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面试之前，我有另外两场面试，一场是芝加哥大学的Skype面试，另一场是乔治城大学的校友面试。这两场，老早就安排好了，但自从有了纽约大学的电话，我便懈怠下来了。因为，纽约大学法学院论排名优于乔治城，论位置又优于芝大，让我找不到准备面试的动力。
和科恩及戈德拜拜后，我解脱了一阵子。但解脱的同时，我曾经的专业选择和博士计划，也就需要调整了。
大三已经接近尾声，再换专业代价太高，我只能将英语进行到底。而英语专业，就是美国人也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何况我一个外国人。回北京，本科生一个，高不成，低不就，似乎只有进中介、教SAT、敲键盘的出路。
刚刚回国的两位文科师姐，就是如此。她们进了中介，薪水不菲，住在家里又没什么开销，应该过得挺滋润。
可我做不到当年郑妈妈和林老师的八面玲珑。我要是告诉来咨询的家长，您要慎重，支持出国的理由有10个，反对出国的理由有11个，您再跟孩子商量商量，不被炒鱿鱼才怪。
教SAT，是一条出路，但教一年还可以，第二年，还是那点东西，冷饭炒来炒去，自己是否还有精气神，我不敢担保。到时误人子弟，对不起别人，也对不起自己。
敲键盘，或做文字翻译，或代写文书，没人管，想干就干，想多干就多干，很是自由。但第二学年的暑假，我接了一个翻译活儿，在家40天都没有出门。因为敲键盘自由的前提，就是不要接活儿。接活儿，就不要谈自由。
彷徨之时，周围的同胞们都在热火朝天中：学霸们在申研究生，牛人们拿到了公司的录用通知，男神和女神们花前月下，富二代正准备回国继承家业。大家看我清闲，就来找我改作文。
其实，学校就有免费的作文服务中心，里面有各专业的写作高手帮同学改作文。但到过服务中心的佳佳向我抱怨，写作高手们只肯帮人挑语法错误，没空帮人梳理思路。而佳佳们的希望，是把A-的作文提高到A.
最初，只有佳佳来找我。她正在上戈德教授的课，我之前刚上过的那一门。
看了看佳佳的论文，我告诉佳佳，戈德的习惯，是宁要滴水不漏，也不要标新立异。
现在，已经来不及大修了，就把你的讨论对象限定一下。比方说，你文章中的“中国人民”，指代的是政治家、知识分子、农民，还是年轻人或是女性？全国人民一条心，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戈德也不会相信。
而且，佳佳，你要把文章中的“全部（all）”改成“大多数（most)"，“大多数（most）”改成“许多（many)"，“没有（none）”改成“很少（few）"，因为你拿不出具体事实，就不能夸大。否则，戈德会找你要统计数据，要出处。
还有，你至少要想到一个反面观点，反驳一下自己。因为，在戈德看来，不能自圆其说没关系，因为没有一个观点十全十美。但思维狭隘，看不到问题的两面性，则是他不能容忍的。
从此，戈德的每篇论文，佳佳都要找我。
她写别的专业的论文，也要听听我的意见。
她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们，也来了。
我的水平好比三脚猫，但毕竟是英语系的，只好打肿脸来充胖子，就像曾在我身上花时间的教授那样，在这些没人帮的同胞身上花时间。
这不，佳佳又来了。
把佳佳的问题解决掉，我靠在转椅背上说，我学这专业，也就剩下帮大家改改作文这点本事了。将来干什么呢？
佳佳说：“你可以学法律啊。”
的确。我可以学法律。
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结识了几个法律生，他们本科学的专业各个不同。因为在美国，法学院对专业背景并无要求，只要在原专业中有所表现即可。
法学院的理念，就是招收各个专业的强人，将来专攻不同领域的法律。理工生看得懂代码，读得懂科学报告，可以专攻知识产权法，处理信息产业或者制药业的纠纷。学过经济的法律生，可以更好地为商人服务。学政治的喜欢进政府，或者NGO，处理二者的法律事务。学文科的一般口才和写作都不错，而口才和写作是律师和法官的基本功。历史上那些经典的辩词、判词，哪一篇不是既思想飞扬，又文采飞扬。
