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这三十年来的政权起伏，人物交替上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一个奇特处来，就是换来换去总在长州军阀势力的这一个圈子里。而政党的转换，更是从议会开设以后，一步一步和政权接近，便一步一步的被军阀同化。如果反乎这一个趋势的人，不是被压迫而倒，便是自己知难而退，英美式的两党对立的现象，固然不见之于日本，而法国式的小党分立的现象，亦复不见于日本的。自由党的势力，一附于伊藤，再附于西园寺。——西园寺虽是公卿，而其实是很聪明地能够顺应军阀的趋势的人——最近分裂之后，老老实实地，附到田中大将的麾下去了。进步党溃裂之后，留着一个国民党的残骸，当桂太郎出而组党的时候，大多数的议员，也都走到他的麾下。这种情形，有人说因为日本的政党，民众的基础太过薄弱，其实民众基础所以薄弱自有原因，过去许多年当中，在****笼罩之下的日本民众，的确是讴歌****而不讴歌政党政治的。这一个****的势力，到桂太郎出而组织政党的时候，已经发生破绽了。大家都晓得，长州军阀的元老，除了山县有朋之外，第一个最有势力、有资望的，就是桂太郎，他是陆军大将公爵。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政权，可以说完全操纵在他的手里。何以他要舍了军事上的地位而投身于政党的活动呢？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桂太郎的高明，而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见日本民众势力渐次勃兴。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满洲帝室的崩溃，是给日本民众以最大刺激，同时给日本的军阀以最大的刺激。桂太郎这一个人，的确要算日本近代第一个有伟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看见世界大势的移动和东方革命潮流的涌起，知道****的政治组织和军阀的政权，不能长久继续。于是乎他毅然决然，抱定造成政党政治基础的目的，跳入民众政治圈里。同时他又看见英帝国覆败的时期逼近，东方民族独立机运的勃兴。于是乘着战胜俄国的威光，同时做联德倒英的计划，可惜他到底是前时期的人，他看得见大势的激变，而看不到这个激变是从社会的根底动摇起。时代的转换，先从中心人物的转换起，天时人事，都不容他的雄飞，竟自饮恨而终。桂太郎死后，日本****之政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没有了。接着寺内死了，现在的田中，明明白白是军阀的回光返照。所以论日本****的时代，我以为桂太郎的死，是一个大关键。自此而后，一方面现出思想界的大变迁，一方面现出国际政治的大变动。不单日本****走下坡路，全世界的国家基础，没有一个不走进革命期的了。
第17节 中日关系与日本南进北进政策
什么叫国际关系？什么叫外交？我们要看清楚，他的基本，毕竟是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而国家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到得目的达到，手段的本身，便随着变革，过去民族主义会变成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会变成帝国主义，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主张民族主义而不同时主张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民权为骨干，以世界大同为目标，则其结果必定会重蹈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覆辙。三民主义所以是解决现代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完美的原则，价值即在于此。我们看日本过去的历史，在他的民族统一运动当中，同时就发生帝国主义的倾向。丰臣秀吉征韩之役，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明治二十七八年的中日战争，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欧战中的青岛出兵，西伯利亚出兵，这许许多多历史的事迹，都是在一条很明了的道路上行进，他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国家主义，再变而为帝国主义。