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能说什么呢？现在的美国，除了楠楠学不来的计算机、会计和电子工程，几乎没有就业容易的专业。商、法、医倒是有出路，可成本太高，不是她这样的漂二代能够承受的。而回国，她既没有爹可以拼，又没有大牌文凭可以显摆，何况，她还不喜欢十厘米的高跟鞋。
楠楠是“地下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她长得袖珍，话又少，但因为是传说中的小海归，我们这些土包子对她是既嫉妒又好奇。
楠楠第一次和我搭讪时，我正在看SAT的复习资料。翻页的刹那，耳边忽来一句细声细语的责备：“浪费纸张。怎么不双面打印？”
海归主动和我说话，我理应是感恩戴德的。可她打招呼的方式，这么雷人，怎么都让人高兴不起来。很想来句“管得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党”组织这么小，不能内讧啊。
我说：“骂得好。”
这一示弱，我俩就熟了。
楠楠是本美国大学宝典。前一百的学校，她不光把排名倒背如流，就是对很多学校的宿舍、教学楼、食堂，都是门儿清。说起地理位置，她记住的不仅是州名、城市名，还有冬天下多长时间的雪，夏天刮过几次龙卷风，校园附近有几个贫民窟。她把每个学校的官网和论坛，都当作小说来读。时间一长，我从她那里，也淘来了浓缩版的美大百科。
当然，也不是白淘。这些学校的情况，都是她坐在我自行车的后架子上和我说的。只要在学校碰到我，她就会预约当晚放学后的自行车送站服务。我会顺路载她到离学校两公里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校门口的车站，人多秩序乱，她个子太小，经常被人挤到一边，上不了车。
我的高中推崇艰苦朴素，靠私家车接送上下学的同学不多。我除了下雪路难行的那么几天，老爸上班时绕路带我一程，绝大部分时间，也都是骑自行车上学。所以，看到海归为了挤公交而颇费周折，也没有多想。
楠楠讲起美国大学，总是头头是道，但讲起自己，却是语焉不详。
我问起她之前在美国上中学的事。她说，大部分免费的公立学校，都差得要命。她在美国上学时，只求椅子不被抹上胶水，午饭便当不被偷走，楼道里没有打打杀杀的喊声，放学路上不被流浪汉挡路。这样的学校，她根本不用听讲，就能考个第一。
我问：“你怎么住在那样的学区？”
她说：“就那么住呗。到站了。拜拜。”
还有一次，她无意间说起耶鲁如何如何，连哪个楼的暖气足、电脑设备新都了然于心。然后她就说漏了嘴：她老爸在那儿的实验室干过三年。
我以为神龙现身，抓住不放。她立刻警觉了。挥挥手，说：“耶鲁的楼群很阴森，镇子的治安很糟糕。学校是很牛气啦，但根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般。好啦，我下车了，谢谢你。”
老是被搪塞，心里自然不爽。
当我是朋友，就不该这个态度。何况，我既不是包打听，也不是长舌妹。而且，她问我什么，我从来都是很坦白的。
不想，楠楠失踪了。一打听，原来进了医院。
我给她打电话，她说，她现在是左手打着石膏，右手打着点滴，歪着头，把电话夹在肩膀上听我讲话。她住院四天了，一直坐在留观室里。病房里没有床位，医生又不敢放她走。
她是自发性气胸，摸黑上楼时，摔了一跤。
她说，我是“地下党”里第一个给她打电话的。而且，医生刚说过，她很快就可以回学校了。
我说，我晚上去她家里看她。
她怎么也不同意，也不告诉我她家在哪儿。
这难不倒我。我去找她的班主任，说要代表同学去看她，班主任就把地址给我了。
我去楠楠家的时候，正赶上楼里停电。我拿着手机当手电，照着亮，上到三楼。
我敲了敲贴着302门牌的铁门，出来了一个尖嘴猴腮的小伙子。我报了楠楠的名字，他摇头说不认识。
楠楠走过来，边怨我不请自来，边拉我进了她的房间。所谓房间，是一间小卧室隔出的一半，五六平方米的样子。房间里有一张上下铺、几个大旅行箱，还有一套课桌大小的桌椅。屋中的亮光，来自楠楠还剩一格电的笔记本电脑，还有窗户外的月色。
即使是学生宿舍，都没有这么窘迫。
房间里闷热难耐，我下意识地走过去开窗，却发现这窗户也是“一半”，能打开的那一端，在隔断墙的另一头。
