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歌
开出成都市西三环，顺着羊西线笔端端开二十分钟，就开到了我们郫县的县城郫筒镇上。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天宽了，地广了，深深一口，吸进去的是故乡的气，吐出来它还是故乡的气，原汤化原食，眼角眉梢都舒坦起来。
回家三件事：走路不揣钱，吃饭盐味重，说话大声气。
今天说的是说话大声气。
第一个说话大声气的就是我爸爸。他站在院坝里打个喷嚏，一院子的楼房，第一层到第六层楼梯上的灯都要被他“刷”一声震亮；他走到家门口招呼我回去吃饭，一声出去了，没有哪家的小娃娃不赶忙丢了东西就往回跑；他给我奶奶摆个龙门阵，我奶奶八十多岁了，再是耳朵不好也要起个声音喊他：“戴伟！你小声点嘛！”
他们说是因为我爸爸现在长胖了，声音就特别大。但是，反正我没见过他年轻时候瘦的样子，更没听过他小声说话。
第二个说话大声气的就是进修校收发室的曾八伯。他每天吃了饭没事做，就站在院子门口，看到这个喊一声：“周三孃！走人户回来啦！”看到那个喊一声：“宋老师，才下班啊？今天吃饭迟哦？”不然就说：“蒋燕子，有一封你的信，广州写来的！”
也就是多亏了他这么一个人，我们院子的人全都对彼此的生活一清二楚：今天周家多吃了一盘盐煎肉，明天汪家下了三两臊子面，至于打架吵嘴，婚丧嫁娶，更是不在话下。
也有人说他烦人得很，也有人说多亏了他我们院子才从来没有遭过贼，直到很久以后他不在收发室上班了，我们才开始深深地想念他。
还有修剪刀的，磨菜刀的，卖蚊子苍蝇虼蚤药的，说出来都是些有名有姓的好汉。总而言之那几年，在我们镇上，每个人说出来都是一口标准的郫县话，说半个字都要张大了嘴，鼓饱了气，卷实了舌头，然后“啪”的一声喊出来：白是白，黑是黑，吃饭是吃饭，国家是国家。偶尔冒出来一个成都人，尖起舌头扁起嘴，说一句细声声的“吃饭”——简直就要被哈哈哈笑话半天。
当然了，有些道理我们也是懂的。比如“有理不在声高”，有时候也相互劝告“轻轻说话不费力”——但是真正走出门去，跟人家雅声雅气地摆两句，人家就说：“今天咋了？没吃饱啊？咋没声气呢？走走走！我招待你吃饭！”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大声气是不被喜欢的。我爸爸带我去医院看病，等在走廊上，多远就听到有个人在呻唤。“哎呀！哎呀！痛啊！痛啊！”——全部的人就都伸着颈项看，看了半天，看到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被扶着走过来了，表面上是好好生生的，穿得甚至还舒舒气气，就是嘴里面一声接一声地喊：“哎呀！痛啊！哎呀！痛啊！”——把半个医院都喊穿了。
其他人倒还忍着，没说啥子，有个干瘪瘪的老太婆忽然说：“小伙子！你这么大个人了，也就是生个病嘛！喊这么大声喊啥喊！羞人！”
这男人也是没想到，就跟个气球被针尖尖戳了一般，“噗”地哑了。我们就看着他蔫巴巴地走了，我爸爸说：“你看到没，吃苦吃痛要忍到，哎呀呀地喊啊，人家要笑！”
坏事都不要出门，好事才能传千里。心里面有了真情意，见人说话才是大声气。这些事情也不用多说了，反正县城里人人都是这样长大的。等到我们高中毕了业，到城里面读书了，毕业了，工作了，终于发现要轻声细语地说普通话才显得舒气；跟人聊个天，不能说：“我爸说”，“我姨妈说”，或者“谢老五说”，而要说：“我听说”，“我朋友说”，或者“有人说”才是合适——世上的一切都清淡了，模糊了，疏远了，也就显得高雅了，文明了，恰当了。
于是你好久没有看见你的爸爸，也好久没有看见你的妈妈，更不要说其他的张三叔陈二姐周四伯。你一年到头回一趟家，沙发茶几电视冰箱一样没变，你坐在客厅里连Wi-Fi，生怕错过了外面世界上的精彩，这个时候你爸爸在厨房里煮饭，忽然喊：“戴月行！快点下去帮我买包盐上来！”
你就吓了一跳，忍不住想：“哎呀，我爸这人说个话真的是好大的声气啊。”
（选自2015年8月27日《南方周末》）
2015中国年度精短散文编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