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十八九岁的我，虽然血气方刚，但当看见孟昌龙赤脚蹅在泥水里时，不觉心里也打着寒战。孟昌龙头也没回地说道：“谢知青，你快去把会计夏代金喊来。干石灰在保管室，脚盆和排笔不要忘了，十一点公社要来检查。”后来，我也试着脱了鞋，蹅下秧脚田，和他们一起铲田埂写标语。开始还是感觉到冰冷刺骨，后来也就麻木了。
会计夏代金突然问我：“谢知青，庆九大都不回去耍几天哦，听说今晚东门口要放焰火。”我正在写庆九大的九字，刚转过脸，却引起一阵哄笑。原来我脸上飞溅的石灰水，已经干成了一颗颗白麻子。笑是笑，另外两个知青直朝我挤眼睛，要我顺势给孟队长请假。我便接过会计夏代金的话茬：“要回去耍几天，下午收工就走。孟队长，我们就正式给你请假了。”孟队长没有接话，只是怏怏地嗯了一声。
还没等到下午收工，那两个知青已经回城里去了。我和孟队长他们天擦黑才收工，回到屋里就瘫倒在床上。迷糊中听见有人在叫我，那声音由远而近，睁眼看是孟婆婆，我便翻身让座。孟婆婆手里端着一升米说：“我家孟昌龙让你把这升酒米带给你妈妈，这东西在城里要稀罕一点，在我们农村就不稀罕了，它不涨饭。孟昌龙说他明天就上山借玉米。”
我看着孟婆婆手里的那升酒米，想着前两天路过她家时，曾听见孟婆婆给孟昌龙说家里没米借玉米的事。心里一阵难受，我什么也没说，接过孟婆婆那升酒米，搀扶着把孟婆婆送回了家。回来后我把米坛里的十多斤米，一起装进布袋给孟婆婆送过去。孟婆婆死活不要，我只好说我还留了一半。
我知道等麦子收起来还有些天，孟昌龙明天一定会去山上借玉米。
远处的暮色中，孟昌龙在排水沟边放着那头老水牛。
二
君君和安娜从城里来看我了。
两个十六七岁的丫头，光脚蹅在我屋前的小沟里嬉戏着。虽已入秋天气依然炎热，竹影婆娑，洒满我房前屋后。老远我就看见一幅当年在农村极不协调却又引人兴奋的画面。
我们三个知青住的这排房子，再早是生产队的保管室。房屋坐南朝北，是一座典型的槎槎房。所谓槎槎房，是指把树干直接用篾条捆扎成房架，再在房架上用竹子捆扎成屋面，盖上麦草就是一间不错的房子。我们这房子盖的不是麦草，而是盖了足足有三十公分厚的麻杆。屋子后面筑的是土墙，前面两侧和隔间，都是用捶笆编的。捶笆就是把砍倒的老毛竹，用铁锤捶破剖开编成的笆子。干了的捶笆用斧头和刀都砍不动，可见房屋的安全性是很高的。
房顶上爬满了南瓜藤，瓜叶已经开始黄了。春天无意种上的几棵瓜苗，没有施肥没有管理，居然就结了五六个大小不等的南瓜。橙黄色的南瓜在稀疏的瓜叶间躺着，似乎在享受秋天阳光给它们最后的滋养。
两个穿着艳丽裙装的婷婷少女，站在篱笆茅屋前，可想那反差有多强烈。她们并没有察觉我异样的眼光，只是一味兴奋在身边的新鲜里。
到我自留地里摘菜，两个丫头兴奋到了极点。她们嘻嘻哈哈的笑声，引来了无数生产队人的远观。以至于后来孟婆婆都在追问我，两个中哪一个是我的女朋友。
我在初夏种上的四季豆，现已是繁花错落豆荚满挂。春天栽种的辣椒、茄子，虽然早已过了盛果期，但植株上依然挂满了辣椒和茄子，只是小了一些。两个丫头在回去的路上，像疯了似的又唱又跳又打又闹。我端着一脸盆丰收在后面观看着，埋藏在心底的那份奔放的冲动，瞬间在我的血液里涌动起来。真想上前去和她们疯闹一阵，释放释放心里的压力。招工的推荐已经完成，但体检还在下月。忍了吧，忍住了。
君君煮饭是一把好手，她在灶上淘米做饭。乡下没柴烧草，我就在灶前烧火。安娜起初还和我们有说有笑，过了一会儿她却没有了声息。我回头一看，她正直勾勾地看着火塘自言自语：“没想到烧草有那么麻烦。”是啊，烧草就是麻烦，你加多了它不燃只冒烟。你加少了一进火塘就没有了，只好不断地加不停地加。忽然我感觉到肩背上有鼻息的韵绕，我正要回头，安娜在我的耳边轻声说道：“我在你背上闻到了太阳的味道。”别提我当时有多紧张多兴奋了。整个夏天我都和生产队的男人们一起，光着膀臂在田里劳动。除了裤衩遮住的地方以外，浑身上下都被太阳晒得黝黑油亮，连雨水淋在身上都不巴。我不知道她想要说什么，但我感觉到了她鼻息的那缕馨香。
暮霭在田野上扩散开去，我推着自行车送她们上公路。两个黄色军用挎包里，装满了四季豆、辣椒和茄子。说笑中她们已挥手消失在暮色中，而我却在暮色中久久踟蹰，用无奈去体味已过去的一天和刚才的告别。
三
