姓的少，叫作“王法治官不治民”。
不考虑那些高尚的例外（这类例外绝对数量并不小，但相对比重恐怕还是不高），官员也是两种心态：
第一，既然我是临时工，那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且与其长期效益好，不如任内效果好；与其真的干得好，不如让雇主觉得我干得好。前面引的陆机的文章所指出的种种问题，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第二，为什么我就只能是临时工？更多的权益更好的保障更少的监管，才是更合乎理想的状态。
总之，正像韩非子说的，“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既然是做买卖，就免不了讨价还价的环节。皇帝希望给官员更少的待遇而除了实现自己的意志官员啥也别干，官员则当然希望更好的待遇和待遇之外更多的牟利机会。这样一来，官僚系统和皇权之间，就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关系。
二、士族的扩张
秦汉时期的官员们已经很清楚，直接要求自己也可以政治权力世袭，恢复贵族时代的那种局面，是皇权所不能容忍的。
但是，贪污一点钱，求田问舍，用于自己家族在社会上的发展，皇帝就不会太干涉了。
这一层，秦国大将王翦对秦始皇的一番话，说得最清楚：“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所以趁大王您用得着我的时候，“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
而始皇帝的反应是“大笑”，臣下这点小算盘，还是可以谅解的。
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累积的结果，就是西汉和东汉的社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所谓：
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
这是夸东汉。换个角度看，则是家族门第在两汉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
西汉也有大家族，但这些家族和朝廷几乎是对立的关系。政府里是所谓“布衣将相之局”，充满了给中下层出身的人的机遇。甚至于，皇帝娶个外围女当皇后（汉武帝娶卫子夫，汉成帝娶赵飞燕），也没什么人废话。
到东汉，官僚和强宗大族，就是合作的关系了。旧宗族基本被官方消灭了，官员发展自己的家族势力成了新的豪强，而这些新兴家族的成员又成了官员的候补梯队。至于战国到西汉一直最活跃的单身游士，反而变得没什么地位（“一夫之用，不足为强弱”）。至于婚姻关系，门当户对是最重要的原则，东汉的皇后，基本就来自几个开国功臣的家族。
东汉的皇后，除了光武帝的郭后（当时天下还未定），安帝的阎后（安帝是以旁支即位的），灵帝的宋后和何后（天下已经乱套了），都来自南阳的阴、邓两个家族和西北的马、梁、窦三个家族。
光武（郭、阴）
明帝（马）
章帝（窦）
和帝（阴、邓）
殇帝（一百天时即位，两岁驾崩，没有皇后）
安帝（阎）
顺帝（梁）
冲帝、质帝（都是小孩，没有皇后）
桓帝（梁、邓、窦）
灵帝（宋、何）
这些大家被称为士族，写作世族和势族亦无不可。三种不同的写法，刚好说明其三个特性：“势”是说他们有权有势；“世”是说他们有来历有年头，不能是暴发户；“士”则是说他们有文化。所谓东汉的“儒者气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家族的气象。
儒家本来就重视宗族关系（“亲亲之道”），东汉按照儒家的理想选拔官员，就有两个标准显得特别重要：一个是道德表现，一个是经典阅读。
道德的高低不容易比。比如，要想被“举孝廉”，你孝顺廉洁的名声哪里来？就需要作秀，更需要炒作。后来被称为“二十四孝”的故事里，好些都是东汉的：
郭巨家里很穷。有个三岁的儿子，他的母亲曾减食给孙子吃。郭巨对妻子说：“穷得妈都养不活，儿子又分母亲的食物，还是把儿子埋了吧。儿子可以再生，母亲不可复得。”于是就掘了个三尺多深的坑，突然见到黄金一釜，上面写着：“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姜诗事母至孝；妻子庞氏，对婆婆也特别恭谨。母亲喜欢喝江水，庞氏就走六七里路打江水来给婆婆喝。母亲又嗜好吃烤鱼，夫妇常烧给她吃。这一天，房子旁边忽有涌泉，味道就和江水一样。泉眼里还每天跳出两尾鲤鱼，保证姜家的餐桌供应。
这些神头鬼脑的故事，不是说真的穷人就一定碰不到编不出，但有财势的宗族，编上这么一个，然后迅速找强力人士配合宣传，从而造成社会影响，可能性总是要大一些。
另外一些主人公身份比较明确的故事，这点体现得更明显：
陆绩六岁的时候，到九江见袁术。袁术拿橘子款待他，陆绩就把三枚放进怀里。辞行时，橘子掉了出来。袁术说：“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陆绩跪下来回答说：“这是我母亲爱吃的，所以打算带回去孝敬母亲。”袁术大为惊奇。
陆是吴四姓之一，陆绩他爹陆康做过好几任太守（汉末的郡守和今天类比的话，大概处于低于省长但高于地级市市长的地位）。袁术出自汝南袁氏，更是有名的“四世五公”（四代人有五位做到三公）的家族。这件事，怎么看都像是两大家族配合演出的一场戏。
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经常在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但王祥对继母仍很孝顺，继母想吃新鲜鱼，天寒地冻的时候，王祥就脱下衣服躺在冰上，希望用体温解冻。冰突然自动融解，双鲤跃出。
这个王祥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东晋时影响巨大的琅邪王氏的老祖宗。
那时的传播资源有限，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族间的口碑。举孝廉这么玩法，当然也就只能是“家贫无孝子”了。
