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古原的女儿
听见钥匙钻动铁锁时的“吭噔”一声响，她像遭到电击一般心惊肉跳，从坐着的草苫子上跳弹起来，心里反应出来的第一个信号就是，完蛋了！她死死盯着窑洞木门板被推开，朦胧的月光从启开的窑门里泻进来，接着闪进来两位红军战士，朝她喊着，叫她出去。
她背靠窑壁，双手背后，想在墙壁上摸到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光光的窑壁连个木橛也没有。她尽管确信无疑他们是拉她出去枪毙或活埋，还是禁不住要问：“出去干什么？带我出去干什么？我不去……”回答说是队长要和她谈话。她不信，要谈就到明天去谈。前头已经有十多个人就是这样半夜里被拉出去枪毙了或活埋了。
两位红军战士动手拉她出去。她又喊又叫，大喊大叫，她要喊得叫得让临近那些窑洞里的红军战士都知道，她被枪毙了，在今天夜里。两只手被缚在背后了，一块烂布堵塞了嘴巴，她被拽出窑洞来。
出了窑洞，那两个红军战士一声不吭，一个从地上拾起铁锨，一个从地上捞起铁锹，扛在肩上，押着她朝前走。她现在就进一步断定，她将被活埋。扛在他们肩上的铁锨和铁锹，既是押赴她的武器，又是挖坑的工具。他们到这个囚禁她的窑洞来的时候，早就准备下了。
他们向看守囚窑的那位小战士挥了挥手，那位小战士背着枪就从另一条岔道上走去了。她自三天前一个深夜被投进这个囚窑以来，就认识了这个看守她的小战士。他给她送进一碗水或两个苞谷馍。她问他话，他只摇头摆手，眼里滑过一缕畏怯的光，像怕沾染瘟疫一样的光。三天毕竟混得半生不熟了，他告诉她，这个窑洞和五十米外的另一个窑洞，囚过十七八个人了，那个窑洞不甚清白，他负责看守的这个窑洞囚过九个人，她是第九个，又是唯一一个女的。都是黑夜关进来，黑夜叫出去，出去了就再没有回来。连她在内的九个人，都是从西安来的，从口音上一下子就听清白断定了，没有山里人。她就在心里确信下了一条传言：从西安投奔到游击队里来的红军战士，齐个儿审查，凡审查过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不由得朝那消失在月色里的小战士望了一眼，感激他向她说了这点情况，使她能死个明白；她对那即将消失的背影寄托着唯一的希望，你可千万不要牺牲，活到胜利，把她和他看守过的那些被审查得无影无踪了的从西安来的红军的事告诉给人民……
月色朦胧。朦胧的月光下的黄土群山失却了荒寂而陡生了妩媚。星光灿烂。不闻狗吠，不见灯光。连绵的秃山伸展到黑暗里。她知道这山的那一头因为埋葬着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而闻名于世。山的这一头已经从陕西伸展到甘肃东部，现在也闻名于世，那是因为这儿活跃着一杆红军的人马，不甘奴役的黄帝的子孙。这儿是陕甘红军的根据地，“红窝子！”这是一九三五年的深秋初冬季节，这个红窝子里正在自戕得疯狂。仅仅因为从西安混进根据地来一个国民党特务的事，“左”派领导人就把那些从西安投奔革命来的红军战士全部清除了。这当儿，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已经完成了长征，进入陕北了。她在跟着那两个扛着铁锹铁锨的红军战士走向死亡的时候，尚不知道明天或者后天顶迟外后天就会停止这种自戕，周恩来愤怒地制止了“左”派残忍到愚蠢的“革命措施”。