之前的暑假实习，我进过气势恢宏的国家图书馆，到过富丽堂皇的度假酒店。在国家图书馆，我在西文图书编目组的犄角旮旯，天天对着电脑填表格。在度假酒店，我在前台打酱油，一天见到的客人，还不如前台的服务生多。而在暑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小律所。虽然办公地点就在合伙人自宅客厅改造成的山寨办公室，但这次实习却是我所有实习中最有收获的。
律所人丁不兴，主业是应对房地产纠纷，生意倒是红火。刚到岗，屁股还没坐热，我就在秘书的监督下，帮助整理证据清单和庭审笔录。给地产商送材料时，我开着老妈的车，给律师助理当司机，听她讲办案时的趣闻。就算一个人跑腿，去批发市场采购办公用品，去拆迁房给钉子户送文书，也能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何况后来，我还能隔三岔五地上法院，或者到立案庭补交材料，见识基层部门的繁忙。或者在调解庭看地产商和钉子户争得面红耳赤，看主审法官怎么维持秩序。
我动了心。
对于法学院，最重要的门槛是入学考试LSAT(Law School Ad-missionTest）。而我在没听说过SAT之前，就已经耳闻LSAT的鼎鼎大名。小时候和同学看《律政俏佳人》（Legally Blonde㊣），对主人公熬夜苦读的印象很是深刻。后来，我又见过几位秃顶的华人律师，号称都是从学LSAT时开始秃顶的。
佳佳把她从国内带过来的两本LSAT真题借给了我。
这个佳佳，后来找到了中意的工作，也就搁置了上法学院的想法。而在当时，她可是我们年级唯一一个要学法律的中国同学。
法学院名校有限，MC庙小，一所名校同时录取MC两个学生的概率不大，何况是两个中国人。佳佳建议我学法律，不是平白无故给自己培养竞争对手吗？
MC不愧为活**的聚居地。
拿到真题，我立马动笔。一做，还算得心应手。
其实，就像SAT和高考不是一个重量级一样，LSAT也比不上国内的研考、公考。如果说它有含金量，那是因为它是用英语考。
LSAT有三个部分：阅读理解、逻辑推理及分析推理。
阅读理解一般有文艺、社科、科学和法律四个方面的文章，这样，任何专业的学生都会遇到一篇自己熟悉的内容和三篇陌生领域的材料。不过，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读文章解决，并不需要专业知识。
逻辑推理常常会给出一个论证过程有问题的观点，让你看它错在哪里。有时会涉及充要条件等简单逻辑，有时只是综合考察思维的严谨程度。
比如说：“罗氏制药公司推出了X型新药，在100位病人身上做实验。两年后，病人们都相继去世。这说明这种药效很不理想。”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有几种可能性，其中一种，是如果没有使用X型新药，病人们的预期寿命可能更短。
或者说：“约翰是警局水平最差的侦探。3年了，全所30个同事里，只有他一个案子都没有破过。”
这个表述也是漏洞百出，其中一个争议点，就是可能正是因为约翰能力最强，局里交给他的都是悬案。
再比如说：“环境学家查理说，普通洗衣粉中的磷随着下水管道进入土壤和地表水循环，对生物的危害很大，所以我们要用环保洗衣粉。查理的建议不值得我们采纳，因为他自己家用的就是普通洗衣粉。”
这道题的目的，是告诉我们，虽然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因讲话者的权威与否而判断话的重要性，但一个观点本身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观点持有者的做法。
LSAT的第三种题分析推理最具特色，主要测试考生理解有关关系结构并推出结论的能力。
下面是一道真题：
珠宝商要从10种宝石中选6种。F、G、H是红宝石，J、K、M是蓝宝石，W、X、Y、Z是钻石。珠宝商的选择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至少要选两枚钻石。
2.如果他选两枚蓝宝石，他就要选一枚红宝石。
3.如果他选W，就不会选H和Z.
4.如果他选M，那么他也会选W.