时间来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用一整天在公社办完了返城的手续。回到生产队把所有的家具送给了孟昌龙家，把所有的书都分送给了几个回乡知青，亟不可待地在暮色中上路。借口是赶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工厂报到前回家做准备。而骨子里却是不愿意再在农村多待一分钟，想早一分钟把多年来，为挣表现的屈辱和压抑抛开。
暮色中我和生产队的几个回乡知识青年握手告别。孟昌龙在远处向我挥手，暮色中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感觉得到他的那份不舍。这时我更想要告别的是和我母亲一样的孟婆婆，她才是我心中的那份不舍。
我推着自行车不断地回头不断地招手，及至都消失在夜色中。我并没急于骑车走，而是在惬意地享受片刻的宁静。三个月前的告别和眼下的告别，都定格在了那年那月那时。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三日
那段枫木的记忆
我是一九七〇年一月一号，从农村知青招工进了林机厂。
进厂后，我和德军、友林、祥林加入了工厂宣传队，各人从工会分得一把二胡。我便笨鸟先飞地早晚猛练起来，日有寸进，乐此不疲。
随后安南和陈国林从西昌调来，我们才渐次形成了爱好圈。随后才有了杨堂德寝室里的周末演唱会，再后来才有了德军寝室里的男天鹅湖的嬉戏。
一九七五年厂宣传队的吴太康调走了，他使用的革胡交我接手。乍一看这是个什么乐器哦，古灵精怪的。但细一看，这革胡还真发现了许多机巧。
革胡是中国民间乐器，它试图替代大提琴在中国民间乐器中的作用。它用的四根弦就是大提琴的弦，它用的弓依然是大提琴的弓。它的演奏方式和大提琴一样，只是外观样式感觉相去甚远。大提琴会像一位仙女一样，在你怀里曼妙地歌唱。而那革胡就像放大了无数倍的二胡，在你的大腿间闷声闷气地诉说。革胡的机巧处，在于它的音枕穿过音筒，和粘合在硕大蟒皮上的音柱形成九十度交叉。这样发出来的音，虽不如大提琴的音那么细腻，也还算那么回事。
从此后我便做上了拥有一把大提琴的梦，大提琴成了我生活、理想、追求的唯一。我成了成都春熙路音体商店的常客，“文革”中商店里没有西洋乐器卖，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制作上。
大提琴的背板需要上等的枫木，面板需要上等的云杉。上等的云杉木都好找，那要上百年的上等枫木就困难得多了。后来托在卧龙森工局工作的朋友，还真找到了一根上百年的枫木。枫木直径有五十多公分，断筒看材质非常理想。我等不及了，请假火速赶上山去。
在朋友的帮助下，快中午了才赶到伐木现场。陡峭的山崖下，横七竖八躺满了砍倒的原木。那棵硕大的枫木夹在砍倒的原木中间，必须先把夹在中间的枫木吊出来才行。朋友找的装车工说午休时才能吊，我们也只好等中午下班。这时我才回过神，静静地看了一下伐木现场。一根钢索横过头顶，柴油动力的绞盘机拉着滑车，在钢索上来回运输吊装。装运木材的车辆在坡下排队等候，次序井然。远处不断传来砍倒树木轰然倒地的声音，间或伴随着树倒横山的悠长号子。
午休时朋友找的师兄，帮我们吊出了那棵枫木。朋友借来油锯，我得到了一段最理想的枫木。下午五点过，我坐上了装车师兄找的顺风车踏上归程。开始下雨了，远山和近景一起迷蒙在雨雾中。车像小爬虫一样在泥泞的山道上爬行，而我却充满情趣地看着雨雾中的风景。
听别人说这段枫木要放上几年，让它自然干透才能用。至于在制作前，那段枫木还要蒸啊、煮啊、药水泡啊，以后就请制作师去考虑吧，我得把这段枫木放上几年再说。
很快“文革”结束了，厂工会买回来一把大提琴，很快就满足了我的大提琴梦想。而那段我费尽心机弄回来的枫木，在床下躺了几年，静静地等着我的召唤。
后来我结婚时，把那段枫木改做了家具。写字台面上的虎皮斑木纹清晰可辨，三十多年依然舍不得遗弃这旧家具。只要一看见虎皮斑木纹，就想起那段青春年少，就想起记忆在我生命里的那段枫木。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哥家的年夜饭
我已有两年没有到二哥家团年了，原因是我家的小孙子刚出生，太小不方便。今年腊月才过一半，二哥二嫂就上门来请了。还给两岁的小孙子带来了许多玩具。约定年三十在二哥家团年。