然而她无法等待了。
她今夜将走向大地的深处。
她愤怒，她不愤怒。她悲哀，她不悲哀。她悔恨，她不会悔恨。她痛苦，她不痛苦。她想哭，她哭不出来。她想喊，她喊不出什么。她想骂，她不知道该骂谁。她绝望，她不绝望。她害怕，她不害怕。她想活，她不能活了。她不想死，她不能不死。她不该死，她不该死也得死……她只觉得窝囊！
她冒死从西安跑到这个饥不得饱食寒不得棉衣病不得诊治的荒僻山沟来闹共产，唯一的思想准备就是大不了死了去。她设想过战死或被敌人抓住处死，唯独没有想到会被自己人活埋了！因为没有丝毫的精神准备，当她跟着要活埋她的自己的战友走向死亡的土坑时，现在脑子里只剩下一种窝囊的情绪了。
她从来也没有窝囊过。她从来就是个不能忍受一丝一毫的窝囊气儿的人……
一座坦荡如砥的古原。古原的东边，临一条大川，过川即进入秦岭。她死后三十多年，北京的考古学家在那儿发现了猿人的遗骨。古原的西边沿，下临开阔无际的渭河平原，站在原边上，晴朗的日子可以眺见西安城心里钟楼的金顶。她死后二十年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施工的工人们在这儿挖出了“半坡遗址”。古原的北边，依然是一条河川，川里风景秀丽，以柳色迷醉千朝百代的送别之人。只有南边靠着巍峨的秦岭，如在海边就该是一个半岛。她就出生在这个古原上，靠近东边，一个古老村子里的古老的农家，一个在她活着被称作财东而在她死后十余年被称作地主的家庭。
她一出生就成为老财东的掌上明珠。老财东对先她出世的三个哥哥施以严厉的家教，轻则瞅视呵斥，重则戒尺抽掌心，决不宽恕，而独独恩宠独生女子。她长到五六岁，老财东还是忍不住把她抱起来，亲她咬她的红脸蛋，咬得她疼得嗷嗷叫，呜呜哭，急了揪他稠密的胡须和稀疏的头发，他也不管，再把她架到脖子上在院子里颠跑，连她的妈妈也觉得看不过眼了。妈妈给她裹脚，一条丈余的白布，裹得她在地上打滚，母亲还是不松不饶。老财东回来了，一把把妈妈推了个仰八叉，气呼呼地解开了裹脚布，塞到灶下烧了，抱着她的麻辣辣疼着的双脚，用手揉，用热气哈，说谁以后再敢裹她的宝贝女儿的脚，他就把谁的手用刀斫掉！妈说，长一双丑大脚，就甭想找到婆家了。老财东说，天足天足，天赐之足，神圣不可改样儿！不仅是独生女儿的缘故，老财东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不信土神信洋神了。一位美国传教士不择远僻，五十年前就驻足古原传教，禁烟，放足，施善。老财东身体力行，首先在自家屋院里废除男尊女卑，提高女权，提倡天足。她第一个进了村办的学堂。
老财东牵着女儿的手送她进村学，村巷里拥挤着庄稼汉男女老少，像看西洋景一样看这个女子怎样走进男娃的天下——村学学堂。她蹦着跳着，就那么欢欢蹦蹦地走进学堂里去了。老财东以他的威严把女儿交给那位固执迂腐却又胆小殷勤的老先生，安排了她的学习上和待遇上的备细，却忽视了一个刻不容缓的水火之事，即女儿拉屎尿尿的问题，从而酿成笑料。
