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的联系，靠的是默契。两个原本只是面熟的人，在楼道里碰上，互相间会交换个“加油”的表情。两个只听说过名字的人，第一次在食堂里会面，便称兄道弟，互诉苦水，讲生活的艰难，说老师的刁蛮。同是反叛者，富二代会主动靠近穷孩子，成绩好的不会嫌弃成绩差的。
高一的一个周末，我在书店的英文区挑书。
标示为“名著”的书架上，凡是书不太厚、字体不太小、年代又不太久远的，我要么是已经读过，要么是小时候读过相应的中文版。
畅销书架上，是封皮闪亮的名人传。我翻了翻，发现不是致富经，就是成功术。
颗粒无收，只好去了考试类的书架。本想秒杀四六级练习题取乐，却发现一本名为《SAT阅读精讲》的小册子很是抢眼。小册子里的文章不长，但貌似珠玑锦绣，文采飞扬。
我扫了一眼，满目生词。
我蒙了。我还以为自己的词汇量不错呢。
当时，我并不知道，SAT（SAT是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简称，即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有SAT1和SAT2两次考试，俗称“美国高考”。）是美国高考的缩写。
我更不知道，那篇节选的文章，是20世纪初美国大律师克拉伦斯·丹诺在一次庭审中的辩护，法律领域的经典之一。而当时，我能判断出文章是律师的手笔，主要是靠开头的“各位陪审团成员”（Members of the jury）和“我的当事人”（Myclients).
几年后，当我决定报考法学院的时候，有了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的感觉。
但当时，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赶紧把生词弄明白，把文章看懂。
之后的周一英语课，老师一边念书，一边在教室里走圈。到了我这儿，翻了翻我正在读的SAT，警告了一句：“下次，我会单独抽查你。”
我想，下了课，她就会忘的。她关心的，应该是我的期中期末成绩。而且，就算我考砸了，她也不会逼我听她的课。因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她自己也干过。
但这一次，性质变了。
中午，班主任找我谈话。
“你是不是要出国？”
“我没有。”
我的反应慢了半拍。我惊讶英语老师会去告状。
班主任不信，自然要借机教育我一番，但她没有像历史老师那样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而是一种言之凿凿、情之切切的姿态。
她列举了我的几大“罪状”：
我期中总分有退步，是不是因为骄傲了？
我上课老是迟到，是不是因为分心了？
上次练广播操，全班一共有三个人做错动作。有没有我？
上周叫我背课文，我的同桌给我提词儿，她可是听到了。我被叫到之前低着头，偷偷摸摸在干什么？
还有，每次看《士兵突击》，我都是梦游似的。梦见到华尔街捡金子了？
我的后三项罪状，关系到班主任的教学特色。
她带的班，广播操蝉联年级冠军12年。因为没有别的班，会在赛前一个月，每天都练操十遍。
她带的班，语文考试默写题满分率全校最高。因为她上课时经常不讲课文，而是抽查背课文。有同学出错，全班一起罚默写。
当然，她也强调有张有弛，劳逸结合。每天放学前，都会让我们看一集电视剧。
那天下午，又到了电视剧时间，播放的是《士兵突击》。窗外，别的班同学正在往外走，而我们班教室的大屏幕上，许三多正在做他的333个腹部绕杠。看着那张因痛苦而满是皱纹的脸，听着欢呼呐喊，我很是困惑：电视剧想要说明什么呢？难道笨人要出名，就得哗众取宠？突破自我，就得自虐？
就是想破吉尼斯纪录，也不至于吧。人家破吉尼斯的，也就图个乐子而已，不会跟崇高精神扯在一起。这位还没破吉尼斯，怎么搞得跟民族英雄似的？
这不能怪《士兵突击》的导演或者编剧。演戏而已，何必较真。可班主任想要教育我们什么？说明她的广播操和背课文方针，至少比腹部绕杠要高明？
我又翻开了SAT.此时，阅读精讲变成了SAT真题。
从那以后，只要是英语课和电视剧时间，我都要看一会儿SAT.