问题：下面哪个选项一定正确？
A)他一定会选G
B)他一定会选J
C)他一定会选X
此类问题，对许多理科生可能是小菜一碟，但对我这样的文科生，则有点难度。不是怕答不出来，而是担心答题的速度。因为LSAT的题量很大，由不得仔细斟酌。
我的考试定于大四的10月份，MC就有考场。
监考老师是个娇小女郎，开场时笑眯眯地说：“接下来，我要像个机器人一样计时，告诉大家每个部分的开始和结束时间。请大家做下一部分时不要回到上一部分。也请大家相信，我平时可不是这么呆板无趣的机器人。”
第一部分是分析推理，我做得顺风顺水，前三道大题都没有卡壳。但刚开始读最后一题的题干，却听监考老师报时：“还有5分钟。”
最后一题，我一般要预留10分钟，才能做完。
重读一遍题，耳边是下一秒钟就要响起“时间到”的气氛。
我紧赶慢赶地答完，握着笔定定神，却听监考老师大声抱歉：“还有5分钟。对不起，我刚才看错表了。”
她确实不是机器人。
考场里一片嘘声。
我想再看看第四大题，但大脑饱和了，消化不了。
换个思路，检查下第三大题吧。
发现了一个错，正要改，时间到了。
后面的部分，要少错多少道题，才能弥补这部分的损失？
拿到成绩，奇迹出现了。第一部分全对，而后面的部分，也比预想的好。
我已经想不起第一部分第四大题到底是什么了，却清楚地记得第三大题机读卡上的那个笔误。是电脑疏忽了，还是我歪打正着了？
这就是人品守恒定律。监考老师扰乱了我们的阵脚，却给了我意外的收获。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教授要推荐信，写申请。
请教授写推荐信，理论上最好要留出一到两个月，既是对教授时间的尊重，也能提高推荐信的质量。不然，教授可能会因为公务缠身而浮皮潦草，也可能因为分身乏术而婉言推辞。
而我要推荐信的时间，距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提前申请的截止日期，只有两周。
提前申请（earlydecision），区别于正常申请（regulardecision），截止日期要早一些，录取概率也要高一些。但申请一旦获准，就要收回向其他学校提交的申请，放弃其他的机会。
哥大是提供提前申请的学校中排名最高的，也是我自觉被录取的可能性最大的，所以，很想赶上哥大的截止日期。
事不宜迟。我当即给五位教授发了请求邮件。菲利斯、戈德、科恩、史蒂文斯，还有地质系的泰勒，都立马回信，表示乐于帮忙。
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没有按照他们希望的路线走，为什么要转行学法律。他们甚至连我的申请文和简历也没要，都说对我很了解，不用了。
五封信，都交到了我在法学院申请网上的账户。
不过，我没用科恩的推荐信，我怕她把我写得太像个评论家，而非律师。
我也没用史蒂文斯的推荐信。讲课云里雾里的人，不知写推荐信是什么样儿？
因为，法学院只要三封推荐信。
推荐信搞定，剩下的就是申请文了。
法学院的申请文没有一定模式，但至少要指出自己为什么学法律。
我把自己和法律零零星星的交集串起来，主线就是想做个公益律师。
我去过凯西的公益机构，感觉仅仅教移民英语还不够。不帮需要被帮的人解决身份问题，怎么能让他们在美国立足呢？这需要法律的支持。
漂二代楠楠的两个单位，都待遇非人，其中有多少触及法律问题，我不懂。但倘若我多一点法律知识，在她和老板协商待遇的时候，是不是能给一些帮助？
如此种种。
最后，我写道，我在律所实习时，已经感悟到，法律要站在有理的一方，而不论当事人的势力强弱悬殊，不能感情用事。但我最想帮助的，是有理却没力的弱者。因为他们的声音，是最值得被倾听的；他们的利益，也是最需要法律保护的。
我拿着申请文去请教萨维诺，他佯装生气，“你为什么不要我的推荐信？”
我答：“您不提我写小说的事，说什么呢？而如果提了，我的申请文可能会没有人相信了。”
萨维诺说：“你以为他们不懂啊？好律师都是编故事的能手。”
的确如此。
哥大秀时，我听了一位搞公益的教授演讲。教授开场道：