选官的另一个标准是看经学，也就是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但东汉的经学，和西汉也有很大的不同。班固说过一段很中肯通透的话：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
西汉读书比较便宜。即使是个普通农家子弟，冬天农闲的时候也可以去读书，三个冬天读下来，一部儒家经典就算学通了。所以在西汉的时候，公孙弘这样放了半辈子猪的人，也可以因为通儒学而被举贤良，并一直做到丞相的高位。
到了东汉，这就完全不可能。因为一代代学者已经给经典做了连篇累牍的注释，几个字可以解释出几万字来。现在光读经典没有用，这些注释你都要熟读背诵，你必须从注释中寻找正确答案。那时纸虽然已经发明，但还远未普及，几十万字注释就得搜罗许多车竹简在家囤着，这真是件烧钱的事。至于读书，得把一辈子搭进去（“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更是穷人赌不起的。
打比方说，西汉经学像是二十多年前的高考，上课听完，各自回家复习，然后考试去；东汉经学则像现在的高考，要给孩子报一圈辅导班，还有各种靠钱堆出来的“素质教育”。于是穷孩子吃亏，也就不可避免了。
于是，东汉就出现了一些世代研究某部儒家经典，从而世代能当大官的家族。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袁术、袁绍家族，他家就是专攻《易经》；再如弘农杨氏（著名的聪明人杨修就来自这个家族），《尚书》研究就是他家的特长。
这样，官僚的行政资源虽然不能世袭，但是他可以把行政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传给下一代，然后再通过社会资源的优势，在行政资源的竞争中稳占先手。
这条曲线救国的路，到底是走通了。就在曹丕逼汉献帝让位的那一年，一个划时代的制度出台了，那就是九品中正制。
三、九品中正制
九品指人的品级，可以简称“人品”。另外，当时也出现了“官品”，也分九个品级。但九品中正制的九品，是指前者。
九品的源头，一般是追到班固。《汉书》里有一篇《古今人表》，把古今人物分成了九个等级，选一些例子介绍如下：
上上圣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周公、孔子……
上中仁人：女娲、伯夷、管仲、颜渊、孟子、荀子……
上下智人：仓颉、少康、百里奚、介子推、董狐、乐毅……
中上类：秦穆公、程婴、老子、伍子胥、勾践、商鞅……
中中类：齐桓公、扁鹊、孙子、列子、孟尝君、荆轲……
中下类：吴起、庄子、秦始皇、李斯、陈胜、项羽……
下上类：宋襄公、专诸、智伯、庞涓……
下中类：丹朱、夏桀、太康、赵括、秦二世……
下下愚人：蚩尤、共工、后羿、商纣、妲己、夫差、赵高……
也有学者指出，还可以上溯得更早一些。这不奇怪，喜欢给人分等级，本是人的天性。选择“九”这个最大的个位数，也是很自然的反应。欧洲中世纪最后的大诗人但丁写《神曲》，把西方的古今人物各归其位，也是地狱、炼狱、天堂各分了九层，可说是不谋而合。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国家新设了一种官职，叫作“中正”。选拔人才的时候，就由中正官把人按照上上（一品）、上中（二品）、上下（三品）、中上（四品）、中中（五品）、中下（六品）、下上（七品）、下中（八品）、下下（九品）来分类。
而这种人的品级，就成了之后他们官职品级的依据。
和汉朝的察举制比，九品中正制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举荐人不同。察举制是由地方官来向朝廷举荐人才，而地方官的任命，一般说来要讲究“避籍”。也就是说，这位长官是外地人：他上任之前，和本地的士族本没有什么关系，将来他总是要升职或调任或退休的，那就和本地士族也脱离关系了。
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能排除他会偏袒士族，但必要性总小得多。毕竟，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朝廷对他的考核，他和本地士族固然有合作关系，但也难免有冲突矛盾。
中正就不同了。中正官基本都是由中央的官员兼任的，而“各以本处人任”。他本来就是当地士族的成员，评定人物时，他如果不对士族有额外的照顾，将来自家孩子要选官，而中正换了别人，他怎么指望别人会照顾他呢？
这样，人才选拔权就由中央派驻地方政府的代表，转移到各地士族进入中央政府的代表手里。
在东汉地方官察举的情势下，士族已经全面占优；现在，朝廷更是一溃千里。
然后，举荐标准不同。东汉的察举标准虽然已经明显向士族倾斜，但是多少还遮遮掩掩，表示要公平公正地从全社会选拔人才，贫寒子弟也确实还有些出头的机会。九品中正制就连这层伪装都撕掉了。到了西晋，更是公开提出：“二品系资”。
二品是指人品被评为上中品（二品）。由于上上品本是留给圣人的，大家都表示谦虚，以为如今所不能有，这个最高品一直空缺，所以上中品也就成了实际上的最高品。
所有品级中，是三到九品拢共算一类，而这个最高品单独算一类。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
将来是否有良好的仕途，这个二品是基本前提。有了二品，就可以做五品以上的清官，甚至“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而三到九品的人品，就只能在六到九品的官员岗位上沉沦。至于那些根本没资格被中正品评，人品没品的，就只能老老实实去服徭役做苦力了。
而所谓资格，其实就是门第。就是说，要想被评为人品二品，一定要出身大家族，不然德才兼备也不行。
这样，魏晋士族终于取得了秦以后其他任何朝代的大家族梦寐以求而不能得的东西，他们的特权得到了体制的公开承认和保障。
他们几乎又已经是贵族了。
四、毕竟不是贵族
说士族几乎是贵族，当然也就是说，他们毕竟还不是贵族。
因为，像西周，或者中世纪西欧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贵族要想存在，是必须要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