好在英语老师告我的状，只是在行使她的职责而已。她的课，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由。而班主任的电视剧时间，看书的，也不只我一个。
在班主任认定我要出国之前，出国于我，只是个模糊的概念。
我对美国教育情况的了解，限于小学时去过美国的同学。他们讲的让我神往，但也限于放学早，作业少，周末假期不补课，天天能吃麦当劳。
我的美归亲戚，几位秃顶的博士，讲起美国大学来，却是苦大仇深。因为，他们去美国的时候，是自己穷国家也穷的时候。
老爸在日本待过，而且是一个海归小圈子的成员。这个圈子里，有留美的、留英的、留德的，还有留日的。但和这些叔叔伯伯在一起的时间，我很少听到他们谈论在国外的生活。其实，不是他们不谈，而是我年纪小的时候，听不懂；听得懂的时候，我的时间只能随老师的指挥棒转了。
我一直喜欢美国小说。但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著中，没几本是二战之后面世的。因此，我了解的美国社会，基本上停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
偶尔看电视，也是云里雾里。电视上对美国的报道，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枪杀案中的黑人、干涉中国内政的政客、一身肥膘的大亨和天使般的宝宝。2008年又多了金融危机。这样的资讯，我下不了什么结论。而网上讲美国的文章，要么是出自愤青之手，美国是罪恶之源；要么是一派崇美媚美，美国是世界乐土。
班主任对我发飙的事，传得飞快。学校里的“地下党”也注意到我了。
我们班素来沉默少言的小个子男生平平，练完广播操后“恰巧”走到我身旁，低语道：“你什么时候去香港考SAT？"
我这时才知道，除了国际学校，SAT考试在内地并没有考点。
隔壁班的一个女生，在食堂碰上了，说了一句“图书馆自习室见”，就没影儿了。
我去了图书馆自习室，看见学生会主席力力正坐在靠门的位置上写作业，一摞书的顶上，是一本SAT.
那是他招兵买马的传单，也是接头的暗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定下心坐到了他的对面。他干杯似的，用水壶底敲了敲桌面。
“找组织来了？”他问。
我谢过组织。从消灭生词到“被出国”，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太缺战友了。班里的同学，都很热爱我们的班主任，即使不笑话我，也不会和班主任对着干。
“地下党”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很松散。为了不引起注意，没有正式活动。大部分人聚在一起，是选修课时不约而同地逃课到自习室看书。大家都爱上的选修课，是电影音乐赏析课，因为上课就是放电影，老师关灯之后，就可以从后门溜出去了。
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地下党”也不开列“党员”名单，但每个“党员”都知道其他“党员”的名字。“党”也会注意潜在的“党员”，给他们精神上的鼓励。
“地下党”的章程，是和平出逃。“党”内的激进派，原先想说服年级组的老师，让他们就算不支持我们的美国梦，也别太阻挠。但考虑到“党”组织毕竟很弱小，而且大多数人还没有暴露，最终的决定是潜伏。
“地下党”的联系，靠的是默契。两个原本只是面熟的人，在楼道里碰上，互相间会交换个“加油”的表情。两个只听说过名字的人，第一次在食堂里会面，便称兄道弟，互诉苦水，讲生活的艰难，说老师的刁蛮。同是反叛者，富二代会主动靠近穷二代，成绩好的不会嫌弃成绩差的。