你们申请法学院的时候，不少人雄心勃勃，想用法律的武器伸张正义，匡扶弱者；也有不少人深谙人心，知道与其把自己写得聪明，不如把自己写得善良。然后你们上学，做着做公益律师的梦，或者喊着做公益律师的口号。但什么是所谓的公益律师呢？就是挣钱只有同学的三分之一，但工作和同学一样辛苦，甚至更加辛苦。于是你进了大律所，为大公司服务。在你职业生涯的某一天或者某几天，你可能会有做公益的机会。运气好的时候，还可能为一家对抗大公司的小公司赢得官司。这个时候，你自我感觉良好。为什么？因为，这可能是你不违初衷、匡扶弱者的有限几个机会的一个，甚至是唯一的一个。
全场哗然。
教授接着说，别不信，你们中，有95%会是这个样子。
申请文刚写完，我收到了一封邮件。两个在哈佛法学院的校友邀请MC学生参观哈佛。带队老师要求有意者提交一篇“参观申请”。仅仅一页的参观申请，我却迟迟动不了笔。
邮件上写得很清楚，这项活动旨在培养学生对法学院的兴趣，帮助学生规划进入法学院的路径。我一个木已成舟之人，还需要培养兴趣？我只是想膜拜一下传说中的哈佛法学院。
我对付了几笔，申请就被批准了。坐上从学校去波士顿的班车，同行的都是大一大二的小学妹。
我们在哈佛的一间会议室里，见到了两位校友，一位是法学院的退休教授摩根，一位是法学院校领导之一的凯斯勒。大家围着圆桌，以每人三句话的自我介绍作为开始。学妹们训练有素，会在结尾留下一句“我刚刚考了直升机驾驶执照”或是“我暑假爬了珠穆朗玛峰”的小细节，好让校友记住。
简直是龙腾学校的海外版。
不过，我和他们的不同之处，也许更能吸引注意。
“我还有1个多月就要毕业了。中国古话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我提前半年离校，准备做半年穷游客。目前，正忙着申请，申请法学院。”
学妹们挺诧异：这位原来这么老了。
摩根教授却点评一句：“很棒。”
我们中那个短道速滑小冠军，都没有得到这样的评语。
凯斯勒太太也对我点点头。
后面的活动，安排得很紧凑：行走校园，参观图书馆，共进午餐，然后听两位校友讲她们的经历，听招生办和就业服务中心的广告。
我开始琢磨，自己真的要跟定哥大么？
至少，哥大没有宽敞的校园。何况，我还听说，去哥大法学院做讲座的，老板多而学者少。而哥大的就业服务中心，为了保持法学院毕业生工资排行榜上的老大位置，有时会强人所难，一味把学生往大律所送。毕业10年后，再看工资排行榜，哥大的法律人，就混得不如哈佛法律人了。也许，在哥大法律人中，有不少受苦受累受够了，当逃兵了。而哈佛人中，应该有不少像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一样，当老板了。
这样想，是因为我看过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的传记，听过一个律师讲的笑话：成功律师是怎样炼成的？干20年，每周工作100小时，离两次婚，生三个不认识你的小孩，中一次风。
晚上回到学校，我发了两封邮件。
一封是给摩根教授的。
我说，我就是那个马上要毕业的那个学生。今天听了您的演讲，A点B点印象深刻，但望尘莫及。不过我可以做到C点D点。我很喜欢哈佛，尤其是它的E点F点。我本来已经决定要提前申请哥大，但现在有点想改主意。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自不量力，因为我有G点H点弱势。请您看看我的简历和申请文方便么？期待您的建议。
另一封是给凯斯勒的。内容基本一致，但考虑到她的身份，我又加了一段：
您说过，不要奔着哈佛的名声而来，碰碰运气就交申请。但我真的很喜欢哈佛。我也知道，如果我被哈佛拒了，对将来申请哈佛的学妹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利影响。我不想做对未来的学妹们不利的事情，但也不想还没有行动就放弃。
两封邮件，我都附上了自己准备好的文书。