这里不得不说，国内中学历史教学中，有些概念相当自相矛盾，以至于在专业历史研究中，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这些概念了，不过问题是专业研究和中学教学之间几乎没啥交流。
封建作为一个古老的汉语词语，指的是西周那种行政权分散的社会结构；即使现代所说的封建，它的英文对译词是feudalism，也是指一种行政权分散的社会结构。
所以封建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会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根本就是一个没法说通的提法。
多数人只在中学教科书上读到郭沫若先生的“战国封建说”。其实，中国啥时候进入封建社会，当时各种争论，堪称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往上，有推到西周的，这是配合传统的封建概念的提法，其代表人物比如范文澜先生。
往下，也有说秦汉是奴隶社会，魏晋才进入封建社会的，这当中不乏何兹全、王仲荦、唐长孺这样的大家。这么分，是追求和欧洲大致同步，因为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中世纪是封建社会（当然，现在西方人连这个其实也不大认可）。
说魏晋才进入封建社会的学者，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当时人身依附关系和庄园经济（feudalism的含义本就和庄园有关）都大大发展，看起来和欧洲中世纪颇为相似。
很多士族都拥有自己的依附民，当时的称呼五花八门，叫什么“部曲”“佃客”“荫户”之类的都有。部曲、荫户为士族服务，但不向国家缴税或承担任何其他义务。在官方的户籍统计中，这些人根本不存在。
南朝宋建立的时候，国家登记的人口是590万，大概只相当于今天上海市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南方最后的政权陈灭亡的时候，整个南方的账面人口只有200万，今天苏南的任意一个地级市，都远不止这个数字。当时的战乱虽然导致了规模巨大的死亡，但人也不应该少到这个地步，原因就是士族挟藏了大量人口。
很多士族还拥有不止一个巨大的庄园。我们拿著名文学家，出身第一流士族的谢灵运做例子。大家都知道，谢灵运有句名言：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这话听起来是夸曹植，但曹植已经死了一百多年，其实还是夸自己：以为天下才子加起来，也不过和自己打个平手。但说到财产，他的语气倒很谦虚。他在《山居赋》中写道，人不能太贪，“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也不是非追求不可的东西，守着自家园林过过恬静的隐居生活，其实也是很好的。
就是这个他用来“抱疾就闲，顺从性情”的园子，有人考证，南北绵延长约四十里，东西距离宽狭不一，总之大概折算下来，总面积约六百平方里！里面名山秀水、珍禽异兽无所不有。为了让大诗人更好地游山玩水，他家的奴仆数百，开山伐木。以至于地方官员看到谢灵运率领的旅游队伍，曾误以为是山贼出动。
谢灵运当然不是个例，当时的士族都对圈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江浙地区有点经济价值的山林湖泊几乎被他们分光占尽了。朝廷隔个几年就要出台一次政策禁止此类行为。同样的政令出台如此之频繁，可见朝廷之重视，自然也可见政策之无效。
拥有这样的庄园，谢灵运之流如果真想关起门来过日子，一切全靠庄园的出产供应，不与外面的世界发生任何经济交往（“灌蔬自供，不待外求”），大概也确实可以的。
这里又要说一下另一个常见的自相矛盾的提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在一个足够大的庄园内部，可以有一些简单的生产分工，同时出产人衣食住行所需的各种产品，从而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
而小农如果是指个体农民的话，那他显然不可能生产自己的全部日常所需，他肯定是要依赖交换的。所以真正的小农经济，反而不可能自给自足。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古代大多数时候，在中国的农村，集市一直相当繁荣。商品经济之发达，远非同时期的欧洲所能比拟。只有在这个时代，小农经济萎缩，商品经济也跟着被打退到近似欧洲的水平。
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这个时候的人，不那么用得到钱了。魏文帝曹丕曾经发布过诏令，说汉朝的五铢钱不要再用了，大家就拿布帛做交换媒介吧。汉代大量使用黄金作为货币，这个时代黄金却几乎消失不见。汉代给官员发的工资是钱，这时却往往是直接给一块地（叫“禄田”），或者安排几个劳动力（“力役”）为你服务就算了。而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中世纪早期，也是几乎没有货币的。
谢家这样规模的园林在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但如果和欧洲的贵族庄园对照，那就不难找到相似之处。不过当时欧洲的贵族多半是文盲，不可能有谢灵运这样华丽的文学描写罢了。另外，封山锢泽是欧洲一向的传统，中国却把这当作劣迹，皇权重振之后，皇帝为了彰显对百姓的爱心，大抵是要主张任凭人民自行开发，鼓励开山伐木或者围湖造田的。那么，贵族的私有财产会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公有地悲剧”则不免在中国发生，环境以飞快的速度遭到巨大破坏。
但刨去这些表面的相似，毕竟还有根本的不同。
正像秦汉那样的大一统帝国不是封建社会一样，即使是魏晋，也仍然不是封建社会。