并且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民族主义开始的时期，已经包含着帝国主义的胎种。我们试读山鹿素行所著的《神皇正统论》，中朝事实，德川光国所编的《大日本史》，赖山阳所著的《日本政记》，我们已经很感觉到日本民族的目的，不仅在统一民族而在征服四围的民族建设大帝国了。他们心目中的“神”，就是世界全体的意识，而“神皇”的思想，就是统治世界的意识，和罗马的“该萨”，俄国的“查阿”，波斯的“沙、因、沙”，蒙古的“汗”，土耳其的“加利夫”的观念，是一些没有两样的。“继绝世，举废国，厚往薄来”，这一种世界政治道德的观念，的确是中国这一个最古的“世界国”的特色，而不是那些“强而小的民族帝国主义”所能梦见的。
但是我们始终要看见，民族生存的对象是世界。民族主义发生的时候，同时就是世界观念明确的时候。在从前没有中山先生这样崇高而伟大的三民主义发生的缘故，一则是别的民族，没有中国这样久远而伟大的历史，二则全世界一切国家的关系、民众生活的组织，没有今天这样密切而发达。所以在美洲独立的时代，有这样的观念而没有这样制度的主张，在欧洲诸国有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有三民主义的实际趋向，而没有这样明了的意识。我们越是研究各国的历史观察，国际的交涉，民族的兴亡，越是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单是后来居上的政治理论，并且越是确信复兴中国国家道德的思想，是改革世界政治生活的起点。
世界一切民族的生活，到得有了交通，有了生产的交换，于是一切关系，便都是相互的了。甲国的文化，输入乙国，成为乙国新文化的资料。到了乙国新文化成了之后，又再输入于甲国，变成甲国改造的标本。如是互相影响，互相感化，互相逼迫，造成大同的基础。所以有了“车同轨”，必是会“书同文”。到了“书同文”的时代，一定会“行同伦”的。但是这一个人类文化大同的运动，在国家生活的当中，常常是用武力为推进的动力。我们看世界文化的交通，不晓得藏着多少悲惨的战斗历史。这盲目的战斗，如果是文明的民族战胜了，文化的推行，自然特别顺当而且迅速。然而历史上的事实不是如此。山蛮海寇侵夺文明民族的生活本据，残破文明民族的工作成绩，使文化的进展，一退几百千年，这样的事实，历史上不知多少。所以文明民族如果忘记“奋斗”，忘记了“武力是文化推进的原动力”，这就是“文明的堕落”。“自然”所要的，只是人类的努力，人类的生存。“自然”是大公无私的，它不单是不私于野蛮，它也不私于文明。它只要惩罚堕落，惩罚文明的浪费者，惩罚懒惰而不努力求生存的人。为生存而奋斗的，自然给他生存；为文化而奋斗的，自然给他推广文化。除此而外，自然不给他什么，也不听从他什么。
我们试想，中国和日本这个民族，地面的差异，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外的生蕃，便是他所谓天孙民族的这个阶段，还不知是在何处。然而中国文化输入日本而后，不过经过一千几百年，他便造成了日本民族的统一。如果把一个日本三岛，当成一个世界来看，就是已经造成了一个大同的文化，而旁边的中国民族，一天比一天堕落。最初赐文化给日本的朝鲜，更是堕落得不成样子，如果不衰，谁敢去问他鼎的轻重。中国民族如不衰败，日本何敢起侵略中国的野心。蒙古灭宋，这是刺激丰臣秀吉的最大事实。满洲灭明，英法侵略中国，两次订盟城下，是引起西乡隆盛等的野心最大的事实。自此而后，日本的内政一天分明似一天，进取的能力，一天增加似一天，帝国主义的雄图，油然兴起，而历史上的传统政策，便确实进行起来了。
在日本维新之前，俄国的势力从北方压迫到日本来。这个时候，日本志士当中，已经生出一种防北的主张。开发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这防北的政策，就是北进的基础，北进的道路，不用说是跟着神功皇后、丰臣秀吉以来的传统政策来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征服高丽，侵略满洲。在明治元二年，已经有几个很狂妄的武士，主张日俄联盟瓜分中国。后来中国的国力，一天衰似一天，满清统治能力的薄弱，已经被日本看透了。中法战争的时候，中国连战连胜，依然北京政府要忙着割地赔款，这样的情形，哪里不引动日本的轻视呢！不止此也，此时俄国势力的南下，一天紧似一天，如果日本不努力南进，他也怕唇亡齿寒，占了满洲的俄国，一定向高丽进取，以那样腐败的朝鲜王室和两班，哪里挡得起俄国的一蹴，所以他们的北进，也可以叫着实逼处此。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的大战，他们也是拼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来的。毕竟中国和俄国，都是世界的大国，以小抗大，而且是抗十倍之大，难道日本人真是疯子，一点不会作退一步的想法？前进是生路，后退是绝路，他们也是算清楚了的。