凯斯勒的回复很短，但掷地有声：申请吧！
摩根给出的也是肯定之声，外加一个提示：你申请文的字体太小，行距太窄。这种伎俩，招生办见多了。
哈佛的要求之一，就是申请文必须控制在两页纸以内。
减法比加法要费心。不过，当一个又一个可有可无的细节都被抽去之后，我也找到了自己对申请文一直不满意的症结。
申请文要考虑读者的感受，可以煽情，可以幽默，可以与众不同，但一定要句句耐读，以最快的速度传递最重要的信息。
最终，我给那些没有字数限制的学校，也交了这篇删减版。我寻思，埋头于几千份申请而眼皮打架的招生官，应该会喜欢短文。也许读完之后，还有时间回头再看一眼。
一星期后，我遇到了那个短道速滑冠军，她试探道，“你写感谢信了么？凯斯勒为什么不理我？”
也许，想要启发新生兴趣的两位校友，更愿意救毕业生的急。
我放弃了提前申请，而选择了正常申请，向10所法学院提交了材料。
一个月后，我接到两个电话，是纽约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录取通知。纽约大学说，奖学金正在审理程序中，洛杉矶则开门见山：我们每年给你5万美元。
收到哈佛的Skype面试通知，是在离哈佛很近的一家苹果专卖店。那时，学校刚放假，我和同学在波士顿玩儿，迷了路，便溜进店里查地图。我查完路线，再顺便看看邮箱。没关的地图页上和刚打开的邮件里，都有哈佛。好兆头。
在哈佛面试之前，我有另外两场面试，一场是芝加哥大学的Skype面试，另一场是乔治城大学的校友面试。这两场，老早就安排好了，但自从有了纽约大学的电话，我便懈怠下来了。因为，纽约大学法学院论排名优于乔治城，论位置又优于芝大，让我找不到准备面试的动力。
现在，这两场面试都得好好为哈佛面试服务了。
跟当年为了普林斯顿的面试一样，我做着自己认为必要的准备，只是范围要比当年稍大：为什么要学法律？要学哪个方面的法律？为什么上MC？为什么学英语专业？你最喜欢的课是什么？自己最得意的成就是什么？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你的优点？缺点？……
当年郑妈妈的教导还算有价值。能讲新鲜事，就不要重提招生官了解的内容。如果要复述简历上已经有的，一定要概括、再概括。
而针对“为什么上我们法学院”这个问题，我查了三所学校的课程目录、教授介绍和活动日历。光图校名而来，是贪慕虚荣。而自称“我崇拜A教授、想上B课、热衷C社团”等，却是所谓的真诚，说来也是无奈。
芝加哥的Skype面试，我是在宿舍楼的公用机房进行的。面试前10分钟，宿舍里的无线网突然掉线，我只得临时改计划，关上机房的门，贴上了彩色标语：“请勿打扰！事后有赏！”
我坐在电脑前，打印出台词。Skype面试没有电话面试的便利，不能全程拿着稿，但只要备忘录放在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还是可以防止头脑短路，以免说错了自己“敬仰已久”的某位教授的大名。
面试官希尔先生，之前是律师，刚进招生办没几个月。他问问题前要低头看看表格，听完回答后要低头记笔记。
希尔的大部分问题，基本都在我准备的范围里。我没有特意准备的三个问题，也全在意料之中。
第一个是“家人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谁？”
我把家里不同人做过的几件好事，都放在我姥姥身上说。
年轻帅哥容易被老太太的善举感染，听了频频点头。
第二个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希望重做哪件事情？”
有那么一秒钟，高中的“地下党”、文科班的踢球男、普林斯顿的拒信、MC的闭塞、安德烈的小测、科恩的血色浪漫，都一股脑儿涌上心头。
但面试官不会因我否定过去而动恻隐之心，只是想找到我值得重塑的理由。
我轻描淡写，说自己应该多学点理科课，多学点数学。就算不能学到最好，但对思维的训练也可以做到A、B、C，不过，学法律也同样可以训练思维的A、B、C.
