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去世那年我刚满五岁，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没有父亲的形象，不知道他长成什么样子。
长大后曾经多次听母亲说：“你大哥越长越像你父亲，你看他那神态，你看他那身高，越看越像。”大哥虽比我大九岁，父亲去世那年他也才是个十几岁的少年。那时他便是家里的壮劳力了，母亲自然很看重他，常常夸他也就不足为奇。我从母亲的说法中得到一种印象：父亲像大哥的样子，但比大哥老一些，比大哥瘦一些。闭上眼睛想象父亲的样子，似乎清晰可辨近在眼前，当要聚焦父亲的脸时，好像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便是我印象中的父亲。
听母亲说我父亲年轻时，常年游走在阿坝州藏区，挑一副担子，里面装满针头麻线和小日用品之类。有时我在想，父亲为什么就做那么点小生意，针头麻线又能赚多少钱？一个人在外风餐露宿行单影只，饿了病了怎么办。其实我这种想法和担心都是多余的，既然父亲能把生意做那么多年，一定有把生意做下去的理由。做这种生意的人绝不止我父亲一人，他们一定都看到了做这种小生意的巧处。比如做这种生意的本钱小风险就小，挑一满担又不重便于走乡串户，更何况针头麻线和小日用品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
一次我驾车去松潘，路过茂县时遇上修路堵车，我便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溜达等待通行。忽抬头望岷江对岸，但见一条清晰的山路，从远处江边蜿蜒而上，到了对面山腰时，可以清楚地看见那里是个供行人歇脚的地方。开阔处依稀还能看见残存的屋基。我便问当地的老乡：“请问对面那条山路，是否就是著名的松茂古道？”“是，就是！”当我从老乡那里听到确切的回答，心里便对那条古道升起了油然的敬意。那就是我父亲用双脚丈量过的古道，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挑担前行的古道。
听我母亲说过，我父亲出门一般不和人搭伙，特立独行，见熟人点头微笑算是招呼了。随即便静悄悄地走路，不会再和别人搭话。其实旁边人说的什么他都知道，就是不搭话怕生事。在父亲心里永远有本不变的账，悄悄做事悄悄做人，家里还有一大家人等着拿钱回去养呢。望着那蜿蜒的古道，眼所能及处，上下大概十来公里，我们的汽车几分钟即可到达。遥想当年挑担步行的父亲，他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要流多少汗水才能走完这段路程。
有一年我们在红原大草原的瓦切乡做工程，瓦切乡就在九曲黄河第一湾边上。站在草原上的黄河边放眼望去，那清澈平静的河水，早已颠覆了黄河留在我脑海的印象。父亲肯定来过这里，因为母亲说过，父亲临死断气前还来黄河边收过脚板印。想象中父亲也像我一样，凝视着黄河流向的天边：我们的未来也能像黄河一样，在这里有个峰回路转吗？
过刷马路口沿梭磨河至马尔康，过马尔康沿梭磨河经可尔音达大渡河。这一路是父亲走松茂古道，经大草原折返回家的最佳路线。梭磨河谷气候温润，物丰人稠，一路走来是父亲做小生意的最好市场。再沿大渡河而下，经金川到丹巴而折向，沿小金河而上，到达小金县。
父亲不会在小金待得太久，他的目的地是巴朗山前的达维镇。这里是个集散地，四通八达人口众多。做生意的跑马帮的，林林总总不亦乐乎，确是一个完善的小社会。当年红军翻过雪山，选这里做休整是有道理的。
小金一带在新中国成立前盛产鸦片，达维镇成为集散地就不奇怪了。曾听我大哥说过，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抽过鸦片烟，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干预下戒掉的。要说光靠我母亲卖点炒货赚那点钱，能抽得起大烟吗？写到这里，我父亲独来独往行事低调的原因就清楚了。
从这里翻过巴朗山回家，也就只有几天路程，而父亲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他依然行事低调地走进他熟悉的烟农家，用上年就约定给他家带的东西，换那么一点鸦片。这一点鸦片在烟农眼里微不足道，在山外可就值钱了。父亲就用这种方式，把他熟悉的烟农家都走遍。听我大哥讲，父亲会把换来的鸦片集中起来，装进早准备好的腰袋里，然后把腰袋捆扎在腰上。这几斤鸦片到家前都不会再解下来了。
