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要回来，得狠问他要钱，”孙子整天在她面前唠叨，愤愤不平地说个没完，“人家红嫂都有补助了，你白嫂的补助就得向他要！”
她其实不姓白，但从年轻时候就被叫成了白嫂。刚开始她还生气，后来就不再计较了。到了老年，有人这样叫她，她那满脸的核桃状皱纹甚至都流溢着笑意了。
生气也罢，不生气也罢，白嫂成了她的专用称呼，一辈子是摆脱不掉了。
在沂蒙山区，这些年对用乳汁救伤员的红嫂宣传力度越来越大，有人就当面说她：“你说你，怎么磕头磕了腚上去了，人家救八路，你却救个国民党，台湾人也早就可以回来了，你救的人还是不见面，白受了那些罪了。”
她已经瘪下去的腮帮纹路更加突出，笑容很平和：“命呗。”
说归说，但一想这事她心中是难以平静的。那个时候沂蒙山区一会儿来共产党的队伍，一会儿来国民党的队伍，都穿着几乎一样的军装，又都打日本鬼子，很多普通百姓并不怎么对他们加以区分。只是到了后来才分明起来，分明起来的时候，事情早已发生了。
那天，劈里啪啦的枪声从天明开始不停地响到过了晌后，她一直都感到那是在自己娘家的方向。日头偏西的时候，她喂好刚生了三个多月的孩子，让婆婆照应着，就向六七里路外的娘家跑去。自己的娘有病起不了床，经过了这次打仗后，她怎么也不放心。她急急火火地去后，见娘家没什么事就又快速往自家跑回去，她怕孩子醒了哭。但在半路上，她被一声嘶哑的声音叫住了：“大姐，救命啊。”
吓得一愣，打了个别腿，停下了。路边上躺着一个人，一条腿伤了，血糊糊的。她抬头看看西天，日头已经落山了，只剩天边还有几缕红黄黑交叉纠缠的云彩，大多的天空已经变成灰蒙蒙的了。
“你这是怎么了？”她仍然有些害怕，但忍不住问了一声。
那人张着大嘴，使劲喘着气，哑着嗓子说：“和小鬼子干了一仗，队伍撤得很快，我没跟上。”
她瞪着眼睛愣了一会儿，又发了半天愁，才说：“跟我回家吧，吃点东西再说。”看他躺在地上，又愁道，“那你得起来啊。”
那人挣悠着坐起了上身，但就是站立不起来，他恳切地说：“大姐，给找根棍子试试。”
她看到远处一根小梧桐树，就过去掰断，把叶子和杈丫捋掉，递给他。他慢慢拄着，努力往上挣着身子，但太难了，一个趔趄眼看又要倒下去，她快速地扶住他的胳膊，那人才站稳了，但只要她试图放开，那人就要歪倒，她就只好架着往回走去。
走了几步，那人就走不动了，又大口喘气，嘴上干得起了一层白皮，嘴在张合间，每次似乎都要粘在一起了，她知道这个人是渴坏了，着急地四下里看一下，这个地方叫麻家岭，全是沙石，并没有人家，更没有泉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啊，孩子等急了怎么办？
她心急火燎的，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下意识地左手狠狠拍了一下大腿，猛跺了一下脚。俺那天，这一晃荡，乳房胀疼，自己的奶水惊了，内衣湿起来。她的脸突然红了起来，有种呜呜往外出火的感觉。她想，为了早一点回家，只好这样了。她扶着那个人慢慢地坐在地堰上，“你等一等。”她快步跑到刚才摘掉梧桐树叶的那个地方，捡起一个最干净的大叶片来，撩起衣襟擦擦，然后走到一个大的地堰背后，小心地把叶片托在手心里，五个指头蜷起来，形成一个碗状的绿色小坑，然后急急地挤出一些奶水来。洁白的奶汁在树叶团成的容器里越聚越多，她的手心感到暖暖的。她小心地捧到那个人的跟前，“大兄弟，快喝。”那人实在是渴坏了，咕噔两声就喝净了，咽下去后才感到有些不对头，“大姐，你、你，这、这……”
“别说，千万不要和旁人说啊。”她心里忐忑着，眼睛直直地瞪着他，满是祈求。
那人呜呜地哭起来，头往下一拧一拧的，哽咽着，“嗯，嗯，大姐，大姐，”过了半天，“我伤好了后，回去使劲打鬼子。”
她搀扶着他走到家中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听到孩子正在嘶哑地哭叫着，她赶紧跑到床前，斜歪下身子，喂起孩子奶来，直到孩子吃饱了，安静了，她才起来给那人弄饭吃。
好在丈夫已经回来，她有了主心骨。
那人没伤到骨头，在这里养了几天后就找部队去了，从此无音信。
直到战争彻底结束，她才知道自己救的那人是个国民党士兵。因为很多救八路军的被称为“红嫂”，人们就叫她“白嫂”。她感到屈辱，但也没有办法，好在仅仅接受过几次调查就作罢了。
但“文革”就不行了，被多次批斗，说她不救子弟兵，救国民党反动派，是国民党特务，被打断了一条腿，在她的呻吟中，红卫兵拍着桌子审问她，她还是回答说：“当时并不知道是国民党兵，光知道是打日本鬼子的。再说了，在路边上趴着，那么可怜人，觉着是一条命，就救了。”
这些年，形势好了，孙子整天在她耳边唠叨：“奶奶，你说说那人怎么就是不朝面呢，不是白眼狼吗？这样，你不白白地被叫了一辈子白嫂。要是他回来，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我得很问他要钱，不能便宜了他。”
每当这时，她来回摸着腿上断过地方的疤痕，指着孙子严厉地说：“你敢！”
其实她一直也想知道那个人后来怎样了，她有时想仗又打了好几年，那人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孙子的愿望注定落空，这样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