马克思的论断仍然是很有说服力的。西欧中世纪的领主的“家庭的历史，他的门第的历史等等，这一切给他把土地占有制个性化起来并且把土地占有制正式地弄成他的门第，弄成一个人格”。
伟大导师的话简单概括，就是他们因为占有土地，于是就有了贵族身份。
但对魏晋士族来说，门第可以帮助他们更快更方便地掠夺吞并土地，却从来不是因为有了土地，就能提升自己的门第的。
即使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东西仍和秦皇汉武的时候一样：政治权力。
毕竟，有些事情，经历过了，就回不去了。
秦汉那样的大一统帝国虽然崩解，中国也不可能真的回到封建体制那种把权力分解到地方，各地贵族并不特别频繁往来的状态。
而且当时的士族还必须应对胡人入侵的问题。众所周知，应对外敌入侵向来是政府扩张权力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欧洲长期没啥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原因就是“非同寻常的安全性是欧洲文明的基本因素”（马克·布洛赫语）。
最重要的权力也许已经不属于皇帝，但仍然属于中央。
所以士族们仍然不断地在往首都集中。比如在东晋，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是五个最重要的家族，那正是因为他们先后主导着中央决策。
写《山居赋》的谢灵运，展示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流露出深深的失意。这绝不是出于文人那种“万物皆堪落泪”的矫情，而是因为当时他已经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谢家的堂前燕子，早晚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从这个意义说，出仕的士族，可以称为“贵族化的官僚”。但再贵族化，终究仍是官僚。
五、皇权，也是一种必要的恶
大一统皇权有多少毛病，当时人已经认识得很深刻。有个叫鲍敬言的人，写过一篇《无君论》，虽然现在已经只剩只言片语，但什么“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无道之君，无世不有，肆其虐乱，天下无邦。忠良见害于内，黎民暴骨于外”……已经可以看出，骂得真是非常解气。
但问题在于，或者说可悲之处在于，有时候，一个东西你不能只看到它的存在造成了多少麻烦，还得看到，如果没有它，又会产生多少麻烦。
有的历史书上爱讲什么君权与相权之争。其实总体而言，相权在君权面前微弱得很，皇帝废掉丞相，甚至干脆撤销丞相这个职位，都未见得是多难的事情。
真正构成皇权的劲敌，甚至于，除了皇权都难有什么东西对它加以制衡的，是整个官僚系统，而不是哪个具体的官。
皇权对于官僚系统发挥着两个作用：一个是对官员进行监督；一个是协调不同官僚派系间的关系，造成一种平衡。
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是一个死硬的共和派，这导致他对皇帝怀有很大的偏见。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提比略、克劳狄这些罗马皇帝都被他丑化了，人家本来还算是相当能干的政治家，甚至尼禄，也没有不堪到塔西佗描写的地步。
但即使是这个塔西佗，也不敢奢望皇帝消失，罗马回到元老院说了算的状态中去。因为他知道，不论有没有皇帝，罗马都已经是一个empire，也就是现代中文所称的“帝国”了。
——所谓帝国，是指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属于不同民族，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武力征服。和有没有皇帝，本来关系就不大。顺带一提，现在人喜欢汉帝国、唐帝国的叫，感觉很拉风，霸气侧漏的样子，其实古籍中，是很少有这类提法的（“帝国”这个词当然是有的，不过是指只存在于幻想中的五帝时代的那种高尚的政治制度，含义和现在完全不相干）。
帝国内部的矛盾如此之多，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皇帝在，各方矛盾可以被拉回到谈判桌上来，可能被逼到宫廷的阴暗角落里去，但总还不至于被释放到战场上。
这一层道理，中国和西方没什么不同。强大的皇权之下，官场倾轧再阴鸷惨烈，一般还是局限在官场之内。虽然会因为派系之争闹得良法美意不能落实，奇葩恶政纷纷出台，但无论如何，官员们不会也很难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矛盾。
甚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权之所以总体上比罗马显得更稳定，就是因为皇权更公开更有合法性，皇位继承法更加有章可循的缘故。
但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当道的时期就不同了。没有皇权坐镇，矛盾很快就变为战争。在西晋，虽然还没有出现罗马那种禁军直接废立皇帝，甚至拍卖皇位的情况，但各方角力的焦点之一，确实就已经是对禁军指挥权的争夺。
东晋和南朝又是另一种情况。首都建康在下游的扬州（包括长江下游江南的广大地区，和今天的扬州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上游的荆州既是扬州的屏障，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上下游之间矛盾不断。东晋的王敦、桓玄、刘毅、司马休之，刘宋的谢晦、刘义宣、沈攸之，南齐的萧衍，梁末的王琳……长长的名单，每个人都把矛盾变成了战争。
即使不打仗，也还有一个问题。
士族垄断了行政资源，但士族内部，资源如何分配，却处于相当不稳定的状态。你是官，你的儿子当然还可以当官，但却未必还会到你所主管的部门，你所治理的地方。
田余庆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一个重点讨论的内容，就是这些门阀对重要的职能部门和行政区的争夺。