我给楠楠买来的一束太阳花，实在没有地方搁，只能扔在旅行箱上。
“你爸妈呢？”
“我妈出去洗澡了。群租房，不是停电，就是断水。上次停水，有人忘了关水龙头，水一来就把厕所淹了，到处长毛。我妈买了张澡堂的年票，一泡就是一整天。她这岁数，找点娱乐活动不容易，是不是？”
“那你爸呢？”
楠楠坐在床上，斜倚着一堆枕头被子。电脑屏幕的亮度映在她闪着油光的脸上。她应该好几天没洗澡了。
“美国漂着呢。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这不，又到月底了么？该交房租的时候，他就玩失踪。QQ不上线，电话接不通。”
“嗯？”
“访问学者，逾期不归。”楠楠交代了谜底，“他自己在博士站里刷试管、敲石头，每三年还得换学校搬家。国内房子被没收了，老婆的工作没了，孩子还非得出国不可，不然白白废掉一张绿卡。”
她生在教师家庭，也曾有过快乐的童年时光。但自从他老爸成为美漂，她的生活就变轨了。慢慢地，她和她妈妈当上了北漂。
楠楠上学，爱背黑书包，穿黑毛衣。不是因为性子孤高，而是因为黑色的东西看不出贵贱。她的节俭，始于无奈，后来就习惯成自然了。
楠楠话少，不是因为不爱理人，而是因为她的事，说来话长，一言难尽，还是不讲为妙。
她在美国读过两年中学，住在老爸的单人间里，睡过衣柜，睡过地板。现在和老妈分上下铺，已经是改善生活了。她把大学的官网当小说读，是为了提醒自己，没有爹拼，就不能有一丝的懈怠。
偶有闲暇，楠楠最爱一个人逛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这类的家具城。她穿着便宜但可爱的公主裙，扮作小朋友，在这家皮沙发上坐坐，那家床垫上躺躺。若有售货员来做产品介绍，她会装成为忙碌的家长打前站的小能人，问这问那。
而碰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售货员，她则是一边在摇椅上晃，一边表情萌萌地玩着手机。
她问：“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个像样的家？”
有那么一年多，她确实有了间像样的屋子。她拿到了一所州立大学的全奖，住的是荣誉学生的专属宿舍，单人间。作为漂二代的她第一次有了一个不用放碗筷的书柜，一个正常大小的床铺，一个不用把刚洗完的湿衣服和将要洗的脏衣服挂在一起的衣柜。打开窗户，没有修路的噪音，只有树梢的鸟鸣。
但是，这所学校教授的水平让人不敢恭维。一个个照本宣科的迂腐样，比起国内的差校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作文不写评语，考试不批试卷，上课照搬网上的教学幻灯片。这个南方州又穷又保守。她的美国同学中，对她友好的，基本都要把她往教会里拽。
楠楠想到了转学。这可惹恼了那些不务正业的教授们。成绩很突出的她，一和教授聊转学的事，就开始吃闭门羹。
不爱学生的教授，原来很为学校着想：好不容易来了个又勤奋又有天分的好学生，可不能让她溜了。
为此，她专门选了一个访问学者的电影课。此人刚来，暂时还没有爱上这里。
她还挑了一个在这里干了30多年，却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教授，上了他的心理学课。
两门课，她给教授留下的印象很是深刻。
第一个教授说，孩子，你应该学的是电影而不是金融，这样，世上会少一个平庸的小职员，而多一个有天分的艺术家。
第二个教授说，孩子，此地不宜久留，去迈阿密大学吧。
迈阿密是第二个教授的母校。
楠楠靠着两封推荐信和一张成绩单，又申了十多个学校。结果揭晓，给钱最多的，还真是迈阿密，但也只是包了学费。
她放弃了荣誉学生的宿舍，在迈阿密找房住。房价低的地方，离学校远，治安又乱，何况，南加州大学的劫车杀人案正闹得沸沸扬扬，她也不敢冒险省钱。
在学校周围的富人区里溜达，她发现一个快要撑不下去的拉美裔富二代，正在以600美元一个月的价格出租自己的车库。于是，她拉着两个大行李箱搬了进去。
她靠着学校游泳馆的淋浴，来维持形象。每天一起床，就匆匆骑车往学校赶。车库房的简易马桶力道不足，内急的后果，是身上老带着从猪圈里出来的味道。
