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常言：“吾家是严母而慈父。”孩子有过，要父亲责罚，他左手执孩子之手，右手用两指在孩子掌上摸索，画圈圈，然后举起曰：“下次再错，要打手心。”手始终不下来。孩子们大声喊佣人，则必受教训曰：“走近去说，自己去做。”父亲自己对佣人，即使急要，亦言：“待你有空，为做某事。”父亲性拘谨务实，一生在书卷中生活，所心得，严守力行不怠，知之者许为孝廉方正。他早年为分祖母之忧，日间授徒，夜间应书院课，于光绪壬寅年（一九〇二）应乡试中举人。祖母年七十三岁去世，他哀哭不已，致咯血。我幼时，一日在抽屉内发见铅笔、橡皮、练习簿等一包，此在家里尚少有。我羡慕铅笔已久，向父亲要求取用。父亲谓原是阜升（辛嘉）送的，但他以为不宜浪费公物，是以搁置。阜升是我族兄，在浙江武备学堂肄业，纸笔由学校发给，此其剩余之物，而父亲不欲宽我取与之戒。
父亲自处及教儿女，首重一句话：“勿说谎。”我是第一个孩子，他取名曰“性真”。我上学，他正楷写“沈性真”三字，解释命名之义，且曰：“真之反面为妄，妄则无所不为，是个坏人。”我最小之妹名“性元”，他说：“元者，善之长也。”他期望儿女们都作诚实善良人。我深悔因同学笑我“性真”系僧尼名字，呼我“师太”，在投考北洋女师范学堂时，自改名曰“景英”，故名我的女儿曰“小真”，再传父亲之意。
新丰公塾是庚子年（一九〇〇）偶然集合的读书团体，表兄敖梦姜（嘉熊）来请我父亲去任教师。义和团之乱，关心国事的人，既愤联军之凌辱，亦痛清廷与拳匪之无知，嘉兴人尤其敏感。因在朝不主启衅，忤旨被斩首之大吏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均浙江籍。徐与许是嘉兴人，许家在嘉兴城内，传其生死消息，这件事妇孺皆知。有人避乱到乡镇，梦姜全家搬到新丰。新丰是嘉兴属下一个大镇，开通较早，一些热心人参酌新旧，办此公塾，在竹林庙，竹林庙因公塾而出名。梦姜后来鼓吹革命，出私财在嘉兴办学，自己上讲堂，我做过他学生，在讲堂他不是教书而是演说。徐锡麟刺皖抚恩铭案，继以绍兴大通学校案，及秋瑾案，他涉嫌隐迹，一日忽失踪，家人在河中得其尸体，民国后葬于西湖。我父亲非激烈之人，但素为梦姜信服。梦姜处家庭极厚，事继母孝，继母能画，其画常请我父亲题字，梦姜自己亦能画。辛亥在嘉兴参加革命的方青箱（於笥）、计仰先（宗型）皆新丰人，青箱系梦姜妹夫，仰先是我父亲学生。
我父亲在新丰时，嘉兴董政孚（定枢）先生有侄，少孤而又独子，从师屡不服教，送到竹林庙读书，态度骤变，家人归功我父亲，两家交谊益厚。我后来亦从政孚先生读书，与董氏诸姊妹均同学。
早在戊戌年（一八九八）之春，七外叔祖葛文濬，号慕川，在嘉兴办一学校，名曰“毓秀”，收亲友子弟入学，有中英文及数学功课，因政变而停止。侯官方雨亭先生来知秀水县，极力开地方风气，与慕川外叔祖商，筹设秀水学堂，是为嘉兴有公立学校之始。地方绅士都赞助，外叔祖母家高氏，岁认捐款。陶惺存（保霖）世丈在校任事，我父亲被聘为文史教习。秀水学堂在城内，吾家在城外，父亲每星期一清晨步行到校，星期六下午回家。他愿意住校，可与学生生活接近，认识其性情家况。有学生差一年功课，将辍学谋事以助家计，他往访学生之父劝说：“让儿子读书成功，有助于家计更大。”又往与另一热心同事商，共助此生完成学业。他曾陪送学生到杭州应考，在舟中提醒各人功课，某事重要，某处不可忽，催各人早睡定心。同行中之一人，在三十年后遇我，为历历道其事。
