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记忆都必须检查。
每一句话也要重新审视。
其实，他不是我的“哥哥”。
确切来说，他只能算我半个兄长。
我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不过一直亲如手足。虽然我们一直想多走动，但还是疏于联系。我们这种亲属关系实质上另有隐情，难以启口。也许是出于羞愧，或出于伤痛，或兼而有之。
我们的母亲还有一个姐姐，她们的父亲是一个个体制鞍匠，来自一个河边小村庄。小学毕业后，母亲来到大城市，在酒吧和茶室工作。在那儿她认识了一个化学家，并在二十二岁那年怀上孩子，11月的一天生了个男孩。那一年披头士的名气暴涨，追随者比基督徒还多；“月球九号”着陆地球，降落在一片汪洋之中；由于瑞士裁判戈特弗里德·迪恩斯特在温布利球场的判决，导致贝肯鲍尔和他的队友们与世界杯失之交臂。这座城市偏僻贫瘠但也很美。毫无特色。最令人激动的就属一长队坦克行驶在广场上。这是国家最大的驻防地，包括兵营、练兵场、火药厂。这是一个中转站，游客们途经它去往山上著名的旅游胜地。这里住满了晚上从兵营涌到酒馆去的新兵们。我们的母亲就在那个酒馆工作。她和孩子的父亲分开后嫁给了一个体面家族里最年轻的孩子。这个男人性格优柔寡断，聪明，曾因侵犯财产罪两次入狱。她和这个男人又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我。她把大儿子留在孩子亲生父亲那儿，让他和那个鳏夫及他的孩子生活在一起。那个男人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算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而我很少能见到我这半个哥哥。
他，一个普通的小学生，健康状况不稳定，驼背，视力差，戴着厚眼镜。自从上小学起，他与玻璃门之间那种神秘的终生联系就开始了。他第一次不小心将脑袋撞上了玻璃门，在双眼和太阳穴处留下了伴随一生的伤疤。九年小学毕业后，他做了面包糕点师学徒。之后他又第二次撞上了玻璃门，就如同巴斯特·基顿的电影《小比尔号汽船》中的绝技一样：他在操作手动式升降装卸车时，一扇钢制门从门轴中脱离下来砸在他头上。门重达五百公斤，他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因为门和脑袋接触的地方，恰好是一扇玻璃的小窗。四厘米厚的椎骨被挤压到只有一厘米。他只能坐进轮椅，几个月后才康复。他不得不服用大剂量的止痛药：曲马多、羟考酮、海洛因，紧急情况会用美沙酮。他的闲暇时光都给了西洋双陆棋。终于他又能站立了，但几乎不能活动。所以他一辈子都待在一座城里，从未搬离，从未外出旅行。他在自己的小城里无人不知。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转变为基督徒，参加过一个后现代的圣灵降临节集会。12月的一天，他死了，在自家浴缸中注入过量海洛因自杀身亡。从没结过婚，无子无孙，无债务，有一份正式的遗嘱。死后四个月，3月的某一天，他的骨灰被撒入湖中。
一开始，他好像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我哥哥的父亲是一名职员，工作稳定，收入可观。他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住在一所闷闭的房子中，窗户密不透风，在一年最寒冷的几个月里没有暖气。他不像我浑身都是碰过燃油后的臭味。我们必须自己给取暖炉加油。先要提着油壶走下四级台阶到地下室，那里的一个储藏室里有个带着泵的油箱，用一柄坏了的改锥代替手柄。要灌满一只油桶，必须来回压按手柄四十次。人只能跪在一扇钢制门后的狭窄水泥架上操作，这让这个任务变得更艰难了。平时那扇钢门会一直关着。装满后他们把壶提回到炉子那去，炉子只能一点点往里加油，尽管很小心但仍会溢出来。必须用厕纸将带着调整器的阀门上的油拭去。这些阀门都没用了。如果用棉球引燃炉子，很少一次成功，往往要试五六次。而且炉子很难改变运行温度。要么几乎感觉不到热，要么就烧得像地狱之火一样，让整个屋子达到三十摄氏度，不到一小时就烧空了油箱。随后，房间又冷了下来。
这座房子幽暗，阴森。我尽量避开门廊、荒废的厨房，还有阁楼和边房；地板里满是些臭烘烘的洞孔，阁楼里还有个偶尔使用的厕所，但没有水箱。唯一能让人接受的就是花园，里面有一些无忧无虑的鸡和兔子。在被邻居宰了挂在小棚里挖去内脏之前，它们都能无忧无虑。据说这个邻居是个酒鬼，他会把手枪抵在兔子双耳间扣动扳机。兔子被倒挂在棚里，它们抽搐着，猩红的血流出鼻腔。他能够两三步就娴熟地捕获一只动物，清理它们的腹腔，然后悲悯起自己作为一个兔子杀手的命运。他总是抱怨，所有人都想吃肉但没人想亲手宰杀动物。他小心翼翼地将胆囊从腹腔中取出，以免破裂使肉沾上毒素。
小棚子的后面是一个废旧救护车处理厂。环境恐怖，但也有种残酷美。碎玻璃碴点缀在血淋淋的座椅上，闪闪发光，如珠似宝。在哥哥和我们一起度过的少数周日里，我们常会到这一带玩耍。他总是等所有人都入睡后，怡然而来。但我们从不知道怎么和他玩。他对我们来说是个糟糕的玩伴，任性固执，不想离开，还总提防着别人，怕人会欺骗他。他不能融入我们的世界。我们从不和他讲地下王国的鲨鱼或传说中的驴子。因为他会取笑这些行为。在他看来，书就是书，绝不会像我们在烘焙大赛中使用的面包。他的想象力更为具象实用。比如他会去参观交通博物馆。而我们肯定不会这么做。我们会开着一辆大众帕萨特到处兜风，一天内穿梭而过七个隘口，跨越三个国家，然后在某条高速公路旁小快餐店的水泥桌上吃早饭，开车回家。