希尔笑笑，说自己小时候也曾因为数学不好而苦恼。
第三个问题像是警察做调查：“你一个小时前在干什么？”
好吧。这真是培养律师做伪证，要从娃娃抓起。估计每一个面试前在忙着准备面试的人，都不会说实话。
我说，自己刚用Zipcar把同学送到机场，我们这里公共交通不方便。
其实，这是昨天的事情。也是四年出行难之后的一点甜头。
末了，希尔问我对芝大有什么问题。
我临时想出了几个，又反问他对上法学院有什么建议。他说，要注意社交，注意锻炼，还要记得，有问题向教授请教前，先要尽力查查自己能不能解决。法学院讲究效率第一，仅仅为了拉近距离而问问题，很容易弄巧成拙。
我问希尔的问题，都是Google上可以查到答案的。他很可能是在含沙射影地指出我的不足。所以，一下线，我当即研究起自己该问乔治城和哈佛什么问题。
这些研究，并没有派上用场。
乔治城是校友面试，面试官兰德先生是位老律师，邀我在他的办公室见。我租了Zipcar，一大早上高速，赶去兰德80公里外的律所。
兰德看了我的成绩单，眨着眼说，现在关键是我自己想去哪个学校，而不是哪个学校选我。
而我既然来了，就不能让兰德看出，乔治城是场热身赛。我说，乔治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地理优势，没有别的法学院能够比拟。乔治城开设了那么多以首都经济和政治为背景的实践课，而其中，A、B、C、D、E，我特别感兴趣。我去过华盛顿四次，各大博物馆百看不厌。
还未讲完我的华盛顿，兰德就开始讲他的华盛顿了。
兰德当年并没打算上法学院。只是因为女朋友家在华盛顿，而他在罗德岛的布朗上大学。他从大二起，一有空就在华盛顿找实习，免得把女朋友丢了。
本科毕业，他进了一家做环保政策的NGO，经常被懂法律的上司和同事奚落。一气之下他考了法学院，以争赶超这群狐朋狗友。
研一很忙，可他坚持在这家NGO做兼职，为后来学环境法打下了基础。身在华盛顿的好处，就是每逢最高法院开庭，他必去旁听，即使翘课或是耽误工作，也在所不惜。毕竟，法官比教授和老板都牛。
法学院毕业，他进了一家全美20强的律所。5年里，攒了点钱，认识了客户，知悉了行业规则，就拉了几个朋友回家乡创业。最幸福的，是历时12年，他终于说服当年的女朋友，和他离开华盛顿，安居于小镇。
面试拖了两个小时，我基本上退居二线，听老爷爷讲那过去的事。
偶尔，我会在他停顿时，问一问他在法学院怎么能做到学习兼职两不误；或者是他当年顺利进入华盛顿大律所的经验之谈；或者是他的律所，最近接了什么案子。兰德大谈他当年最钦佩的老板，大骂他雇用过的一个智商超过200分、却连接个电话都直打磕巴的助理。
偶尔，兰德会冒出一句“那么，你有没有佩服过哪个老板或是教授”之类的问题。
不管我怎么答，都能激发他的下一个话题。
唯一一个稍有难度的题，是让我做一个十秒钟的自我推销。
“我是MC第一个学英语专业的中国人。MC不排名，但我很可能是专业第一；我还是地质系的助教，最受欢迎的助教……没超时吧？”
兰德和我握手说，如果乔治城先通知他我的申请结果，他一定会提前泄密给我。
这两场面试，给了我两个正确信息、一个错误信息。
第一个正确信息，我的准备已经很充分了。
第二个正确信息，是招生官很简洁，校友很啰唆。
的确，后来看律所的面试经，都说能陪律师聊天，不失为明智之举。学生时代的那点事，比起律师们几十年的风雨，实在是鸡毛蒜皮。面试时，大段的时间退居二线，用心当听众；小段的时间见缝插针，表现一下，就够了。
但是，两场面试带来的错误信息很致命。芝加哥和乔治城，一个是按部就班、中规中矩，一个是轻松写意、天马行空，我以为哈佛也会是其中一种。
哈佛面试的那个上午，我提前半个小时就来到了自己在图书馆预定好的小机房。台词太熟，不用重温。我与恰好挂在Skype上的两个好友视频了一会儿，寒暄几句，借机调整好电脑的音量，自己的坐姿，和台灯的亮度。
面试官沃伦是个美女，声音很是悦耳。和希尔不一样，她不低头，不看表格，不做笔记，侃侃而谈，行云流水一般。而比起兰德，她要干练得多，不说废话，也不愿意听我讲三句话以上的回答。