那个老先生坐学馆，根本不分上下课时间，只有上学和放学。在先生不授课的时候，学生可以自由去茅房。她想尿了，就跑出教室，看看男生们出入那个小茅房，不知自己该朝哪儿去。因为原先没有女生，所以茅房也用不着划分男女。她急了，憋不住了，看见小院另一角有个更小的茅房，无人出入，就跑过去。刚进门就拉开裤带，蹲下就尿。不料老先生正蹲在里边，吓得一把提起裤子匆匆走了。她看见老先生难堪的脸色，慌慌失神的样子，哈哈哈开心地笑起来。村里人把此事扩张演义，说老先生把半撅子屎还没拉下来，慌忙中带到裤裆里……她却落下了一个不雅的绰号：疯女子。
疯女子长到十四五，在老先生的膝下，背记了一脑子《中庸》《大学》的古董，尤其是练下了一笔好字，老先生向老财东表示，才女把他的学问学完了，字儿写得甚至超过他的水平了，应该去县里的学馆，他的老师在那儿坐馆。老财东十分得意爱女的天资和才慧。适逢春节，他把女儿叫到书案跟前，亲自磨墨，亲自裁纸，把一支毛笔交到女儿手里，让她书写下红纸对联，贴于街门两边的门框上。老财东手端水烟壶，站在一旁欣赏品评，骨架像柳，运笔似欧，有柳的阳刚之气，又有欧的柔韧之风，细品则非柳非欧，一种潇洒自然的风采飞扬于一笔一画之中，真是有刚有柔刚柔互济的大丈夫气数。新年过后，他没有听信老先生要他把女儿送往在县城坐馆的那位老老先生的话，而是凭着那位美籍教士的指点，把女儿送到西安的教会中学去了……
就要翻过一道梁了，嘴被堵塞死了，无法喘气；缚着双臂，走路鼓不上劲；她的心被憋得要从胸脯里冲出来似的急迫地跳着，大汗淋漓；双腿像两根木头不听从意志的调动了，脚下一闪，终于没有到达坡梁的顶头而摔倒了。那么直愣愣摔倒下去，她却感觉不到疼痛，身上像裹着一层厚厚的棉垫似的；胳臂被绳索捆扎得麻木了，她已经感觉不到胳膊和双手的存在了，被砍掉了双翅的鸟儿大约就是这种感觉。那块烂布塞在嘴里，渐渐变硬，硬得没有布的质感而有石头或锈铁的感觉了，后来就连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她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嘴巴的存在。脸颊也麻木得没有知觉了，她没有脸了。脑子也麻木了，麻木到大约只有一根微细的末梢神经还活着，使她能意识到她还活着。如果就在这儿挖一个坑，把她埋进去，或者把她拖上梁顶，推下山崖，再好不过了。她的麻木的肉体和麻木的心都会感觉不到窝囊和痛苦。
她躺在坡梁上，闭着眼，没有睁开的力气。猛然间她的右胳膊上被刺了一针，或是一刀？疼得她忽地坐起，又随之摔倒，左臂上也疼了那么一下，却没有再坐起来，紧接着，两条胳膊上像有千万个针尖在刺扎，脸颊上也被刺了一下，又一刺，一下一下一下像无数的针尖在上下轮番刺扎着。针刺似的疼痛向背脊向胸腹向大腿小腿双脚蔓延，就像烈焰的千万条火舌在周身扑舔。她像野兽一样嗥叫，打滚。随之一切都没有了，针扎除去了，火舌也飞逝了，只留下一种稳定的隐约的烧疼，她忽然坐起来，啊！有胳膊了，有手了，有嘴也有脸颊了。她看一眼左右，两个红军战士站在两边瞅着她，她才发觉，他们解除了她的胳膊上的绳索、拔掉了她嘴里的烂布，那针扎火灼的骤疼是堵死的血液获得自由后疯狂奔涌的结果。她侧过头，刚刚从麻木状态里恢复了思维能力的心，就意识到那个沉重无比的死的含义，对那两个小战士说：“你俩非活埋我不可吗？”
“这是命令！上级领导的命令！”
“这命令要是错了呢？”
“不可能！”
“那么你就相信我是狗特务无疑了？”
“那不会错！”
“你怎么知道不会错呢？”
“你怎么从西安跑到这儿来？又不是党派你来，又不是像俺俩一样，受压迫受不住了才来造反！你不是没吃没穿，又能念书，你跑到这山沟来闹啥革命嘛！洋学生……”