我父亲就用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把鸦片烟生意做到了解放那年。这样虽然没给我家带来财富，但一家老小也算衣食无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的生命也来到了晚年。我也用了一生体会了像父亲一样的坎坷和艰辛。我只想渐次清晰起来的父亲，沿着这段真实的文字，夜夜走进我的梦里。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给母亲洗那双小脚
母亲出生于一九〇七年农历三月初八。她自然带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缠了小脚。从我记事起，母亲就穿一双二十八码的童鞋。
一九八六年夏天，过完八十岁生日不久的母亲病倒了。病因起于三个老婆婆去普照寺上香的当天晚上，母亲半夜起床小便时摔了一跤。第二天是李婆婆和周婆婆将腿脚不便的母亲送回家的。
母亲的病放在今天我们对医学常识的了解，病情并不严重。她由于血脂偏高，引起脑血管轻度栓塞。导致手脚不灵便摔跤，并不是因为摔跤而导致的手脚问题。然而当年对医学一知半解的我，却认为母亲是因摔跤导致的手脚不灵便。这便给母亲的治疗带来了错误的引导。
母亲退休后一直住在二哥家，二哥家离地区卫校就十分钟路程。每天早饭后，二嫂都用自行车推着母亲去卫校就诊。按理说开始医生给母亲开的药是正确的，无非是阿司匹林片或丹参片之类溶血性的药。照此吃一段时间，母亲的病情定会好转。然而正因为自以为是的我，认为母亲是因摔跤的原因，让母亲去中医科扎银针。这样便耽误了脑血栓病人的最佳治疗时间。两周后母亲的病情不但没减轻，反而有所加重。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跟即送母亲去人民医院治疗。一周后母亲的病情有些好转，她的手脚又能动了，我好像看到了希望。
夏天的病房很闷热，我比往常早一些来到病房。妻子回家做饭去了，我从医院的锅炉房提回一桶热水。拿出母亲的换洗衣服，给母亲洗澡。我的母亲应该由我来给她洗澡，我是她的儿子。
我把病床的蚊帐拉上，给母亲脱去了汗衫。一把一把地擦洗着母亲的手臂、背部、前胸。母亲直喊舒服：“我这辈子值了，幺儿当幺女用。”看着母亲那曾经奶大我们兄弟四人的干瘪苍老的乳房，我已经泪流满面。母亲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曾经那么近，现在一说远，一下就远得遥不可及。我那心灵的刺痛，是无法用语言能表述的。
给母亲脱去长裤和袜子，开始擦洗腿和脚。由于母亲年事已高走动少，她那当年健壮有力的腿脚已经萎缩。当我给母亲洗那盘姜式的小脚时，我的心又一阵刺痛。那个什么狗屁社会风尚哦，把我母亲好端端的一双脚，弄成现在不伦不类的样子。让她用了比常人大得多的力气，才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一九六八年秋天，母亲要我陪她到泸州去看我姐姐。姐姐一九六三年自作主张结婚离家已经五年，母亲盼女心切，不顾泸州一带武斗盛行，一定要去。我串联时去过，只好陪母亲去泸州。
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在距市区二十公里处的纳溪县。我和母亲过了轮渡，来到泸州的小市。一打听，不但没有开往纳溪县的班车，由于武斗连过往的车辆也很少，我和母亲只好走路。走这几十里路，对十几岁的我根本不是问题。对已满六十岁的母亲却是不小的考验，毕竟她是用脚后跟在走路。一双小脚走路，身体平衡差，走路肯定费力些。再加上这过长的路程，母亲不知要受多少罪。一路上我多次要求背母亲走一段，可母亲死活不答应。她总是说：“老幺，你妈的身体好得很，我走得动不用背。”一路上我搀扶着母亲走走停停歇歇走走，下午六点我和母亲走到了纳溪县。母亲泪如泉涌，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女儿。
晚上，姐姐给母亲烫脚时，望着母亲打满血泡的小脚，失声痛哭。只是抱怨我为什么不早写信通知她，好找车去接我们。一旁落泪的我懊悔极了，及至懊悔了我一生。
一九七六年都江堰第一次地震。我们几个林机厂的师兄，在旁边豆腐厂大门口的菜地里，搭建了一座抗震棚。到晚上师兄几个都不回楼上，会在抗震棚里过夜。每天早上我会准时到豆腐厂母亲工作的地方，买好豆浆和大家分享。
母亲工作的豆腐厂，当年担负着全县工矿企事业单位和几万居民的豆腐供应。工作很忙也很辛苦，母亲每天早早就起床。长得白白胖胖的母亲显得非常健康，满了七十岁的她依然不显老。工作时拴在她腰间的围腰帕，早已被豆浆浸润成硬硬的布壳。三十二码的筒靴，对母亲的小脚稍显大了。但母亲会用干洁的布条，从她的裤脚开始缠起，并在她的小脚上多缠上几层。这样穿在母亲脚上的筒靴就不显大了，而且脚也感到暖和不少。