日本开国进取的方针，不只是北进的、南进的策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在幕末时代，压迫日本的外国势力有两个，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俄国，一个是从南方来的英美诸国。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其实这两个名词，还是不很妥当，我们还是说它是“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要明显些。代表大陆进取的是陆军军人，当然代表海洋进取的是海军军人了。中日战争之后，北进的政策，被三国干涉阻止了，而南方得了台湾，成为他海上进取的基础。日本的移民政策，便随着商业的关系，拼命向海外求生路。然而生路是很少的，布满了美澳两洲的“排黄运动”，不单是阻止着中国人的求生之路，也是阻止着日本人的求生之路的。所以这若干年的当中，日本在美洲的发展，也只有挤开一些中国人，得着一点苟存的地位，并不纯为东方民族创得一些基础。太平洋的欧亚人种竞争当中，处处包含着中日民族的竞争。我们每看到日本人排斥海外华侨的言论，不惟引起我们一种愤恨的心理，并且使我们想到日本也是东方民族，何以竟没志气一至于此，真不由不替东方民族叹息了。
第18节 桂太郎
我们立脚在理论和历史两个重要的问题上面的人，我们一切的批评，只有事事根据事实，事事根据理论，我们不晓得有恩怨，不晓得有私交，不晓得有客气。我在日本有不少的挚友，不少的先辈，或者可以说，我之社会生活，在日本还多过在中国罢。但是我们到得立脚在评论国事的时候，我们不能管那些，我们只有说明事实，阐发主义。
田中大将也要算是一个很熟的朋友了，他的幕僚部下当中，更有不少的至交。我在未批评他们之先，我想附带讲一句话，就是希望他们看见了这一篇文字之后，要深刻地反省，要晓得我的叙述和批评，是顾不得世俗之所谓客气的。
民国二年的春天，总理中山先生特地访问日本，那时我随从总理做秘书，在日本六十天的时间中，一切演讲、宴会、访问、交涉，事事参与，那时一切经过，我至今还是很详细记忆着。因为那一回每事都是我做翻译，每一件事都有听两次说两次的机会。以后关于日本的交涉，总理常常命我去办，却是每一件事只有听一回说一回的机会，记忆反而减少了。
那一年在东京四十天的当中，最值得我们记忆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会见。桂太郎这一个人，大家都晓得，他是日本军人政治家当中，最有能力而当权最久的一个人。日本自有内阁制度以来，没有他做总理那样久的。伊藤博文组阁三次，总共不过六年十个月，他也组阁三次，却有了七年十个月之久。他第一次组阁，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在这几年当权的当中，他所干的两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战争。从外交史上看，大家都晓得英国是标榜“荣誉孤立”的，在百年以来，英国没有和任何国家缔结过同盟。这一次把百年政策之一的“荣誉孤立”抛弃了。和日本联盟，这自然是他认为有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大关系，才肯出此的。至于日本，以一个东方新兴的国家，才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面，解放了不过十年，便和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帝国结成攻守同盟，造成他战败世界第一大陆国家的历史，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奋斗成功。不特此也，这一件大事，可以说把全世界都整个推动了。由日本战胜的结果，打破了东方民族不能战胜西方民族的催眠术。全东方的民族，都活泼地动作起来，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从此开始。因为俄国战败的结果，才造成英法协商和三国协商，继续五年死亡二千万的世界大战，以及俄、德、奥、土四大帝国的倒塌，都由此而起。无论是非如何，桂太郎这第一次登台四年零七个月当中的成绩，的确要算是世界史上空前的伟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