房东不在家、马桶没人修的日子里，她干脆睡到了学校电影系机房的沙发上。
最搞笑的，是每次填表时写到地址那一栏，人们都会对这位身材娇小、深藏不露的豪宅区公主肃然起敬。发现她骑着破车，睡在机房，美国同学还以为她是一个一心想脱离有钱父母的艺术家呢。那种敬畏之心，就像我们这群当年的土包子看待她这个海归。
楠楠这个会伪装的漂二代，也确实想过要当艺术家，真的学了电影专业。
她时不时会发一些她自己做的视频、广告、微电影给我。上传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夜里三四点，可见这位制片人的敬业。她认识的同学中，找不到几个愿意出头露脸的群众演员，只能支起三脚架，自己拍自己，并将功夫下在特效和后期制作上。
她的处女作，是温迪餐厅（Wendy's）新款“薯条汉堡”的广告。她把脸扑得粉嫩，扮成梳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女孩。她小心地揭开汉堡上层的面包，脸上尽是热气。牛肉饼上，没有黄瓜和番茄酱，而是一层金灿灿的炸薯条。她带着哭腔，冲着镜头说，“妈妈，他们怎么偷走了我的创意？”
她说，为了那一句台词，她反复实验过好多种表情，以至汉堡店的食客都有意见了。她只能回家继续演，演到自己给自己打90分。
楠楠装过嫩，也扮过老。她借来灰白的假发，在地铁站附近演一个步履蹒跚、看着装满购物袋的小推车发呆的老太太。
老太太的小推车坏了。
她让一个朋友隔着对面快餐店的玻璃，拍摄周围人的反应。第十个视而不见的路人走过之后，第十一个路人，捡垃圾的大叔，过来帮老太太修车。两人一起低头看车轮时，楠楠的假发掉了。
假发落地，本来是计划之外的一瞬，反倒成了亮点。
她买不起回北京的机票，又不愿意接受朋友的资助，所以拍过自己梦回故乡。老照片被她翻拍处理后，很有立体感，真像是身处梦境。
耍酷的时候，她拍过校园绑架案。她是受害人哭哭啼啼的好友，也是隐藏最深的绑匪，到最后一刻才揭露。她背对着镜头，处理着带血的手枪：抹了番茄酱的玩具枪。
郁闷的时候，她会拍逃学的一天：飙车、蹦极，后来竟坐上飞机到拉美疯去了。当然，惊爆的镜头，是她从别的电影里剪过来的。
上学和拍戏之余，她的时间都耗在做兼职、找实习上了。她像老一代留学生那样，在餐馆打过工。但她个子太矮，当不了服务员，只能刷盘子。而她的小手，剪电影很巧，刷盘子却很笨，一次就摔碎了两个。老板一生气，立马就把她辞了。
她又在学校做起了中文助教。但是，迈阿密是个有名的派对校。中文课的学生，不是夜里喝高了，就是早上睡过了，经常放她的鸽子。她跑到教室，等上半天，还挣不到一分钱。
她在迈阿密热火队找到了一个编辑视频的工作。这个工作的名头闪亮，还能常常惊鸿一瞥，看看刚比完赛、坐在一起涝汗的球星。楠楠也一鼓作气，贷款买了辆小尼桑，每天晚上驱车半个小时去上班。
不过，干了两个月，她的热情就消磨完了。老板腹黑，常常让她加班到凌晨两三点，而她第二天还要上学。虽然加班费有保障，但她要付房钱、还车贷，还要掏上班跑路汽油钱、过桥费和停车费，累得要命，还是入不敷出。
她为了这份兼职而买车，结果车贷压身，想辞职都难，简直像签了卖身契。
她下班后实在太累，一上车，就坐在司机座上睡着了。发动机一直转着，车灯一直开着，车门也没有锁。深夜的露天停车场里，没有管理员，全是游荡的酒鬼和流浪汉。她竟然就那么睡到天亮，也不知有没有人敲过她的玻璃，拉过她的车门。
第二天，她下决心交了辞呈。
她改去一家小公司当秘书，薪酬很可怜，但不会再在车上睡觉了。
钱不够花了，她必须想办法。她知道自己老爸的前任女友正在迈阿密当博士后，为了省钱而一直住在贫民窟。她给这个从来没联系过的女人打电话，说，“阿姨，我住在幽静又安全的豪宅区，您要不要过来合租？您一个月只用交500块呀。500块！”
女人见价位划算，还真搬过来了。
楠楠改睡地板。
我问：“你这什么情况？你怕自己睡汽车，才辞了职。结果怎么又沦落到睡地板了？”
楠楠答道：“睡地板，安全没问题。再说，我收这种女人的钱也就罢了，怎么能和她挤在一张床上呢？”
楠楠的老爸赖在美国不走后，和合法妻子分居十多年，一直没有离婚。
他一个人在美国漂着，没有精力去打离婚官司，却不知交了多少个女朋友。