年三十一大早，妻子便开始清理要送的礼品。给二哥二嫂买的保暖内衣，给侄子森林买的防寒服，给二哥的孙女儿美琪买的花大衣。妻子一边整理一边说：“这人见人爱的美琪，穿上这件粉色的花大衣，那不晓得要漂亮到哪里去。”看着眼前的情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妻子为我哥嫂家人准备的礼物，尽管不值多少钱，但在人情越见淡漠的当下，溢于天然的亲情也属难能可贵。
我从书房里拿出不久前朋友赠送的茶叶，决定把这实至名归的碧潭飘雪香茶送给二哥。二哥平时喝的是普通花茶，几十块钱一斤。要他上千元一斤去买这有机香茶喝，那不要了他的老命。我只是想让二哥，能在他平常爱喝茶聊天的几个老哥们面前显摆显摆，看咱们也能喝上名贵香茶了。哎，这虚荣啊，怕是命里相随了。
近几年疏有和二哥家走动，咋就又装修得焕然一新。二哥依然把母亲的遗像相框挂在了客厅的正中，进门抬头便可以看见。说是母亲的遗像倒不尽然，它是母亲生前唯一的一张生活照。阳光下，一把川西特有的藤编圈椅，母亲闲静地坐在上面。神情中透出安详和平静。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已经五点，就和二哥商量早点吃饭，晚上好回去看春节联欢晚会。二哥应允后开始了饭前的祭祀，这是母亲在二哥家去世后，形成的不成文的规矩，年年吃团年饭前的必修课。
二哥搬来小方桌，放在母亲的挂像前。他在小方桌上放上一碗米一碗豆，嘴里喃喃地说道：“妈，来哦，我们团年了，有米有豆，来年才够。”他在小方桌上摆上了酒摆上了肉，跪在小方桌前，将点燃的蜡烛和香插进米碗和豆碗里。嘴里不停地说：“妈，哥哥和姐姐今年没来，他们病了。这个人吃五谷生百病嘛，哪有不生病的呢。今年就我和幺兄弟两家和你团年嘛，一样的高兴。点蜡燃香，感谢上苍。”二哥端上了不起眼的那碗豆花，摆在了小方桌的正中间。默不作声地叩了三个头，便起身进厨房去了。我知道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伤心事，想起了那碗豆花过年的往事。
一九五六年父亲去世的那一年，给父亲办丧事借了许多钱。那时我们兄妹四人还小，只靠母亲一个人在公私合营的制豆社里领的工资。既要解决一家老小的生活，姐姐哥哥读书的学费，又要攒下一些钱还给别人。到了那年春节，不要说给我们兄妹四人缝新衣服，就连上街买肉的钱都没有。母亲把钱都用来还账了，她说不拖过年账。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关上门吃了一顿豆花就算过年了。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那晚讲的一席话，我终身难忘。“你们都给我记住，穷要穷得有志气，有借有还，再借不难。隔壁邻舍都艰难，我们一辈子都要记住人家的好。”
年夜饭开始了，圆桌上摆上了干盘子。所谓干盘子是腊肉、腊肝、腊排骨、香肠、酱肉、风干鸡。凉拌鸡块上来了，鲜红油亮的色泽，让你未动筷子就先吞下口水。凉拌折耳根端上来了，红萝卜丝、绿莴笋丝、白萝卜丝，色彩柔美、酸甜可口，糖醋味会永远留在你心里。二哥端上了白果炖鸡、海带炖鸭，他还笑哈哈随口说道：“鸡有鸡路，鸭有鸭路，合起来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活路。”二哥又端上了蒸甜烧蒸咸烧，随口俏皮说道：“翻甜烧、翻咸烧，愿我们来年都翻烧（发财）。”二哥端上了他做的最后一道菜，红烧豆瓣鱼。那张开的金黄酥脆的鱼嘴，好像要说点什么。那撮放在鱼背上的青翠香菜，让我想起了鱼塘里的水草。二嫂端上了素炒韭黄，炝炒油菜苔，干煸茄子辣椒。二哥家的年夜饭上齐了，平时不喝酒的我，也和二哥对饮上了。我打心眼里佩服开过餐馆的二哥，他把一顿极其普通的家常饭，做得那么丰盛，那么富于想象。而且他的谚子，说得那么贴切，说得那么富有诗意。
祝酒声声，孩子们在闹，大人们在笑。二哥家的年夜饭还在继续。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刻在记忆里的坝坝电影
一九八四年的夏天，电大还没有毕业，我就从车间调到了厂工会。
到厂工会报到的当天是周末，当天晚上我自然就去帮助放电影。放映员李云珍大姐不可能去爬杆挂银幕，搬机器、抬桌子、挂银幕自然就该我们年轻人上。厂工会的周末坝坝电影，建厂以来雷打不动。
电影在工厂单身宿舍旁的篮球场放映，我正好就住在单身宿舍的二楼上。二楼三楼的寝室就像电影院的包厢一样，足不出户就可看完整场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