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189……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出现在我们房子里的。
房子已不再是我们的了，而我却还在说“我们的”房子。自从我们离开那个地区之后差不多过去了十五年，而我们是不打算回到那儿去了。
我们住在圣阿戈特中学的房屋里。我就像其他男孩那样称呼我父亲索莱尔先生，他负责高年级班，而读这个班就有资格报考教师合格证。他也教低年级班，把年幼的男孩留给我母亲。
那是一座矗立在村子边缘的长长的红楼。它披戴着五叶爬山虎，有五扇玻璃门对着一个用作操场的巨大庭院，部分加盖屋顶以便遮风挡雨；一侧有座洗衣房，还有一扇直通村里的很大的院门。庭院北侧有一扇较小的门对着离火车站三公里远的那条路。南面是花园、田野和草场，朝着市镇边界绵延而去。这是我生活的一个背景，我在其间度过最为苦恼和宝贵的日子；这是一块栖息地，我们的探险活动流出又回流，像波浪拍打着寂寞的岬角。
是某支铅笔在名册上画下查验的记号，或是某位督学或县长的决定，将我们抛落到那个地方，在暑假将尽的时候，很久以前的某一天，一辆农户的运货马车赶在我们的家庭用品运抵之前把我们放落下来，母亲和我，面对着那扇锈迹斑斑的小院门。几个在园子里偷桃子的小孩子钻过篱笆豁口一溜烟跑了……我母亲——我们叫她米莉——世上最精细的家庭主妇，急忙走进散落着尘土和稻草的屋子，便得出毫无希望的结论，像她每次搬家时都要数落的那样，我们的家当是不可能放进这样局促的地方的……于是她便出来跟我诉苦，一面唉声叹气，一面不停用手帕擦拭我那孩子气的脸蛋，把旅途的尘垢除去。接着便又回去清点我们入住之前不得不封堵的门窗……而我戴着饰有缎带的宽边草帽，站在这座陌生庭院的沙砾地上，只是在那儿等待着，至多到井边和操场上去作试探性勘察。
这至少是眼下我“想象”的我们抵达时的情形。因为一旦设法重温我在圣阿戈特庭院的头一个黄昏那种朦胧期待的状态，即刻便有别的期待状态从记忆中冒出来：我看见我自己，两手紧按在大门栅栏上，眼巴巴地守望着那个将沿着村里大街阔步走来的人。如果我试着目睹我在贮藏室中间的阁楼里不得不度过第一夜的情景，心里勾起的则是另一些夜晚的情景：我在房间里不再感到孤单，一个高高的身影在墙壁上移动，来来回回，焦躁而亲密。那整个宁静的背景——那所学校，有三棵胡桃树的老马丁田地，四点钟以后被女访客侵扰的那座花园——在我的思绪中永远被打破，由于那个人的在场而彻底变形，而此人完全扰乱了我们的青春期，即便是在离我们而去时，也不让我们松一口气。
可我们在那儿过了整整十年莫纳才初次到场。
我十五岁。是十一月寒冷的星期天，有了冬天预兆的第一天。米莉整天都在为那辆迟迟不来的送货马车犯愁，它要从火车站给她捎来一顶换季的帽子。她把我一个人送去做弥撒，而直到布道时，从唱诗班男孩的座位上，我都伸长脖子希望看到她戴着那顶新帽子走进教堂来呢。
下午我也不得不独自去做晚祷了。
“再说呐，”她安抚着我说道，用手掸着我那套星期天服装，“就算是他们把它给捎来了，想必我也不得不花整个星期天将它改造的。”
我们冬季的星期天常常是过得一成不变：天刚蒙蒙亮父亲便动身去往某个遥远的雾气弥漫的池塘，从船上垂钓梭子鱼，而母亲则关在她那间昏暗房间里直到夜幕降临，改造她那些简陋的服饰。倘若她尽量躲开别人的视线，那是由于害怕某个相识的女士，在那个方面和她一样穷酸又一样自尊，撞见她在做这种活计。而我做完下午的礼拜回到家，只能捧着一本书在冷飕飕的餐室里等待，直到她打开房门亮出她的劳动成果为止。
单单在那个星期天，教堂门前的一阵喧闹让我回去得晚了。一场洗礼仪式引得一帮小孩子聚在门廊下。广场上几个穿消防队制服叉着来复枪的村民，站在那里冻得瑟瑟发抖，跺着脚，而班长布亚东则在错综复杂的演习中搞得越来越手忙脚乱……
接着，施洗礼隆隆敲响的钟声便蓦然打住——浑似某个发布义卖会快乐召唤的人意识到弄错日期或教区了。布亚东和他的队伍，此刻肩扛来复枪，和那辆消防车一起快步离开，而我眼看着他们拐进一条背街小巷，后面跟着四个小娃娃，他们厚厚的鞋底吱吱嘎嘎踩着冰冻地面上的细树枝。我不敢跟在他们后头。
而此刻村子里万籁俱寂，除了达尼尔咖啡店之外。在那儿，在他们的玻璃杯上面，人们忙于激烈的讨论；隐约可闻此起彼落的声音。于是，贴着将我们的房子和村庄隔离的那堵庭院矮墙，我便回到大门口，心里为这么晚才回家而感到内疚。
大门敞开着，而我立刻就明白碰上某件不寻常的事了。
果然在餐室房门——向着庭院的五扇玻璃门中最近的那扇——外面，有个头发灰白的女人躬身向前设法透过窗帘张望。她身材细小，戴着老式黑天鹅绒软帽。她的脸清瘦而斯文，却布满焦虑。一见她流露某种奇怪的忧虑，我就不由得在门前第一个台阶上停住脚步。
“他究竟能上哪儿去呢？”她有些大声地说道，“不到两分钟前他还跟我在一起哩。他应该是已经检查过这个地方了——他也许是走了……”