老爸的前女友走后，楠楠嫌自己的新车利用率不够，便约我圣诞假期到迈阿密玩。
我也知道她的小算盘。她从不占人便宜，但也不会死要面子活受罪。有我出油钱，她才舍得去远的地方。她一个人在迈阿密待了一年多，除了学校和打工的地方，哪儿都没去过。她每学期都超负荷上课，想提前一年毕业，省学费。现在快要毕业了，她觉得自己不能白来一趟迈阿密。
想起佛罗里达的海滩和棕榈树，心里痒痒的。于是，我取消了既定的旅行计划，买了张机票，就飞过去了。
楠楠开车来机场接我。后座上是那两个跟着她满美国跑的箱子，还有堆在箱子上的被褥枕头。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她解释着：“房东不知惹上了什么案子。整天有警察上门找，我只好亡命天涯了。”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躲什么呀？”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房东最爱召唤他的狐朋狗友。一群人哈欠连天地来，疯疯癫癫地走。搞不好，没准是个毒品窝点。”
“天哪！”
“反正合同快到期了，损失不是太大。既然你过来了，就陪我跑路吧。现在出发。你先帮我找找劳德代尔堡的那张路线图。一会儿要上高速，我还搞不清走哪一条呢。”
她没有GPS，而是给了我一寸厚的一沓Google地图，囊括了我们三天半行程中的所有景点。不过，图是一回事，路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以致有时候我还没看清楚路牌，车子就开过去了。害得她经常停在十字路口，打着双闪灯，敲着方向盘：“到底转不转弯啊？！”
好在每次走错了，都能找回来。
楠楠把行程安排得很紧凑，事先应该做过不少功课。整个行程，她灵活机动，好玩的地方就多待，无聊的就快闪。她很少购物，去购物中心都是为了用洗手间。她把吃饭的时间都压缩在游玩之内，拿着预先准备的水果和干粮，在风景最好的眺望台野餐。
楠楠穿着大T恤，戴着小墨镜，继续过她的儿童瘾。在劳德代尔堡的豪宅区，她和富翁的游艇合影；在大别墅门口，她对屋顶的红瓦和院里的花草评头论足，直惹得看门犬汪汪叫。在比特摩尔酒店，她摸过圣诞树上的雪球，还偷偷溜进闲人免进的贵宾游泳池和Spa馆，一探究竟。在大沼泽地国家公园，她疯疯癫癫地往鹅群鸟堆里跑，吓得鹅鸟们四散而飞。她逗小鳄鱼，手伸得那么近，公园工作人员看见后赶忙对我说：“请看管好您的孩子！”
我乐了。她却像是霜打茄子，蔫了。她说，她有好几周找不到她在国内的老妈了。她出国前，在国内的电脑上装过Skype.老妈也许是没学会，从来都没上过线。她打过好几次国际长途，想教她老妈用微信，但她老妈的电话却停机了。
那天是新年夜。我们去比斯坎湾海滩看日落，周围是一对对情侣。她来了兴致，站在情侣身后，用电影专业的标准来了个美图取景。
她说，这个美女用来做比基尼广告，交下学期的作业，不算侵权吧？
但我们去海湾公园看新年礼花时，看到车上下来的不是一对就是一家，她又磨磨蹭蹭，不愿意停车了。我会意地说：“太乱了，我们回窝去吧。”
我们的窝，就是楠楠的电影系机房。里面的电脑都是最新的苹果机，装有各类专用的视频软件，电影系的学生刷卡就能进，而且，假期里，也没有别人在。
楠楠搬出富人区后，晚上把被子和气垫床搬进机房，白天再搬回车里。有一次碰到打扫卫生的大叔查房，她来不及藏好气垫床，就立刻打开电脑，装作放假还在熬夜做视频的工作狂，引来好心大叔的惊奇赞叹。
我来后，她不让我住酒店，而是两人睡在一个气垫上。气垫不堪重负，漏气严重，让我听着嘶嘶声入睡，半夜醒来，已经是后背贴地面了。
楠楠说：“没事。沃尔玛的90天退货期还没到。等你走了，我把它擦一擦，退了再换一个新的。”
新年夜，楠楠躺在嘶嘶作响的气垫上，又给她老妈拨了个电话，依旧是停机。这情况，让我也不好意思给家里打电话了。
新年的钟声敲响时，在最新款的苹果机上，我在写毕业论文的提纲，她在写求职信。
她问我：“你听说过那句话么？Nobody works on holiday.We are nobody（"nobody"在英语中有碌碌无为的双关之意。）。”（没有人在假日工作。我们碌碌无为。）