这就是我们的周日，我们共同度过的童年时光。我在回忆中穿行，仿佛回到了这座花园中。儿时的景象浮现在眼前，幻化成一个五彩斑斓的魔幻圈，生动形象，纤毫毕现。但我并不想放任这种感受，任由这幅景象占据我的思绪，让恐惧、痛楚和羞愧填满回忆，无所不在。我问自己，在哥哥离世之前我正如何思考这段经历，但没有答案。因为我的回忆就像是一段怀旧音乐。诸如，我们在周六骑车穿过铸造厂，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陌生感受，就好像我是来自陌生城市里的陌生少年。或是夏日和哥哥的朋友们一起在河里洗澡，一起从桥上跳到水中，我感觉自己是多么的勇敢，已经长大。他并没有出现在这些回忆中，我是主角，我的感受、我的幸福、我的意义组成了剧本，而他只是一个配角，充当遥远的声音，充当阴影和模糊的起点，虚无不清。在他活着的日子里，在它们成为回忆之前，我是能够察觉到他的。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先是沉默然后变得快活，侧耳倾听然后又转过身去。这些变化是平面的，回忆变成了一张照片。在他离去之前，他是否就已经在我的回忆中模糊而缥缈？我无法回到那时的状况中去换位思考，无法再想象他还活着的话会是怎样。我曾为他感到自豪吗？我是否曾对他报以微笑或施以怜悯？我知道他是特别的，但他有多特别呢？在他离世后，有些东西被关了起来，一扇大门合上了，通往那里的桥断了。随着这种想法的加深，他消失得越来越快，浓雾渐深，他的身影已隐没其中，只见轮廓。我就快要完全失去他了，失去每一段关于他的原本可靠的回忆。而同时心中温情涌动，我想将我哥哥搂入怀中，这种想法我从未有过。他的身躯已不在，而我从未触摸过他，像触摸其他人一样。我从没拍过他的肩膀或是和他击掌，从没有给他一个问候的亲吻甚至是拥抱，我记不清有没有握过他的手。他实在太瘦弱了，难以承受别人的触摸。我这么对自己解释，但这毫无意义。即使是死人也能承受住一个吻，而事实上他已经是了。我开始相信，我哥哥的死亡经历了最长的时间，或是对活人来说有最少的时间，让一个男人勉强去掩藏他的腐烂。有一段回忆让我备感恶心，我再次看到那个伤口，在以前的某个夏天就有的伤口。当时我和哥哥一起坐在花园餐厅里，我发现他赤裸的小腿胫骨处有一个硬币大的化脓伤口，这是海洛因的结果，他已经戒了有几年了。惊骇攫住了我，因为我突然发现，他曾经如此垂危，他是如何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慢慢腐烂，而我们任其瓦解，未作抵抗。我问自己，他出了名的干净，以及香水和除臭剂是否都是为了掩盖腐烂气味，就像是一个梅毒病人给自己喷香水，以掩盖化脓的恶臭。我感到有点作呕，对自己哥哥，对这个病人徘徊在厌恶和同情之间。在我的想象中他就像是荷尔拜因画的《墓中基督》里平躺着的基督尸体，长着巨大趾甲的双脚畸形残废。我想驱散这幅画面，但它顽固不散，我不再尝试，跑到窗边，打开它，在四层高的房间俯视楼下的公园广场。邻居正在那里洗车，他担忧地望着一个男人，那人面色苍白站在窗前，大口地喘息着。
我的回忆不算是什么证据，只能说是辩护，要么太苦涩要么太甜蜜，丧失了所有价值。如果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哥哥的生命，我必须要另寻他径。当然，我可以求助于他的朋友们和家人，但他们可能也迷失在轶事中，散布粉饰过的回忆——和事实无关的故事，同样错误的证据，矫饰过的描述，在总体上完整而个别地方尖锐？我觉得不太可能有人能完全诚实面对这件事，但我从没抱怨过任何人。每个人都试图摆脱责任以便继续生活下去。
从今以后，人们说起我的哥哥，只会说，都是他自己的责任，他的死是错误思想导致的，是对生命的错误态度。但这难道不是因果颠倒吗？他的人生被称为失败，因为他自杀了。但他的儿女们在他的履历中什么都没能找到，他死之前没任何东西能证明他的人生是成功的。我的哥哥至少找到一种成功可能性，他活到了四十五岁。而这种成功可能绝不会出错，因为并没有标准说要活到六十、七十或八十岁。如果有人按照通常标准度过成功的一生，积累财产，育有后代，而且在六十岁的时候猝死于心脏病，那么很少有人会去质疑他的生活方式。但这个成功的人和哥哥完全一样，死了。恰恰是正直尽责的人度过了预定好的年岁，却很快就被遗忘了。我也按照常见的道德在生活，勤奋，有抱负，追求上进，而这些道德却无法保护人免受侵害。人们声称，死去的人凭借其留下的作品、行为让人回忆。但当我注视着这个世界，这个由无数行为组成的世界，我实在找不到太多理由去支持勤奋和追求上进。当越来越多的人坚持我哥哥的原则的时候，我不能否认，世界变得更和平了。当人们醉于安逸丧失野心，任由生活损失巨大，只有最必需的东西才能占用他们的时间，譬如财产的清单就占了一页半，足足用一个小时在朋友们中分派。
虽然不能否认他的失败，是的，他是个失败者，但我思考得越久，越怀疑他并没有失去与自己、与自己恶习的斗争，而是失去了与更庞大更有力尤其是更年长的对手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