既然势力范围有不确定性，陆机文章中鼓吹的那种贵族对自己地盘上的人民的那种“子爱之情”，当然也就不能有了。
贵族把封地的人民当作自己的财产，多少有些爱惜；官僚是替皇帝打理财产，对人民更不爱惜，但他要受皇帝的监管。
虽然这爱惜和监管，经常也就是说说，但总归聊胜于无。
而“贵族化的官僚”就不同了，一方面，他们对百姓不会有贵族式的爱惜，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受到普通官僚那样的监管。
所以，各种不负责和胡折腾也就层出不穷了。
六、汰侈与任诞
被称为名士教科书的《世说新语》里，有一篇《汰侈》，一篇《任诞》。换成流行语表达，刚好就是：有钱，任性。
士族奢靡生活的记录非常多。西晋开国时的太尉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每天吃饭要花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史书上特别提了一句，“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那时的饼泛指面食，这话大概是说，他只吃开花馒头。对比可以磕掉牙砸死人的死面疙瘩，这么成熟的面食发酵技术，可真是划时代的伟大发明。难怪皇宫里的食物，他根本瞧不上，进宫时从来不吃东西。
石崇、王恺的故事更是特别有名。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还配上绿绫里子，石崇便做五十里的步障，全用锦缎；石崇用花椒涂墙，王恺便用赤石脂涂墙壁。《诗经》里说，“椒聊之实，蕃衍盈升”，花椒是能生孩子的象征，所以本来是后妃的住处涂的；赤石脂则是一种色彩条纹的风化石，五石散的原料之一，据说有壮阳的功效。
这类士族斗富的故事，往往喜欢把皇帝拉出来做个陪衬的角色。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所以常常得到外甥的帮助。晋武帝曾经把一棵二尺来高、枝条繁茂的珊瑚树送给王恺，好让他压倒石崇。没想到石崇拿起铁如意一击，珊瑚树应声而碎。王恺既惋惜，又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宝物，不禁“声色俱厉”。石崇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足恨，今还卿。”叫手下的人把家里的珊瑚树都拿出来，三四尺高，“条干绝世，光彩溢目”的有六七枚，至于像刚砸碎的那种就更多了。
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财富大爆炸的时代里，所以看到这些古代富豪的享受，容易觉得也不过如此。理解这个问题，必须设身处地：同样的产品，背后凝结的劳动力，古代和现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半米高的珊瑚（西晋一尺合公制24.12厘米），以今天水下作业的能力获得毫不稀奇，当时得到一株，可能就要付出好多渔民的性命。
瞎糟蹋东西，背后自然是对人的不尊重。
出身太原王氏的王济请晋武帝吃饭，皇帝觉得一份猪肉鲜美异常，询问制作的方法。王济回答：“我家的猪肉，都是喝人奶长大的。”
石崇请客，总是让美人给客人劝酒。客人不喝，就把美人推出去杀掉。来自琅邪王氏的王敦在石崇家做客，耍酷就是不喝。已经三个美女被推出去杀掉了，《世说新语》写道：“颜色如故。”这句话主语省略了，不知道一点不变脸色的到底是石崇还是王敦。大概两个人都是吧，他们淡定地看看那些美丽的头颅，再看看彼此的脸色，比赛着谁更没有人性一点。
不把普通人的劳动甚至性命当回事，确实是当时士族公开信奉的价值观。一本叫《金楼子》的书（作者是梁朝的一个皇帝）里引用了这样一种观点：三人行，必有食物。两个士族，一个下等人，碰到荒年断粮，士族当然就可以把下等人吃掉，“譬犹蒸一猩猩，煮一鹦鹉耳”。古人相信，猩猩和鹦鹉都会说话，而下等人，也只是会说话的禽兽而已。
看到这样的文字，真让人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禽兽。
石崇花钱这么任性，是因为挣钱也这么任性。他没继承到什么家族遗产，他父亲去世时，有意把所有的家产都分给了他的兄长，而留下遗言说：“这孩子虽小，将来能自己发财。”
果然知子莫若父，后来石崇做荆州刺史期间，“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换作一个皇权森严的时代，一个省的省长，当然仍然可能贪污纳贿无所不用其极，但直接这么兼职当强盗，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士族在官员岗位上获益如此之多，但却并不会因此对工作稍微重视一点。他做官时挑三拣四，一个官职如果被认为不够“清”，士族根本就不乐意去干。
所谓“清官”，跟后世所谓的居官清廉可没有半毛钱关系，指的是那些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官职。总之，一旦要面对具体事务，就会被认为污浊不堪。晋元帝时，有一个御史中丞给皇帝上书说：
“……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
在政府部门里，大家认为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是“俗吏”，依法办事的人是“苛刻”，遵守礼制的人是“谄谀”。而办事拖拉却被认为是“高妙”，行为放荡却被认为是“达士”，傲慢乖僻却被认为是“简雅”。
这种评价体系，简直是违背了行政运作的基本规律。但这番话确实言之有据，整个东晋南朝这类案例简直擢发难数。
王徽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做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你知道你身在哪个部门吗？”王徽之回答：“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只是经常见有人牵马来，我可能是个管马的。”桓冲又问：“你知道本部门有多少马吗？”王徽之答：“不问马。”桓冲只好问：“马最近死了多少？”王徽之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不愧是王羲之的儿子，是那种真正有文化修养和才情的士族。“不问马”和“未知生，焉知死？”都出自《论语》，这种割裂原文而切合情景的创造性引用，其间的捷悟和底蕴可真是令人赞赏——如果他此时不是一个军人的话。