母亲的工作台上，有一口熬制豆浆的大灶。火门在离地面一米的大坑里，每次加火都得上下四五个台阶。而每次下去加火时，都会听见母亲下台阶时脚步发出有力的咚咚声。大锅里熬熟的豆浆足足有四五百斤，母亲会用大木瓢，一瓢一瓢地舀进大黄桶。用石膏水把豆浆点成豆花，再把豆花一瓢一瓢地舀进一米高的大木榨里。一小时后，豆腐干就在母亲的劳作中产生了。母亲的劳作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她的健康应该是和她的劳动成正比的。
十年过去了，八十岁的母亲在苍老的渐变中，有了一份安详。二哥和二嫂对母亲特别好，二嫂是农村人，她用质朴和善良伺候着母亲。直至母亲瘫痪在床，不久后由于并发症去世，二嫂都毫无怨言地给母亲洗澡和换洗衣物，她是我一生都要感激的人。
很多年过去了，每每听见咚咚的楼梯响，或者听见儿子进门的脚步声。我都会想起母亲用脚后跟走路的声音，都会想起我给她洗过的那双小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说书人梁老师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精神坍塌了。每至掌灯时分，她便牵上五岁的我去江安茶社听评书。听评书的人，大多像我母亲一样的中老年人，他们多数都抽叶子烟，所以整个茶铺里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叶子烟味。五岁的我哪受得了那烟熏气闷，早已挣脱母亲的手，和几个小孩跑得无影无踪了。
昏暗的灯光下，二十几个听书人散坐在茶铺的各个角落里。不时传出几声被烟熏的咳嗽，或者几声窃窃私语，等待说书人梁老师的到来。
由几张茶桌搭起的讲书台有些寒碜，一把圈椅靠近外面巷道的板壁。板壁隙牙漏缝，如遇夏秋那还凉爽不少，如遇冬春那缝隙灌进的寒风，就实在会让人受不了的。
衣冠整齐的梁老师来了，在略显壮实的梁嫂搀扶下走到了讲台边，常年坐在讲台边的两位大爷，好像没费什么力就把梁老师举上了讲台。梁老师坐进圈椅，首先习惯性地把他那顶唯一的呢帽，从头上缓缓摘下，再习惯性地用手指捋捋那稀疏的头发。取了呢帽，梁老师的脸显得更加瘦削，那病态的脸上总能让你读到他贫寒生活的细节。他解开了衣领纽扣，能感觉得到江安河边百十步距离，已经耗去梁老师不少体力。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话说那姜子牙不忍心百姓受苦，于是驾着祥云来到一处无人的开阔地界，从怀里掏出原始天尊赠予的宝贝杏黄伞，说时迟那时快，抛向空中的杏黄伞在彩云里张开，顿时天地间霞光万道，瑞气千条……”
梁老师从前一晚扣人心弦的情节开始当今天的评书，他用略带沙哑的哈声讲述着《封神榜》引人入胜的情节。有时你能感觉得到他干枯的心里有一团正义的火，当他讲到周武王和姜子牙时，他会用尽所有赞美之词来颂扬兴周的快感，当他讲到商纣王和苏妲己时，他会用鄙视的口气调侃纣王的荒淫无度。
几十年过去了，细娃时调皮捣蛋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每当评书说到中途，自然是到了收钱的时候，其时梁老师讲书的语速就会很快。这种信号就提醒总是白听书的小孩们，赶快地退出了茶铺。接着你就会听见一声上气不接下气的喊声：“梁嫂收钱。”一阵急促的咳嗽声中，你会看到梁老师一只手捂着胸口，一只手撑着茶桌。那副无奈的情景，至今还深深刻在我心里。我们七八个捣蛋鬼小孩，此时跑到梁老师圈椅背后板壁外的巷道里，齐声喊道：“梁哈子！屙稀屎！屙到锅里搅浆子！哈子山！哈子洞！哈子老仙翁！”此时梁老先生只是一脸苦笑，用茶盖掏点茶泼向板壁的缝隙……
后来我们长大读书了。再后来听说梁老师死了，死于肺结核病，死于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个年头。
二〇一三年八月七日
吴家祠的往事
吴家祠是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地方。
听父辈讲，吴家几代都是做酱园生意的。民国初年就在老灌县的天一（乙）街口，修了三间两层楼的酱园铺面。整栋楼用青砖砌成，在天一街算得上最好的门面。前面是卖香烟和酱园产品的铺面，后面是放满制作酱类大缸的作坊。这种前店后厂的家庭经营方式，直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才结束。
吴家祠堂也是吴家祖上民国初年，在建那三间酱园铺时同时修建的。吴家祠分前后两进院子，大小有二十多间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