她颓然闭上了眼睛。她无法向他们说清白她为什么要投奔根据地。他们可能是陕北或陇东某个山旮旯儿的穷娃子，没吃没穿，遭恶霸欺凌，于忍无可忍的愤怒里投奔红军复仇来了。她为什么而来呢？她说出来他们能相信吗？她痛苦地摇摇头，想起肃反小组和她谈话的事来。
这是她被投入囚窑三天里的唯一一次谈话，毋宁说是审查。那位戴着近视镜的肃反干部，上下打量她，一双寒气四溢的眼睛透着冷峻凛冽的光，让她交代。她叙述着投入革命的短暂的历程。
“你出身于一个老财主家庭，对吗？”
“是的。”
“你先受封建教育后受基督教洗礼是个才女能写一笔好字是个老财主的掌上明珠阔小姐，你随身一变又成了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你把戏变得太拙劣漏洞百出而你还继续欺骗！”
“这是我的实际经历，你问我我就老实地说出来。”
“既然这个反动阶级主宰着的反动社会能满足你享乐能提供你受教育的种种机会，你为什么要与你所属的反动阶级相对抗呢？”
“我在课外阅读中接触了进步书刊……”
“如果一两本进步书刊能把一个阔小姐影响成红军战士，那么我们都扔掉枪杆子去印进步书刊去影响反动阶级的军队警察特务岂不更轻松！”
“这……”
“这种说法如果是美妙的幻想，那么把你的家庭和你接受的教育和影响与一个反动阶级的爪牙——国民党的狗特务连接起来，更切合规律也更合理！我没有时间再看你尚不圆熟的特务手段……”
她又被送进囚窑。
她看着那两个小战士的脸。这是两个相当英俊的脸孔。一个胖点，一个瘦点，比较起来那瘦的比胖的更英俊一些，月亮下就更显得俊气了。他们肯定都不识字，顶多到红军队伍里来后认下了几个字，肯定还没染指过人类堆积如山的知识的书库。他们投奔红军的动机首先是为了活下去。要他们明白她这样能活下去的人为什么还要与活不下去的他们一起冒死革命的道理，还需一些时日，起码不是今晚就能理解的事。他们坚信不疑她是狗特务，使她虽然痛苦却无法仇恨这两个可爱的小战友。即使对审问她的那位干部的愚蠢狭隘和可笑的固执，她也无法仇视，她依然觉得他是她的尊敬的领导，只不过是被混入阵营的西安来的特务搞得六神无主了……
两个战士站起来，重新扛上他们的工具，铁锹和铁锨，说：“走——”
她站起来，跟他们走上梁顶。要下梁了，梁下的那个沟道，可能就是她的葬身之地。她说：“把我的手捆起来，把我的嘴塞起来！”
俩战士一愣，说：“下坡捆着手走不成！只要你不乱跑，不用捆了。”
她喊：“不！我要你照原样捆着手，塞住嘴，走不下去我滚下去！”
“你疯了？”
“我要麻木！”
他们再对视一下，就拉着她的胳膊，朝坡梁的背面走下去……
她没有得到麻木。她清醒着。她又感到了窝囊……
教会办的那所女子中学里的女教员，好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个脸孔，一种腔调，一律都骂共产主义邪说。疯女子的疯劲终于忍不住：“老师，最好给我一本宣传共产的书，看看到底怎么混账！”老师大惊失色：“你想要死啦？”她愈觉奇怪，愈神秘，愈想千方百计找到那样一本书或一张报纸……果然，她成为共产主义学说狂热的追随者与实践者了。那个把这样的一本书借给她读的人随后成了她的丈夫，他们生过一个男孩，两人投奔红军时把儿子寄养到男方的老家里了。他和她是乡党，他也是古原上的一个财东的儿子。他黑黑的脸膛，十分强壮又十分俊。他在中山中学校，是学生地下组织的头儿。她爱他爱得热烈而疯狂。他已经在半年前牺牲了，那个黑脸汉子。不知肃反小组还审查他不？