学生会主席力力是典型的两面派。在“党”内，是绝对的领袖；在“党”外，是学校主旋律的代表。他的“地下党”身份败露后，便信誓旦旦地向老师们保证，会更加刻苦，更加努力，国内国外两个高考都不耽误。他还以学生会的名义亲自操办活动，以表示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
不过，他操办的活动，都会扯上美国。做世界粮食日宣传，他会讲美国的有机农场如何如何；科学周活动，他会讲美国的科技成就。随便做个发言，也要引用某个美国名人讲过的话。
大部分“地下党员”潜伏着。他们从不把SAT书带到学校，也很注意让自己的成绩不出现大起大落。他们甘愿接受点名时老师连名字都叫不顺的默默无闻，但绝不能容忍简历上的一穷二白，为此坚持要到校外去比钢琴，考跆拳道黑带。
但他们对美国大学的了解超出我的想象。
我是从平平那里了解到，这个美国高考一年可以考好几次，而且申请学校时，提交最好的成绩就可以了。
我心中的天平倾斜了。
平平见状，又告诉我，美国不是依成绩定专业，而是到了大二才自选，无须有上错了专业而影响一生的担忧。
而且，美国大学选课灵活度很大，基本上是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还有，如果你最终要去读研读博的话，本科出国，会事半功倍。现在流行的做法，在国内读本科，然后再出国读研读博，要和多少人竞争啊？
他平日少言寡语，但讲起美国来却滔滔不绝。
他像是代表“地下党”游说我，打消我的不安全感；又像是好朋友和我一起权衡利弊，帮助我做决定。不管他是什么考虑，反正我模糊的留美概念，逐渐变得清晰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一半是为了打发上课时的无聊，一半是为了熟悉美国的高考，SAT书我看了一本又一本。在和平平聊过后，觉得不去考一下，太可惜了。
在自习室里，我对力力感叹了几句。他回应说：“你赶紧在网上报名吧，不然等你准备好了，香港就没有考位了。就算到时候不想考了，提前几天还是能取消，能退费的。”
刚准备了两个月，而且是边上课边准备，现在报名，是不是有点早？
力力说：“就算考砸了，也没有关系。出不了国，还可以回来做老师的好学生。浪子回头金不换呗。出国不是罪，更何况出国未遂呢。再说，要是连你都考砸了，我怎么办啊！”
现在脑海里回放他的话，我很怀疑当时没有听清楚。他说的，很可能是“我们怎么办啊”。要不然，也是“我”代表组织的那层意思。力力长得清秀，人更是清高。“地下党”中的女生，除我以外，基本上都是靓妹。而力力做老大的学生会，更是美女如云。但所有女生对他的评价都是：“这家伙，除了对那群校领导老太太们百般巴结、图升官，对谁都不热乎。”
我不知道美女们对热乎的定义是什么，但我这个傻丫头，是听错了力力的话也罢，听错了画外音也罢，反正是觉得自己受的待遇挺高。
到这时候，我的“地下党”身份必须对家里公开了。
开始，姥爷和姥姥是反对派。反对的理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到美国念本科的孩子，有不少是因为在国内念得很吃力。大学毕业后去读研究生，才是最好的路径。
老妈是支持派。她的理由是，在国内学英语，很难有跨越式的改观。因为，语言是需要环境的。不考虑别的因素，就语言一条，越早出国越好。
老爸的意见一如他一向的风格，自己选择，自己承担。
最终，我的意见成了家庭的意见。
家里统一思想后，我填了一个申请表，从理科实验班转到了文科班，投靠了全年级宽松指数最高的班主任杨老师。
之前和我不太对眼的理科实验班班主任也是慈爱大发。她对我讲，你再考虑考虑吧，文科可选的专业少，就业的路径窄，转专业不是好的选择。英语老师更是惋惜，说，你转班了，咱们班的平均分就要下来了。
我嘴上说，谢谢老师一直以来的关心教导爱护，但心里却在嘀咕，谁让你们一个训我，一个告我的状。
转到文科班后不久，SAT考试的时间就到了。不知道谁泄的密，文科班的老师都知道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老师们的态度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杨老师管教过下课时趁老师不在、撒野似的在教室后面踢球的男生。而我，不过是安静地坐在那儿，自己看自己的书，虽然是“禁书”。