我木然应着：“新年快乐。”
迈阿密毕竟是拉美移民的天下。不会说西班牙语的华人，就业机会很少。楠楠这样一个电影专业的学生，找得到短工和兼职，但一毕业，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她再联系我时，用的是加州的号码。我说：“好莱坞的大导演么？”
她气鼓鼓地说：“小报的小记者。”
她住在旧金山湾区，还是车库改造房。在湾区，这样的房东很多，市场有竞争，车库也能改造得比较专业。楠楠住的车库，竟然划分为楼上楼下，分开出租，还都配有厨房和浴室。楠楠住在楼下，而楼上那户人家的电视声音太大，搞得她害怕天花板都会被震塌。
她就职的报社，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网点，可说是华人报纸的龙头老大了。但比起美国本土的媒体公司，也就是个尾巴。报纸的读者，主要是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华人大妈。
报社有网站，有新闻视频，也在别的小电视台买了新闻时间，但它的大部分新闻，是从别处抄袭的：别人家的镜头，七拼八凑，再配上自家主播的声音，就上电视了；别人家的文章，复制粘贴，改改措辞，就成了独家报道。
楠楠是报社旧金山湾区唯一的文字记者兼摄影记者，每天要出报社里唯一的原创新闻。她是以摄影师的身份被录用的。来了没两天，和她搭档的上镜记者辞职了。在老板的逼迫下，她买来二手西装和廉价化妆品，就像大学时代那样，过起了支三脚架自己拍自己的日子。
因为是科班出身，她后期制作的技术无人能比，于是每天拍完新闻回来，她还得自己做视频。这个集摄影师、记者、撰稿人、制片为一身的大能人，干几个人的活计，却拿着全社最低的工资。
她和我讲起她第一次出任务的事。
当时，旧金山市刚刚出台了保障房新政策，报社老板让她拍拍豪宅区和贫民窟的内外景，谈谈当下湾区的贫富悬殊。楠楠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摄像机，到了富人街Millionaire's Row.想到自己从小在家具城里做梦，大学时在劳德代尔堡的别墅区取乐，现在工作了还要在豪宅前办公事，心里一阵苦涩。她拍了旧金山的首贵，3300万美元的公馆，采访了曾经进过公馆做客、当时正在遛狗的路人甲。
拍贫民窟时，她找不到愿意让自己上门取景的贫民，于是决定拍自己家。她拍那放不下三脚架的厕所，拍那个和“卧室”只隔着一层纸板的厨房。她报道说：就这么个地方，月租也要800多美元。
她的老板发牢骚：为什么没有拍豪宅的内景？3300万的公馆进不去，也可以去路人甲他们家啊。能被3300万邀请做客的，房子肯定不差吧。
她还拍过一家要倒闭的汉堡店。70多岁的店主口若悬河，义愤填膺地讲自家的汉堡选料多么精良，肉是上好的瘦肉，生菜和西红柿是每天现买，面包也是自己烤的。就是这样，他的店在麦当劳和肯德基之类的大连锁的挤压下，还是无法生存。那些无良商家，用的原料是吃激素长大的动物，汉堡中的肉饼是把皮肉筋骨绞碎混在一起的廉价鸡肉泥做的。
讲到最后，店主动情地说，自己的汉堡成本太高，破产是难免的，只是觉得很对不起那些一直买他的汉堡的老主顾。
楠楠的老板更不满意了：光是采访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到后厨，去拍一拍小工切瘦肉？为什么不自己买个汉堡吃，笑着竖个大拇哥？明天再去一次，补镜头！
楠楠去拍元宵节的花车大游行。老板大发雷霆：“为什么只拍西南航空、美林证券的花车，而报社自己的花车却不拍？”
她不敢吱声。报社小，估计花车也就一丁点大，她愣是没看见。
楠楠还拍过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旧金山市政厅。老板看了，恨不得要砸摄像机：“这能播么？前面这么多人头，奥朗德在哪儿呢？明天赶紧买双十厘米的高跟鞋！”
能重拍的，她拍了，高跟鞋，她买了。但这个行业，可怕的不光是老板，还有新闻本身。车祸现场、凶案现场、火灾现场，她都去过。虽说能拍到警察和封锁线，采访心有余悸的邻居或路人，也算经风雨、见世面，可天天杀气腾腾的，害得她噩梦频频。