三年前，国民党教育部长戴季陶来西安视察，要对学生代表训示。她搞到了听训证，朝民乐园礼堂赶去。民乐园是个游艺场所，鸡肠小巷，七交八岔，交交岔岔里都是小门面小铺店小吃铺小茶馆小把戏小婊子院，在这儿能看杂耍的说书的清唱的猴戏的表演，也能吃到甜的辣的酸的荤的素的热的冷的各种风味饭食，还有高档婊子低档婊子以及一块烧饼睡一觉的末等婊子可供各色嫖客选择。西安的行政要员们出于万全之策，出其不意地选定了这个下等国民游艺娱乐的不大雅静的场所让戴部长屈尊露脸。
戴部长既有一表人才又有一表口才，从理论和道德的几种角度阐释委员长的学生应该潜心读书抗日的事由政府来管的宗旨。他没有料想到听众中正有一些蓄意破坏委员长的宗旨的赤党学生，他们是专门给戴部长下巴底下支砖给眼里揉沙子往耳朵里灌水给脸上泼尿来的。话没讲几句，一张张字条自下至上飞箭般传递到讲台上，主持会议的人搪塞说，等讲完话再回答问题。于是字条儿不传了，有人站起来提问了，提问又变成乱纷纷的质问了：请问戴部长，眼看日本飞机要飞进潼关，学生怎么念书？请问部长先生，不见你讲一句抗日，句句倒离不了防共，现在是共产党占中国的地盘大还是小日本侵略我国的地盘大？“剿”共当急还是驱逐倭寇当急？委员长到底犯了啥毛病？戴部长脸孔越拉越长结结巴巴支支吾吾气急败坏起来，说学生提出的问题正是赤化的言论。此刻礼堂里哄堂大笑，一声尖锐的呐喊响彻礼堂：“打这小倭寇的乏走狗！”众人一惊，半截砖头飞将过去，直向戴季陶脑门砸去。接着是飞舞的石头、酒瓶、木柴棒子。戴部长钻到桌下，爬到窗前，跳出窗子，落荒而逃。戴部长惊魂未定，只说是古都西安属历朝历代的圣地，民风淳厚的礼仪之邦，没料到竟是砖头瓦砾的干活，倒应了关中多冷娃的笑谈。
从西安最龌龊的角落向全城传播着一个惊人的笑话，堂堂教育部长在民乐园挨了学生的砖头，跳窗子跑球了！抡出头一块砖头而且呐喊叫打的竟是一个女生！传说这女生是陕北过来的一个红军的神枪手云云。其实呢？她是古原上的一个老财东的千金宠女，一个基督教会学校的学生……
她完全暴露了。她和她的黑丈夫把刚刚出世的儿子交给孩子的奶奶去喂养，就投奔红军游击队来了。他们先扮装成一对洋场阔少，出了西安，再扮成一对讨吃要喝的叫花子，终于走进了游击队的根据地……
两架山梁之间的一道狭窄的河沟。从那架坡梁翻过来，下到河沟里，不容分说，他们把她的双手和双脚都捆缚起来，然后转过身去，随意选择了一块荒地，挖起坑来。
她瞅着他俩在挥锹舞锨，给她挖造墓穴，眼前一黑，几乎栽倒，她只有窝囊了。
他们挖好了土坑，走过来，拉她走向土坑，给她解开脚上手上的绳子，在土坑前站住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她看看这个瘦的，又看看那个胖乎一点的，说：“你俩……叫我一声……同志吧？”
“特务！”
她浑身一颤，随之就跌进了土坑，疯狂了似的喊：“你们终究会明白的！回去捎话给肃反小组那个眼镜，他会后悔的……”
一九五〇年，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纪念日到来的时候，她被追认为烈士。她叫张景文，窝囊至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