杨老师见识过午休时跃上讲台、握着麦克风引吭高歌的同学。而我，则是少数几个闷头写作业的。
文科班的艺术特长生经常排练，有时候好几天不见人影；体育特长生时不时地要参加比赛，连假也用不着请。而我这样全勤的，已经算不错了。
我带到学校的SAT书，从小册子的专项辅导变成了大部头的官方指南。
课桌里书多，放不下，SAT书就堂而皇之地上了桌。
下课翻开了SAT书，上课我也懒得合上了。
历史老师见我公然挑衅，叫我起来回答问题。
“洋务运动的创始人有哪几个？”
“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
“洋务运动建设了哪些军事工业？”
“安庆内军械所、天津机械制造局、福州船政局。”
“洋务运动有什么影响和局限性？”
“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培养了一批军事和技术人才，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开办了学堂，派遣了留学生，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中体西用，治标不治本，不能改变清朝的衰亡。”
“知道了吧？洋务误国！中体西用不行！”历史老师话里有话。
我乖觉地听了会儿课，但很快又受不了诱惑，不管不顾地看起SAT书来。
此后，她每节课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随后就放任不管了。她问问题，只是借机宣布我有资格上课不听讲，并震震班里不爱背课本的特长生们。
每到这个时候，我反而念起理科班主任的好来。要不是她对背功的坚持，我哪有这么多老本儿可吃。
慢慢地，我的SAT特权，扩展到了文科班的所有课。
上水课，我专心研究SAT题。
上较难的课，我便把耳朵竖给老师，把眼睛留给单词表。
下了课，我再重新考考自己背过的单词。
午休时间，我计时做几篇阅读理解。若是犯困了，就做一做对我们中国学生来说较为简单的数学题。
放学了，我先在教室里待会儿，和同桌把学校的作业扫射一遍，发现答案有悬念的就讨论一下。
静校之前，我会去自习室写作业，若是遇上力力，就给他讲讲他稍感吃力的语法题。晚上回家，消灭掉作业之后，才是大干一场的时候：铺开一份三四个小时才能做完的模拟题，直到午夜。
考试定在一个周六。
周一，我就跟杨老师请了两天假：周四在家里准备准备，周五飞香港。
周四清早，我睡得正香，电话声传了过来。原来，一天以上的事假必须上报学校，我的两天假，学校不批。
学校不批，原因之一是周四下午有运动会。
我被拽到运动会会场。4×800米接力，我们班有位选手生病了。杨老师拿出一年前的测试成绩，看出我是非体育特长生里跑得最快的。
杨老师说，你上。
我说，这一年，我连100米都没跑过。
杨老师说，没关系，别人也没跑过。
把接力棒塞给我的下一号时，我差点张不开手掌，全身都在抽筋。
周五，我用不着请事假，直接就病假了。
病假的日子，是我坐飞机去香港的日子。
一个月后，我在自习室的电脑上查考试成绩，力力坐在旁边，说别紧张，他不偷看。
我小声说出了那个数字。力力拍桌子踹椅子，说这个分上前十的大学，一点儿问题没有。你再考一次，往前冲一冲！我正好也要考，我们一起飞香港，好不好？
见我惊诧，他连忙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请你带带路，在考前受受辅导而已。”
我垂眉说，让我考虑考虑。
骑车回家，风特别柔和，感觉很舒服。我想到电影《外星人E.T.》中的场景，那辆飞速行驶的单车，在夜空中倏然一跃而起，飞向月亮。
我觉得自己的车轮也离开地面了。
到了家，我就报了下一场SAT.
