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良崮战役中，父亲参加了担架队，后来就在农村继续过着安安稳稳的日子，从来不说他的这段经历，到了“文革”中却被翻出了污点，挨了无数次的批斗。
开始他还想辩解，结果刚要说话，红卫兵就狠狠地打他，最后就变成了哑巴，什么也不说了。
那时候我还小，看他挨批斗，羞愧得不得了，同时也隐隐约约知道了，原来是在战场上他一见敌人的飞机飞来，就把伤员一扔自己躲起来了，等敌人的飞机走了以后，才又抬起伤员来。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为什么从来不说他的这段经历的原因了。从此，我从心里也看不起他来了，并认定了他是一个懦夫。有时候，他管我厉害了，我就当面喊他：“逃兵，逃兵。”他一下子就怔住了，嘴唇哆嗦着，好像要说什么，但又半天说不出话来，其实即使他说什么我也不会听的，我早就跑远了。
他整天沉默寡言的，我们也就都习惯了。后来我长大了，懂事了，知道那是他心中永远的痛，所以从不再说起和战争有关的话题。
父亲得癌症住进了医院，我请了假陪他。现在我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有时想想，能冒着生命危险到战场上抬伤员，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有勇气的事，所以慢慢地对父亲也就有所谅解了。知道父亲的日子不多了，看着日见消瘦的父亲，我心里突然涌出一阵莫名的伤感，感到自己和父亲这些年交流得太少了，以后恐怕能与父亲说说话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病房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太阳也病恹恹地好似一个巨大的肿瘤说白不白说黄不黄地挂在那里，压抑着我本来就沉重的心。
我轻轻地倒了一杯水，端到病床前：“爸，喝杯水吧！”
他轻轻摇了摇头：“你不去上班啊？整天在这哪能行？”
我很动感情地说：“我请好假了，这事你就不用管了。爸，安心治病要紧啊。”
过了一会儿，我还是忍不住接着说道：“爸，我，我想问你一个事儿，你……”
他艰难地往上翻了翻眼皮，使劲地看了我一眼，浑浊的眼中一片空茫，好像不习惯我这么认真的样子。
我的心又痛起来，这些年忙工作，忙自己小家庭的这事那事，还真没有和父亲坐下来好好说说话，惭愧的心情难以抑制，眼眶里不知不觉地蓄满了泪水，我赶紧转头擦掉了。
不想让父亲看到我的悲伤，但父亲还是看到了这一切，他那满是皱纹的嘴唇用力地抿了一下，才开口说道：“想问抬担架那事儿？”我的心又震了一下，怕引起父亲对往事的悲伤回忆，想赶紧收住这一心思，但父亲继续说道：“好吧，我好好和你说道说道。”
他说，那是孟良崮战役开战的第二天，他和村里另一个人合伙抬一副担架上了前线。敌人在山上，咱们的部队在山下往上攻，伤亡不小。他俩是在雕窝山下抬上的伤员，要走接近三十里路，往部队设在野竹旺北的医院送。当走到瓦庄东边的时候，敌人的飞机飞来了，他们把伤员赶紧往一条地堰下边一放，两人跑到土沟里趴下了。
我忍不住问道：“您俩趴在一起，把伤员单独扔那里了？”
“我们也不在一起，在两下里。”他看我一眼，眼中流露出一丝嫌我不懂事的神色。
我不说了，赶紧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他喘了一会儿，又过了半天才接着说下去。
他俩看飞机飞远了，就又抬起担架向前走去。谁知到了马牧池的时候天开始下起雨来，他俩看看周围实在没有挡雨的地方，两人只好手脚着地，撑着身子为伤员的伤口遮雨。说到这里，他艰难地笑了笑：“多亏我们想的这个法儿，他身上淋湿了一些地方，但伤口没淋到一点。然后就送到了，就这么个事儿啊。”
说到这里，尽管很疲劳，但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情，好似仍沉浸在往事之中。
他休息一阵子后，又说道：“很正常的个事儿啊。红卫兵那些毛孩子狗屁事儿不懂，就批斗我。我解释他们也不听，不听就算呗，有什么法？”
我把自己的疑惑提了出来：“飞机来了，你们不护伤员，下雨了怎么护伤员了？当时怕飞机炸着自己啊？”
他迅速地点点头承认：“嗯。”
我又忍不住指责他了：“电影里电视上飞机来了都往伤员身上护的啊？”
“嘿嘿，那是演戏啊。”他显示出看不起我的不懂事的样子，“除‘文革’外，从没人认为俺俩做得不对。”
看他心态很平和，我胆子就更大了：“我还是觉着飞机来时你们应该护伤员的。”
还好，他竟笑了起来：“咱这个地方是老根据地，我们经常支前啊，抬伤员是常事。部队也罢，县大队、区中队也罢，从来要求抬担架的人在敌人飞机来的时候，要赶紧放下担架，分散开隐蔽起来减少牺牲，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啊。”
我一下子惊呆了，原来如此！“噢，”我怀着愧疚的心情说，“那怎么也不找找，应该有待遇的。”
“傻孩子，咱们这里哪个人没为部队做过事儿啊，谁说过要待遇了！”
父亲那瘦弱的身影在我眼里模糊起来，我的眼泪终于决堤了，哗哗地流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