除了被绑架、被打劫的噩梦，她还常常梦见自己又接了一张罚款单。抢不到新闻的结果，是被老板扣工资。而为了抢新闻，她经常要把车停在不该停的地方。
大四的时候，我去旧金山看她。她执意要给我做饭。车库房的小木桌摇摇晃晃，她剁起香辣蟹，好几次都把蟹肉弄到地板上。她捡起来洗洗，接着剁。她拿起铲子炒菜，因为没有抽油烟机，油光四溅，竟把卧室的隔板弄着火了。她很淡定，就像吹生日蜡烛那样，把火苗吹灭了。
周末，我俩一起开车，去了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的太浩湖。她脱下工作装，换上T恤牛仔。吃自助餐时，她还打趣地问服务生，能不能半价，但已经没有半年前装小孩的玩兴了。
她在湖边的沙滩上，说句“真美”，就坐下不起来，连照相也不换姿势，不拿表情。
她说：“要是就这样待着，多好啊。”
我特意订了家不错的宾馆。她一进屋，就去泡澡，一个多小时才出来。她说句“真舒服”，就倒在床上不动了。从不睡懒觉的她，早上盯着天花板，双腿叉开地躺着，手按着软软的床垫。
我不忍心催她走。
但她毕竟是上班族，工资也经不起扣。我只好坐到了她的床边，摇摇她。
她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前台的那个小伙子多帅啊。我也来这儿应聘吧。不但能和他共事，每天见到的，也都是开开心心的游客。”
话音未落，她又否定道：“乡下小地方，退休还行。一辈子也不能就这样啊。要混，还是得进城漂着。”
我刚回国，就听说她出事儿了。
报社好不容易给点福利，赠送了健身课。没上几分钟，她就晕倒了。
同事叫了救护车。但一被抬上担架，她就醒了，大呼小叫，让医护人员放她走。
她说：“我付不起救护车钱啊！”
负责的医护人员还是把她绑架到了医院。检查发现，她的心脏真出问题了。
她在Skype前和我诉苦：如果是采访途中发病，还算是工伤。这下好了，工作可能保不住了，难道要申请破产么？
天见可怜，她老爸的前女友，她曾“帮助”过的那个阿姨，现在当了讲师，愿意收容她一阵子。
她打算一等合同到期，就不干了。她要一边休养，一边研究自己考个什么专业的研究生。
“肯定不学电影了。你推荐推荐学什么吧。”
我安慰了她一番。但我能说什么呢？现在的美国，除了楠楠学不来的计算机、会计和电子工程，几乎没有就业容易的专业。商、法、医倒是有出路，可成本太高，不是她这样的漂二代能够承受的。而回国，她既没有爹可以拼，又没有大牌文凭可以显摆，何况，她还不喜欢十厘米的高跟鞋。她的境遇和现在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工资，可能还是一样的低；房价，可能还是一样的贵。
我曾把楠楠和表妹帆帆做比较。帆帆老爸和楠楠老爸一样，也曾是美漂一族，但前者现在升至终身教授，工资至少是六位数的美元。每个夏天，他都在北京常住，因为，他在国内也有大把的人民币可挣。帆帆家的房子是一座400多平方米的洋楼，电梯、电影室、健身房一应俱全。帆帆中学时就开着自己的汽车上学，现在要上大学了，也根本不担心学费问题。
我也曾把楠楠和凯西做比较。两人都是苦孩子，都有一种能屈能伸的坚韧。但楠楠做不到凯西的恬淡寡欲。凯西是个虔诚的教徒，不论在哪儿，不论多穷，都相信有主的眷顾和庇佑。而楠楠在中国是北漂、在美国是漂二代。她没有归属感，又不能随遇而安，只能靠一颗进取心活着。
楠楠的例子也许极端，可像她这样，在太平洋两岸都要挣扎的漂族们，实在太多了。国内的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差，漂族们能混出样儿来的，也越来越少，越来越难。而美国，也早已不是当年的玉米地了。
前天和楠楠通话，我问了她一个总想问的问题：“你当年总说自己是绿卡奴。但你其实可以不要绿卡，不做漂二代呀。现在后悔不？”
她说：“也没有。放弃绿卡又会如何，不做美漂做北漂？何况，如果不出国，我能认识这么多像你这样的好人吗？”
我知道她不会放弃，也知道她正在努力。
如果真的有上帝，他是不会埋没楠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