桓冲大概是很无奈，只能说：“你在我这里也已经很久，还是要帮我料理些事务。”王徽之半天不答，只是往空中看，最后用手拄着腮帮子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西山早上的空气，还真是让人神清气爽。
有学者认为，这个西山应该是指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这是王徽之自陈有隐居之意。我觉得他们可能想多了，王徽之大概就是习惯把自己整成这么个形象：“我好喜欢你看我不爽又拿我没辙的样子。”
《世说新语》以“孔门四科”开篇。其中《德行》四十七章，《言语》一百零八章，《政事》二十六章，《文学》一百零四章。德行的事迹偏少，政事一门更少得可怜，而且有些案例，换到其他时代实在也无法想象会被认为是正面典型。
顾和做监察官员，鼓吹宁可让吞舟的大鱼漏网，也不能根据社会评价，对官员进行认真的考核（“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这么一句等于宣布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的话，让上级领导叹息赞赏了好久。
简文帝做相国的时候，事情动辄一拖一年，别人催他，他就说什么“一日万机”，快不起来。他真有那么忙吗？倒是可以肯定，听人家聊天谈玄，他是很有时间的。
再如下面这个例子：
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王承做东海郡守，小吏偷了政府池塘里的鱼，执法人员要依法查办，王承却说，周文王的园囿可是和百姓共享了，偷点鱼又算作什么？
这可真是一句话就混淆了三个概念：
第一，文王之囿，是周文王的私人财产；东海郡的池鱼，却是当地的公共财产。这是财产性质不同。
第二，可以到文王之囿樵采打猎，好处给了民众；白拿公家池鱼的，却是小吏，也就是公务员。这是获益者不同。
第三，文王批准在先，民众才进去分享；小吏拿鱼的时候，这行为却是被明令禁止的。所以又有行为是否合法的不同。
但只要是不管事，就够从容高妙的。要说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他拿来做比方的是周文王，还是儒家的调调，就显得有些土气，要是能引两句当时正流行的《庄子》，那就更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七、儒家过时了
和任何时代的当权派一样，士族要为自己的优势地位找理论依据。
秦汉的政治理论，叫王霸杂之也好，儒表法里也罢，总之，大概归结下来就是儒家和法家两套。
儒家、法家的共同点，是都很尊崇君主，区别是尊君之外，儒家贵民也贵官，法家贱官也贱民。
法家是士族最痛恨的。按照法家的逻辑，官是狗官，民是愚民，贵族是死贵族（因为都被干掉了），只留皇帝一个人在那里爽。
这么论，自己明摆着就是打击对象。所以士族当然不会是法家。甚至于，皇帝给太子的指定阅读书目里，如果出现了《韩非子》之类的书，他们立刻就会群情激愤，纷纷上表抗议。
儒家倒是士族多年来尊崇的。至少在东汉后期，很多士人对儒家经典里的道理，还真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和追求的。
但是儒家理想很丰满，汉末现实太骨感。
儒家强调君主的崇高地位，更强调道义的伟大价值。按照“道”来运作的政府与社会，才合乎理想，而士人，正是道的承担者。于是士人们的道德责任感爆棚，所谓：
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不愿意打扫房间（陈蕃少年时的一件著名事迹，是被人教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却号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名士领袖陈蕃，去豫章郡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一位当地名士。公职人员劝他先去政府部门，他说，我这么做有历史依据，当年周武王就是这么做的。
你是谁呀，你就敢自比周武王？
很明显，不管你的出发点是为皇上好还是存着私心，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就是皇帝不能容忍的。
于是皇帝身边的宦官们出手比炼了《葵花宝典》还快，绣花针轻轻一点，就戳中了士人们的死穴。
他们被禁止出来做官，这当时叫作“锢”；还被扣上一顶最难听的帽子，叫作“党”。
自打孔孟以来，不管儒家的最终理想是什么，直接目标都是做官，不给做官可真是莫大伤害。小人才会有党（所谓“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以君子自居的士人怎么受得了这种恶名？
党锢之后，士人们大概也想通了。还是好好关心自己家的事，就别“移孝作忠”了。皇上好不好，天下怎么样，由他去吧。
《三国志·邴原传》里讲过一个故事，曹丕做魏王的太子的时候，一次召集宾客们讨论问题。曹丕问：君主和父亲都得了绝症，这时候有一颗药，只能救一个人，请问是该救君主呢，还是救父亲呢？
这可真是“我和你妈都掉水里了你救谁”之前最大的伦理难题。当时大伙议论纷纷，只有邴原一脸“你们都是白痴”的表情坐在一旁。曹丕当然就问到他头上了，于是：
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
邴原的态度如此不客气，曹丕却不为难他，我觉得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等于给了曹丕一个暗示：既然你们这么孝敬你爹，我要玩个禅（篡）让（位）游戏，你们也就不至于为汉朝皇帝跟我过不去了吧。