这就是傻丫头综合征。领导让陪着出差，就能美得像加薪升职似的。帅哥夸自己几句，就忘了他不过是想找个打杂的而已。
好在力力虽说能忽悠，但业务上还算靠谱。
在两场SAT之间的几个月，我考了留美的另外两场考试：托福和SAT2.后者是专项测试，从数理化史地政等科目中选自己最擅长的，而我选的是数理化。力力隔三岔五地送我一些龙腾学校SAT培训讲义和他从网上下载的资料。对于我，托福比起SAT来说，是小菜；而SAT2的数理化，我在理科班的训练已经绰绰有余。
第二场SAT临近。我把第一场考试前没做完的模拟题和真题拿了出来，按照老路子接着练，只是计时上严苛了一些。
最大的不同，就是身边多了个力力。
力力的考前焦虑症，比我还严重。向我请教语法，经常不再等到自习室时间，而是课间就咣咣咣地跑到我们班。我们班在二楼，他们班在一楼。一来二去，只要他出现在楼梯口，大家就知道他要找谁。
力力是住校生，学校不让带手机。有事找我，他会一做完课间操，就横穿十几个班，长驱直入到我们刚解散的队伍，和好几个人撞车也视而不见。
有天午休时间，他拿着一厚沓百元红票子过来，说机票是我帮着订的，但机票钱忘记给了，真不好意思。
班里正在踢矿泉水瓶子的男生，没听见力力在说什么，只是大叫：啊，卖身费？
“地下党”里有了非议之声。大家是为了资源共享，怎么就你们两个共享？
宽容的文科老师们也有意见了。男女生非正常交往，在我们学校，是要广播批评的。情节严重的，还要给记过处分。学生会主席他们管不了，管一个女生，还是有办法的。但考虑到我到文科班后，成绩一直排在第一位，老师们决定给点面子，等我成绩退步后再下手。
可他们没这个机会了。SAT成了我学习动力的源泉。因为要在SAT上花时间，我在做学校的功课时，一点也不敢马虎，发现什么漏洞就赶紧补。各种测试，我都会检查到最后一秒。我知道老师们的纵容是有条件的。
第二次SAT考试也是星期六。周四下午在学校，我一直捂着肚子，低着头。晚上，杨老师发来短信，问我是不是病了，要注意休息。我回了一个短信，说谢谢老师，明天，让我请个假吧。
杨老师是何等体贴，省去了我装作有气无力地打电话的麻烦；杨老师又是何等精明，那一天，有差不多十个“地下党员”请病假，她一下就看出了究竟。
周六，我和力力出现在首都机场。他的变色眼镜颜色很深，脸很白，疲倦地倚着候机厅的座椅靠背。我的头发很乱，因为来不及理发，就戴了顶大帽子。我们不说话，也不看书，只是东瞧瞧、西望望。
这段时间，又是上课，又是SAT，真的有点累了。
5个小时的SAT就像一场落枕的怪梦，做得我脖子酸痛，手指发僵。
交卷时我像是如梦初醒，但感觉试题很简单。
我和力力都自称考砸了，只顾狂玩。从市中心到郊区，在中环昂首走过奢侈品店，在旺角把小摊上的毛绒熊、钥匙链一阵乱翻，在星光大道疯跑，最后干脆出海上了南丫岛，在荒山野路玩到天黑，差点没赶上回来的最后一班船。
我们站在湾仔码头的一个过街天桥上，看着灯火通明的会展中心。
我感叹道：“真希望，接下来的路上也是灯火相伴。”
力力点了点头，回了一句：“皇天不负有心人。”
SAT成绩出来了。和托福、SAT2一样，单看分数，上什么学校都基本不成问题。
可名校要成绩，但不唯成绩。
我去找杨老师，问她有没有可能给我几周的时间，让我专心准备申请美国大学的文书。一准备好，就回来全心全意备战高考。
按照学校的规矩，请那么长的假，要么是做过手术，要么是得了传染病。
杨老师答应帮我说说，但说说的结果是促使学校做了一个决定：可以休学，但不能随便请假；毕业会考可以参加，毕业证书也可以给，但请不要把学校当菜市场了。
杨老师告诉我，学校其实很纠结，本希望我能上个清华北大的，给学校添点彩，但我现在一门心思想出国，弄得学校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还影响其他同学安心备考。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让我选一头了。
杨老师让我理解学校。站在学校的角度，这已经很宽松、很大度了。
我与学校签了协议，力力也是如此。不过，在签协议的名单上，没有平平。
他是不是还想玩潜伏？
五年过去了。
现在，我在理科实验班和文科班的同学，已经成为微信上一张张不再稚嫩的面孔；“地下党”的党员们，则散布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还有澳洲、日本；而“地下党”的领袖，则成了Skype上的聊友。
那天，他告诉我，我们中学新开了留美国际班，正在做广告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