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这个历史事件，读者一般都了解，甚至能说个子丑寅卯来。不过，民国历史上还有个小西安事变，读者就不一定清楚了。西安事变针对的是蒋介石，结果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中国抗日新局面打开；小西安事变针对的是汪精卫，结果是中国人民形成全所未有的团结，一致抗日。
张学良，这个曾经的不抵抗将军，因为西安事变，所有的耻辱去掉，作为一个英雄形象载入史册。可是，小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杜月笙，却不曾写入历史课本，鲜有人知。
这个事，就从1939年的秋天说起吧。这日下午，杜月笙正在自己的私人办公室忙事，猛一抬头，发现徐采丞站在办公桌前。
杜月笙避祸香港后，在上海留了许多心腹干将，其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人：一个是万墨林，他是杜月笙的姑表弟，杜公馆的管家；一个是徐采丞，他本是《申报》老板史量才的干部，后来列入杜氏门下，成为恒社的中坚分子。他们两个留在上海，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代表杜月笙管着上海的大小事务。
为了许多机密事情，徐采丞经常往来于香港和上海。这次，他离开香港没几日，怎么又回了？杜月笙有些纳闷，诧异地说：“采丞，你不是刚回上海吗？怎么又回了？”
“有件紧急大事，不得不马上返回！”徐采丞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杜月笙。
杜月笙接过纸条，见纸条上写着：高决反正速向渝洽。这八个字，有些像电文。杜月笙弄不明白，捏着纸条，看着徐采丞，等他解释。徐采丞喘了口气，接过用人递来的茶水，喝了一大口，开始解释。
纸条上的高，指高宗武，他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二十九岁便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名的日本通。这段时间，他背叛蒋介石及其所主导的政府，作为汪精卫的代理人和日寇频频往来，想建立以汪为首的日伪政权。因为这个原因，重庆方面把他定为汉奸，下令通缉。反正，意思是他离开汪精卫，重新回到蒋介石阵营。
高宗武是汪精卫叛国降日的经纪人，突然之间，他为什么要反正，投奔重庆政府？原来，他在1939年5月31日跟随汪精卫到日本，发现汪以签订卖国亡国的《日汪密约》为条件，去换取日寇帮其建立汉奸伪政权。这个《汪伪密约》的条款，比“二十一条”更为苛刻，是赤裸裸的卖国行为。见到内容后，高宗武和同去的汪伪政权中央宣传部长陶希圣深感罪责滔天，决心脱离汪伪汉奸集团，投奔重庆政府。因为事关重大，他想通过杜月笙的帮助，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重庆方面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
原来是这么回事！明白高宗武反正的原因后，杜月笙陷入沉思。高宗武不想当汉奸，诚然值得帮助。可是，他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帮他反正的意义又有多大呢？忽地，他想到了一个问题，不由问道：“高宗武是实质办理汪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和日本人签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出来，公之于世呢？”
徐采丞想了想，肯定地说：“只要他想，应该没问题。”
杜月笙听了，霍地站起身来，双手一拍，兴奋地说：“采丞老弟，这件事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在香港待两天，我马上乘飞机去重庆，面见蒋委员长。”
凭着一种敏锐的政治判断，杜月笙感觉到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1939年11月5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拜见蒋委员长，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看如何处理。
连杜月笙这样的江湖大佬都知道高宗武反正的重大意义，作为老政客的蒋介石就更不用说了。他当即表明态度，要杜月笙全权负责，妥善安排好相关事宜。得到这个指示，杜月笙自然高兴，马上返航。
不料，飞机在半路上遭到日寇军用飞机追击扫射。为了逃命，飞行师驾着飞机拼命盘旋攀高。当时的民航机没有空调，没有现在这样保证安全的设备，机身爬得越高，旅客越不舒服。当民航机爬到八千米的高空时，空气极度缺氧，杜月笙只觉呼吸困难，近乎窒息。后来，他实在受不了，索性闭上眼睛等死。
民航机驾驶员的技术实在高超，一番翻腾揉升，竟把日寇军机摆脱。这一飞机的人是保住了性命，可杜月笙惨了，依然喘着粗气，直不起身。下飞机的时候，他被抬下飞机，直送医院抢救。虽经治疗，杜月笙保住了性命，但从此留下了让他痛苦十二年的气喘病，严重损及他健康的病，最后夺走了他的性命。
就在去医院的路上，杜月笙秘密授意徐采丞，命他即刻回上海，办好两件事：第一，请黄溯初先生速来香港，与他当面接洽；第二，转告万墨林他们，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地送到香港来。
第二天，徐采丞就动身回上海。不出十天，黄溯初如约而至。大病刚愈的杜月笙亲自把他接回住处，与其长谈。为了更好地说明事情，黄溯初亲笔写下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种种经过，中日密约的要点等内容。然后，杜月笙带着这份报告，冒着生命危险，拖着病体再飞重庆。
这次出行比较顺利，杜月笙还带回了蒋介石给高宗武的亲笔信。有了蒋委员长的亲笔信，他更有信心办妥这件事。回港后，杜月笙马上安排心腹，带着这份亲笔信去上海，秘密交给高宗武，好让他吃了定心丸，不再生异心。接下来便是帮助高宗武、陶希圣以及他们的家属逃离狼窝，要想在日伪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办成这件事情，谈何容易！而且，为了弄到证据，高宗武决定等1939年12月31日《汪伪密约》签订后，盗出原本，献给重庆当局。所以，营救的具体日期推到第二年1月4日才进行。
后来，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他们的家属也顺利逃到香港。
1940年1月21日，《汪日密约》及其原文附件的照片在报上刊出，轰动了整个世界，让欧美等西方大国放弃了对日本的美妙幻想，更让中国民众认识了日本欲灭亡中国的罪恶企图。
小西安事变从酝酿到结束历时四个多月，据资料记载，当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获悉了高宗武、陶希圣想反正的事情，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所以，日伪特务、重庆方面的特务、杜月笙的黑帮组织，还有我党地下工作者等力量围绕着高陶反正事件，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好莱坞大戏。
得知杜月笙是小西安事变的幕后推手时，汪精卫咬牙切齿地说：“杜月笙，我和你有什么难过？你竟然这样对付我！给我除掉他！”随即，他命令日伪76号特务机关头子李士群专程赶到广州指挥，派遣杀手，潜到香港行刺。幸亏杜月笙早有防范，杀手不能得逞，只得放弃。
鉴于杜月笙在高陶反正事件中的积极表现，蒋介石决定重用他，因为这个时候他正需要一个能够统一上海各方面力量的人物。上海沦陷后，国民党派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潜入上海，处理敌后工作。但因国民党在上海的派系众多，又加之上海帮会林立，他根本领导不了，无法开展工作，只得放弃。了解情况后，杜月笙向重庆当局建议成立一个总览子机构，全面负责上海的敌后抗日工作。
蒋介石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成立以杜月笙为主任、吴开先为书记长的上海敌后统一工作委员会，统一指导上海的国民党、三青团、军统、中统等势力及帮会组织。
上海敌后统一工作委员会在杜月笙的领导下，做了许多有积极意义的工作。其中意义最大的，是竭力劝导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逃离上海，不做日寇帮凶。愿意走的，他们一律妥善安排，把这些人偷偷接至香港，再送到后方，充实抗战力量。不愿走的，他们给予一定钱物，让其生活有着落，不与日伪合作。
后来，吴开先回忆，说汪伪时期上海金融界的有头有脸人物，没有一个敢参加日伪金融组织，这应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孔部长（孔祥熙），一个是杜先生（杜月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