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执
我的手心有块疤，不大。
两岁半时，我家住在东北的老平房里，大雪能封门的那种，胡同里一户挨一户。夏天热闹，男人们夜里凑群下棋、打牌、喝冰啤酒，小孩子们就绕在身边乱窜。
我爸在某晚做了一件很隔路的事：他不跟人打牌，自己打铁——光着膀子，手握锤子，脚下不停地踩鼓风机的踏板，阵风呼哧呼哧地响，吹得铁块忽明忽暗，像闪烁的星。我幼时对发光体痴迷，他一扭头的工夫，我伸手一抓，手被烧红的铁烫得滋滋冒烟，尖嚎声划破夜空。
烫伤我的，是一块银。我爸打了一对耳环，送给我妈。
爸妈结婚时两家都很困难，婚宴只有一桌，嫁妆就一对耳环，我妈喝多了还弄丢一只。婚后两年，家里仍没钱。有一天，我爸发现墙上的老苏联挂钟上有层质地极好的包银，便突发奇想，撬下来熔成块，再亲手一点点敲打成耳环。
他是个没情趣的人。改革开放，下海赚到钱那几年，他都是将钱直接给我妈，就是没亲自给我妈买过东西。他说自己没审美，不懂什么叫好看。他打的那对耳环，就是俩大圆圈，像《西游记》里女儿国国王戴的。我妈也没换过，戴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里，他让全家从平房搬上老楼房，几年后又搬进新一点、大一点的三居室。
第一个老楼的套间，37平方米，我住了七年，童年最快乐的时光都安放在那里了。套间在六楼，夏天晚上我往往玩得太晚，回家已经天黑。我怕黑。当年老楼还没装声控灯，上楼前，我会先朝六楼的窗户大喊两声“妈”，见我妈探出头来摆手，我才冲进黑漆漆的楼道，一进去就能听到邈远的回音：
到几楼啦？
二楼！
现在到几楼啦？
四楼！
四楼上五楼的转弯处，台阶上已可见光。
那几年的晚上，我爸常在外应酬，半夜才回来，关门声很轻。又过了几年，我们搬进了大一点的房子，他的关门声彻底没了，人去了南方闯荡，后又出国，再回到家已是两年后。
他回家那天，除了我妈，没人知道他被朋友骗光了钱。我只记得出租车停到家门口，我跟我妈下楼迎接，我爸一把抱住了我妈。多年后，目睹过这一幕的我才幡然醒悟，那绝非那个男人的常态，他本是跟浪漫绝缘的人。
我妈只说了一句：还能找到家就好。
他成长的环境是“书香门第”的反义词：自幼混社会，狐朋狗友，烟酒不离身，光身上的疤就上百处。后来他跟俗世的很多男人一样，犯了世俗的错误。但这个家并未因此崩坏，我妈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一切平静地过渡了。只是房子没有再变得更大，我妈的耳环也一直没换过。
我到青春期，跟他的话更少了，除了周末要生活费，平日住校连个电话也不打。他总是照我开口的数目多给，花不了我就攒着，给当时喜欢的女生买礼物。这方面我倒是遗传他，都没创意，无非是项链、手链，还多是男女配对的两件，土。
我还记得，当时能负担起最好的是石头记。
大学离家远，我爸一次给我整年的生活费让我自由支配，我便买得起施华洛世奇，再后来是Tiffany最便宜的那款纯银对戒。
转眼大三，奥运会结束后的那年冬天，他被查出癌症晚期，只剩两个月。
我办了休学，回家专心陪他走完最后的日子。
头一个月，我们昼夜不停地说话，多过之前二十年的总和。后一个月，他不够气力说话了，时睡时醒，身体再也无法自由行动。最后半个月，他对我说，我要回家。这里的墙太白了，我不喜欢。
他在家过了最后一个年。那年春晚小沈阳首秀，说“这个真没有”那句时，他卧在床上笑了三声。大年初三，他陷入昏迷，经常无意识地呼喊，都是阴一半阳一半的话。他嚷得频率最高的一句是：放我回家。大年初五，他安静了半日，到晚上平静地走了。我一直在他身边。
送葬在外地，一处佛教信众的私人道场。三天里过程很曲折，万事由我妈二十年的老友、一位虔诚的居士妥当安排，我跟我妈都信任她。除我们三人外，其他在场者是素昧平生的三百位居士，他们齐声诵经，场面壮观祥和。
火化前，我问：为什么他总嚷着要回家？
居士：想家。
我：他以后还能回家吗？
居士：只要他想。
我：以后再搬家，他不会迷路吗？
居士：留件最熟悉的东西给他，他就能找到。
后悔自己说这些，大家都沉默了。二十年，最熟悉的还能剩什么。
我妈从始至终静静的。她摘下耳朵上那对大圆圈，交到我手上。
我把两只耳环放进他的两只手掌，攥紧。一个人推他进了火化间，谁都没看到我哭。
某一刻，我突然想，不如成家吧。
休学一年后，我回到大学。朋友们都忙毕业，我不急，我想着买个什么戒指好。从那年开始，我决意自力更生，不再要家里的钱，无关逞强，就算是对他的交代。
自然买不起Tiffany了，我买回了最挥霍那几年里曾不齿、认为是属于中学孩子的施华洛世奇。当时的那个人打开来看，睫毛下闪过某种东西，那种东西跟我隔着很长一段距离。
我很知趣，却又免不了落俗，一瞬间又觉得该去赚钱了，开始钻研创业的点子，有的胎死腹中，有的半路夭折，事实证明我不是那块料。倒也无所谓，有所谓的是，一些东西做了陪葬——我再不想写东西了。我觉得周遭一切都无趣，于是夜蒲，酗酒，昏天黑地，很快花光最后的钱。期末考试临近，我递交了退学申请。
我打电话说，我退学了。
我妈说，那就回家吧。
我回到家，闷在家里不爱出门。
我妈问，真的不写了吗？我说嗯。
我妈问，真的甘心吗？我说嗯。
我妈说，那就出门走走吧。
多年来，每一次不知该去哪里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回最初的那栋六层楼。我喝了酒，又是晚上，楼道太黑了，我不敢上去看，就在楼道口坐下，突然哭出来，却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哭声大起来，楼道一瞬间亮了，原来这么多年早装了声控灯，可那种光始终不够自然。
我好像听见回音：
到几楼啦？
我这是到几楼了，我真的不知道了。
我迷路了。
这不是那嚷着要回家的男人想回的家，也不是我怕黑时最需要的光，因为这儿没有为你留着的门。除了回家，我还能去哪儿呢。
路那么长，有人走快了，这是没办法的事。你有权悲伤，但你必须自求多福，必须找到回家的路。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这条路是个圈。你最需要的，不是路上捡来的，而是原地不动的。人生有时需要兜圈子，很多事只有从弯路走来才会明白：你在乎谁，你说了算。谁在乎你，你说了不算，时间说了算。
那个漫长的夏天过去，阴差阳错地又回到学校，花掉了比别人多两年的时间。那多出的两年里，我完成了一本书，献给那个迷过路的男人。
去年的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笔稿费，根本忘记了是在哪本东西上写了篇什么。刚好第二天要飞回家过年，心想买点什么带回去呢。
买对耳环吧。
（选自2015年7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从此学会隐藏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