她每一次停住独白都会在窗玻璃上轻叩三下——几乎不发出声音的敲击。
因为没有人出来招呼这位不知名的访客进屋去。米莉的帽子我想总算是到达了，而她浑然忘却外部世界，在红房间深处，在撒满旧缎带和发僵羽毛的床旁边，缝补、撕扯、改装那顶令她半信半疑的帽子……结果我刚进餐室，身后是我们那位访客，母亲就露面了，两只手扶住头上那个金属线、丝绸和羽毛的构造物，整个还有点不太稳当……她冲我微笑，那双蓝眼睛在暮色中干了那么多细活而显得疲倦，便嚷嚷道：“瞧！我在等着让你看……”
接着，瞥见有陌生人坐在房间另一头那张大扶手椅上，她在困惑中刹住话头，便急忙将那顶新帽子摘下，而在随后整个面谈过程中，她将帽子像一只倒扣的鸟巢那样搂在胸口。
那位戴黑天鹅绒软帽的女人，膝盖中间夹着一把雨伞和一个手提皮包，当时点了点头，舌头发出与来访女士相称的咂咂声，开始说明来意了。她恢复了镇静，而一旦谈起她儿子，便摆出一副既高傲又神秘的样子，让我们感到诧异。
他们是赶了车从费尔特-东吉永来的，离圣-阿戈特十四公里路程。是个寡妇，家境相当富裕——这是她让我们领会到的——她两个儿子中的小儿子，安托万，已经没了，有一天兄弟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到一个被污染的池塘里洗澡，当晚那个小儿子就死了。她决定把长子奥古斯丁放在我们这儿，作为寄宿生，在高年级班上就读。
眼下她为主动提供给我们的这位新的寄宿生高唱起赞歌来了，不再是那个我在门口看到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了，用那种狂乱而哀求的神色窥视着窗户，是母鸡把她窝里的野小子弄丢了的神色。
她用那种极为自得的口吻跟我们讲起她这个儿子，让人听来不胜惊异。为了让她高兴，他会光着腿沿河跋涉几十里路，只为给她取来黑水鸡和野鸭的蛋，是在那处灯芯草草丛里找到的……他也摆放弓网……前天晚上他在林子里找到一只让罗网套住的野雉……
罩衫上撕破一个口子就几乎不敢回家的我，朝米莉看了一眼……
可她不再听我们那位访客讲话了；她还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安静，极其慎重地把“鸟巢”摆放在桌上，悄悄站起身来，像是要出其不意地将什么人一把揪住似的……
因为在头顶上方，在那个旮旯间里，那儿堆着一些去年七月十四日剩下的有点烧焦的烟花，响起一阵无名的脚步声，非常沉稳有力，来来回回，踩得天花板摇动起来。接着脚步声便穿过开阔而昏暗的顶楼厢房，朝那些闲置的助理教员的房间退去，我们在那儿把椴树叶子铺开晾干，把苹果铺开烘熟。
“此前在楼下房间里，”米莉悄声说道，“我听见这个声音。我以为是你，弗朗索瓦，从教堂回家……”
没有人答腔。眼下我们三个人全都站立起来，心怦怦跳动着。厨房的楼梯顶端那扇阁楼的门打开了。有个人走下来，穿过厨房，出现在餐室门口，便站在那个幽暗的地方。
“奥古斯丁，是你吗？”
那是一位高个青年，大概十七岁。光线太暗，至多依稀辨认出他头上往后推的那顶农夫毡帽，以及像学童那样用皮带系紧的那件黑布罩衫。可我能够看见他在微笑……
他引起我注意，没等别人来得及让他做出解释便问道：“到外面院子里去？”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看到米莉什么都没说，就捡起帽子走到他那边去。我们穿过厨房来到外头，越过庭院，朝已经深深隐没在阴影中的那部分遮顶走去。在逐渐暗淡的光线中，我抬头瞥见他那张有棱有角的面孔，有着笔直的鼻梁和暗影朦胧的上嘴唇。
“看看我在你们家阁楼上找到的东西，”他说道，“你就从未想到过上那儿去看一眼？”
他拿出一个小轮子，熏黑的木头上缠绕着磨损的导火索——是去年七月展示的那个“太阳”，要不或许是那个“月亮”。
“有两个没放过。我们照样可以把它们给点着的。”他神色淡然地补充道，仿佛更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之前这个玩一下也成似的。
他把帽子往地上一扔，这时我看见他像农夫那样留着平头。他给我看那两根导火索，纸捻的芯子让火焰吞噬过，烧焦后被丢弃了。他把轮子的轮毂插进沙砾地里，掏出一盒火柴——这让我瞠目结舌，因为我们是不准带火柴的——弯下腰，小心翼翼地用火点着纸绳。然后他抓住我的手，便迅速将我往后一拉。
母亲和莫纳夫人一起走到门外——膳宿的款项经过讨论达成了一致——看见两大束红色和白色的星星从地上嘶嘶作响地升高。而她足可在一秒钟之内瞥见我身披神奇迷人的红光站立在那儿，牵着新来的高个子的手，毫不退缩……
这一次她还是没什么要说的。
而那天傍晚一个沉默无言的伙伴坐在家庭餐桌上吃饭，脑袋凑近盘子，对三双只管朝他看的眼睛毫不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