鲁迅先生有个一针见血的论断：“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两下一拍即合。
魏晋时，儒家的正统地位并没有倒，但肯定是没什么人真信了。
说当时人不讲忠，也不尽然。看起来司马家就有一个曹魏的大忠臣，司马懿的三弟，人称“温厚廉让，博涉经史”的司马孚。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篡位的计划，据说司马孚这个当叔叔的从未与谋。司马昭的手下杀了皇帝曹髦，百官对这事当然躲着走，只有司马孚赶过去，坐在地上，把皇帝的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痛哭，还上奏太后，要求捉拿主谋。
司马炎登基，把曹魏最后一个皇帝迁到金墉城（洛阳的城中城，相当于大人物的监狱），司马孚又赶过去，拉着皇帝的手，流涕唏嘘，悲不自胜地说：“臣死的那天，仍然是大魏的纯臣。”
后来，老头去世前果然留下遗言，自称“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
司马孚对曹魏的感情并非一定不是真诚的。不过司马家一步步的权力扩张，他当然也并不阻拦，他的儿子司马望“领中领军，典禁军”，掌握着首都军权，这是篡位路上最关键的角色之一（当时父子怎么相处的，让人很好奇）。晋朝建立，晋武帝孝敬他这个三叔祖，封他安平王，食邑四万户，是“邑二万户为大国”规格的双倍，这种好事他也视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这样，篡位的过程他没出力，篡位的经济收益他最大，曹魏忠臣的名声他占着，活到九十三岁，死的时候正是西晋最好的年头，及时避开了后来的大动乱，真是人生赢家，莫过于此。
前面提到的那个一定要吃开花馒头的何曾可以证明，穷奢极欲，外宽内忌没有关系，把父母的丧事办好，和妻子一年只见面三四次，见面时衣服穿得特别整齐，自己朝南坐，妻子朝北坐，按照礼节行过酒就离开……做好这类事，就可以享受“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的美誉了。
那个和石崇斗富失败的王恺，是大儒王肃的儿子。王肃当时差不多可算是“天下儒宗”级别的人物，唐太宗之后，更是历代配享孔庙。201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考察曲阜孔府时，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孔子家语》，其实就是王肃所注。可就是这么一位善于宣讲大道理的大儒，教导出来的儿子，却除了神经病一样烧钱，没有任何值得留传下来的事迹。
所谓理想主义者特别容易蜕化为虚无主义者，当儒家的话语权被这批人把持的同时，谈论《周易》、老庄的风气，就兴起了。
八、“受用了老庄”
其人可兼尊显之达官与清高之名士于一身，而无所惭忌，既享朝端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自古名利并收之实例，此其最著者也。（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晋人之于老庄二子，亦犹六经注我，名曰师法，实取利便；借口有资，从心以扯，长恶转而逢恶，饰非进而煽非。晋人习尚未始萌发于老庄，而老庄确曾滋成其习尚。（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
对魏晋士族来说，三本书有特别的重要性，也就是《周易》《老子》和《庄子》。由于这三本书都玄之又玄，所以并称“三玄”。研究“三玄”，或借着它们做各种发挥的学问，也就被称为玄学。
这三本书，《周易》本是五经之一，地位从来不低，现在只是换了一种解读方式。《老子》在西汉初兴旺过一阵，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已经过气了几百年。至于《庄子》，则从来没有被这么重视过。
魏晋玄学的出现，从学术史的角度讲，有它内在的规律；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也可能有它特别重大的意义。作为在中文系教文化史的老师，我当然不至于砸自己的饭碗，否认它的价值。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姑且专讲实用，不管其他。
《老子》讲无为而治，也就是社会自我调节是最主要的，政府别太多事。对士族而言，也就是我们干什么，皇上你别管。但《老子》里提到圣王，语气还是很客气的。所以喜欢老子的，可以算是玄学家里的温和派。
重视《庄子》的话，则很容易态度激烈得多。政治之黑暗，儒生之虚伪，都是庄子最擅长剥皮打脸的东西。《庄子》读得投入了，就很容易像嵇康那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而“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了。
但是，士族的主流，是不主张这么读《庄子》的。
山涛推荐嵇康去做官，嵇康就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说，官场的作风，我很不习惯，有七件事一定受不了（“必不堪者七”）。
第一，我爱睡懒觉，但官场上不应该睡懒觉（“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第二，我怕带下属。我情绪一来，就要弹琴唱歌，射箭钓鱼，身为领导带着一帮子下属，在他们面前这样不合适（“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
第三，我怕见领导。穿上官服，一本正经地坐着，腿脚麻痹了不能动，身上痒了却不能去抓虱子，这个我受不了（“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第四，我怕写信。当官了交际就多，人家给你写了信，不回复就是“犯教伤义”，勉强回复几封，很快就感觉顶不住了（“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