她开篇的问题，不是让我背滚瓜烂熟的自我介绍，也不是预热性的“你什么时候想到申请法学院”，而是：“看了你的资料，我最感兴趣的是你在那家度假酒店的经历，能给介绍一下吗？”
能有什么经历呢？那段时间，正逢八项规定刚刚出台，也是高档酒店生意最为惨淡的时候，我在那里整天无所事事。而之所以没有立即辞职，是因为我能进去，还是老爸的朋友费心安排的。跑，有点对不住他。
这个实习，本是不该上简历的。应景的话，我能糊弄几句，但着实达到不了让沃伦“最感兴趣”的标准。简历里那么多正常的项目，她怎就明察秋毫，一下就发现破绽了呢？
纠结中，沃伦的问题又来了：“你的其他实习，我的印象也很深刻。不过，抛开功利目的，我想知道，你做过的所有事里，自己最喜欢什么？”
这一个“喜欢”，又让我纠结了。轻松好玩的事吧，谈不上能让沃伦“印象深刻”；感人的事吧，用“喜欢”来形容，是不是过于轻描淡写？
支吾了两秒钟，我看出了沃伦设的套。什么“喜欢”，什么“抛开功利目的”，不过是在分散注意力。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千年不变的“讲讲你最自豪的事”。
大致摸清了沃伦的提问方式，接下来几个问题，我渐渐步入正轨。于是，她加大了难度：“如果你能修改中国的法律，你想改什么？美国的呢？”
我本可以从自己想要从事哪方面的法律事务入手，然后再说说这方面的法律需要有怎样的改善。但转念一想，沃伦是法律博士，和她谈哪条法律该改，实在是班门弄斧。踌躇中，我没头没脑来了一句：中国应该让质证和法庭辩论发挥更大作用。
明显是美剧中的庭审现场看多了嘛。
沃伦乐呵呵，问我，辩论时，喜欢言辞激烈的律师还是安静而有条理的律师。
我说，论点和证据最重要，表达方式次要。
沃伦表示赞同，但这显然已经无力回天了。
轮到我提问了。我预备了一长串四处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而我刚问完第一个，沃伦就和我道别。
“和你聊天很愉快，但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分明就是懒得听我讲了。
放下耳机，退出Skype，我苦笑不已。为了哈佛而忙活了前两场面试，结果却使得自己身陷误区。希尔让我思维定式，以为面试就是常见题型的堆砌；兰德让我彻底轻敌，在哈佛面试前，不是开车乱逛，就是看美剧。
沃伦并没有刁难我。她只不过换了个问法，打乱了我的阵脚，就让我的准备付之东流。我若是毫无准备，还能说得自然些。而我若是没有经历过希尔的直来直去、兰德的大大咧咧，也不会一听到沃伦的问题，就开始乱猜她的心思。
4年前，我在普林斯顿校友周先生的步步紧逼下，把自己的优点说了个遍，等来的一句是“为什么在那么多优秀的申请者中，我们要选择你？”我答了这样一句：“重要的不是我是否优秀，而是你看我是否优秀。”
沃伦和颜悦色，不靠硬功，只讲软话，却让我进退失据，给不出有价值的回答。
其实沃伦对我的考察，是律师必备的素养：反应迅速，扬长避短，抓得住话语权。
也算是上了一课吧。
我很快拿到了乔治城的录取。录取书上还有招生办主任的手书：兰德先生对你评价很高。
芝加哥的录取信也来了，而且还有新生招待会的邀请信。
都是托哈佛的福。
我收到杜克的录取邮件，是在加州的穆尔森林公园。此前，伯克利也电话通知我，欢迎我到伯克利法学院，所以，我约了正在伯克利读数学博士的一位学姐一起吃午餐。
那时，我正在穷游中。
而哥大带着奖学金的邮件寄到的时候，我刚在宾馆的地下车库里剐蹭了自己租来的车。一见邮件，我欢呼雀跃。就算车丢了，今天也值了。
若不是为了哈佛，我就不会有那篇短小精悍的申请文，也不会放弃哥大的提前申请。而提前申请拿到奖学金的概率很小，原则上又不容拒绝。
可以说，哈佛帮我赚了好多美元。
哈佛依旧是客客气气的，不明着拒我，而是把我放在了它的候补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