第五，我怕吊丧，但官场社交最重视吊丧，这个问题无解（“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
第六，我怕见俗人，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眼前全是白痴而不能骂（“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第七，我怕处理公务（“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
所以我不去做官，推荐我做官的人，我就要和你绝交。
嵇康一直是门阀名士的偶像，但嵇康的这个态度，后来的名士显然并不欣赏。他们会发表一些很高明的议论，直接或间接地批评嵇康的境界还是有点低。
你喜欢老庄，反感周孔。可是你真读懂老子、庄子，又真的读懂周公、孔子了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在终极意义上，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吗？
你把自然和名教对立起来，难道没有发现，名教正是基于自然本性创建出来的吗？
归隐，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态，追求的是内心而不是身体的自由。那么，身体在哪里，有那么重要吗？
在山林，内心可以归隐；在官场，内心仍然可以归隐。碰到俗人就愤怒，看见公务就厌烦，说到底还是修为欠缺的结果。真正自由的灵魂，是可以做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仍然与天地精神往来的。
这就是所谓“大隐隐于朝”啊！
阮瞻见司徒王戎，王戎问道：“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这之间有什么同异呢？”
阮瞻回答说：“将无同？”“将无”二字是语气助词，表示不大确定的意思，这是跟大人物说话要留有一点余地。总之，阮瞻的回答其实就是一个字：“同”。
于是王戎咨嗟良久，即传命征辟阮瞻到自己的司徒府来工作。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当时称为“掾吏”，这事因此成了一个著名典故，叫作“三语掾”。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对话基本一样，但主角换成了阮修和太尉王衍。版本会多起来，正说明了这种价值观的流行。
这些相信“将无同”的名士和嵇康之间的分歧，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境界太高，真的好吗？
我们不管嵇康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和动机到底怎样（学术界争论很多），就文论文，它当然是展示了嵇康狂狷不羁的性格，但换个角度看，嵇康也承认，官场规则就是官场规则，不该为谁就发生改变。
这样，嵇康式的选择就是：我追求“自然”，我就摆脱“名教”；我羡慕隐士，我就远离官场。隐士比较自由，官场可以富贵，二者不可得兼，挑一个放弃一个，是很公平的事。
而所谓可以一边当官一边讲自然，说穿了，不就是把持行政权力却可以任性胡为的另一种说法吗？
睡懒觉，想唱就唱，一边聊公务一边抓虱子，不给人回信（还有把别人托他捎的书信都丢进长江，并且高调宣称“不做致书邮”的，那你当初不能不收人家的书信吗？），到别人的丧礼上混闹，觉得人家是寒人就给人家死脸看，啥公务也不处理……这些嵇康认为进了官场就不能再这样的事，后来的名士在行政岗位上，哪一件少干了呢？
但有了他们那套更“高明”的对《庄子》的理解，这些就都不但不是混闹，而且是境界是情怀了。
信法家，就要受监管；信儒家，就要能自律。玩玄学的话，就怎么任性都没关系了。
相比经学，玄学对士族门阀而言还有一个好处。
第一次读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时，他有一个判断标准，我是有点弄不大清楚里面的逻辑的。
一个家族，如果还在研究经学，田先生就断定：此时它的地位还不怎么高。这个家族已经开始谈玄了，田先生就说：好，现在他们的地位已经高起来了。
我当然知道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材料都指向这个结论。但是，如果谈论玄学就意味着家族地位提高，为什么大家不早早地抛弃经学都去谈玄呢？为什么即使在玄学最盛的时候，还有很多二三流的门阀，还坚守着经学的阵地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明白。因为经学再烦琐可厌，毕竟有相对清晰的标准，而玄学就是一种感觉。
比拼经学，高门大姓是占尽优势，但他们毕竟还是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才能保持这个优势，真碰上一个平民学霸，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地跟你较劲，还真有可能招架不住。
谈玄就不一样了。我是王谢的乌衣子弟，只需要把自己拾掇得飘飘然若神仙中人，说几句没头没脑的话，这就叫“正始之音，正当尔耳”，玄学大师的感觉就出来了。而一个苦孩子十年寒窗积累的谈玄经验，我只需要一句“你的感觉不对”，就可以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了。
所以，一个家族不是因为谈了玄学才提升了自己的地位，而是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付出，才换得传统的大姓点头：你们也可以谈两句玄了。
这是一种多么便捷的维护自己垄断地位的方法啊。
只可惜，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这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