方雨亭先生在嘉兴，嘉兴人称之为“方秀水”，我后因膺白而识其令侄韵松（声涛）。癸丑（一九一三）之役失败，同志多亡命日本南洋间。一次，与韵松先生同船，他知我是嘉兴人，讲出其从江西事败逃亡，在浙江江山县被捕，意外得救的一段故事，与嘉兴很有关系。癸丑二次革命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夏，在江西湖口发难不到两月，各地失败。韵松在江西任旅长，事败，因长江搜查严密，不敢走水道，他绕道浙东，拟由陆路到杭州返沪。一路与护兵两人均易服称商人，遇盗，各剩衫裤随身，在江山县被捕。他自称姓施，福建人，在审问时，无意中露出某时代住过嘉兴。一日，县长邀与密谈，谓福建人某时代在嘉兴，“施”定系“方”之化名，说出自己与雨亭知县在嘉兴有素。留十日被释放，主仆三人出县署，有人追还一小包，谓系遗落之物，说无其事，定言有之。解开有洋三十元，义释而又追赠路费，“江山县”诚古道人，亦想见“方秀水”当年风谊。
秀水学堂在科举末期，集嘉兴城乡各处读书子弟，极一时之盛。不幸闹大风潮一次，倔强而优秀之分子，纷纷退学，其中不少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分子，而学校本身则锐气大减。堂舅葛湛侯（敬恩），时年十五，亦为退学者之一，他从秀水学堂出来，投考杭州武备学堂，遂习陆军。风潮起因为福音堂西人参观学校，误拉挂钟，学生闻声集合，以为无故鸣钟，有意侮辱，欲问责任。青年国家观念敏锐，积之已久，一触即发。学校执事本勤慎，拉钟之西人是一传道医生，对本地人有贡献，均不免为代罪之羊。
我父亲在秀水学堂的几年，每星期回家，是合家最快乐时期。他有两件嗜好，下围棋与喝绍兴酒。平日颇自克制，在家里则无日不饮，酒量甚大，但每饮以一壶为度，从下午喝到全家夜饭时。同街董政孚、沈驾山、张味秋诸先生，敖竹民（嘉熙）表兄，都是棋手酒友，往来无间。父亲故世时，政孚先生挽曰：“幸有诗书贻令子，不堪棋酒话当年”，棋酒确是实情。父亲饮酒，母亲必亲制其素喜之菜，红烧鳗鱼，清蒸黄鳝，常为吾家名菜。祖母在时，父亲必请同坐，祖母吃素，强求开荤，于是祖母先吃三口白饭，然后开荤，有时白天吃淡斋，晚上吃荤。无客而喝点酒以后，是查我功课时候。看课卷，若批语尚好，总说先生优容，母亲在旁添上几句“先生看父亲之面，其实不好”等语。看见不通，他并不责备，指出不通处，要我自己解释，说出我原来欲说的话；此比责备还窘，无法敷衍了事。我若说出，则曲意引我自己改正，是我所作而神气不同，我常先畏惧而后得意。
我后来，因见国文教师改卷多劳，改卷功夫数倍于上课功夫；学生则功课烦忙，只看批语分数而不看改笔，致通者自通，错者还错，曾屡向所识的国文教师建议，在讲堂改卷，每次提出一本，讨论修改，供全班观摩，余卷只批分数而不改。如此，国文教师节改卷之劳，而学生反多得实惠。惜因成例，事格难行。我这建议，系从父亲教我时得到的启示。
父亲被推为嘉兴劝学所总董，我已在天津读书，他任事仅数月而辞职。当时族兄阜升函告，父亲早出夜归，讨论兴革，几至舌敝唇焦。为节省以供教育经费，自己不支薪，不取夫马费。不得已而辞职时，对地方父老言：公家如此拮据，不能从中再支他一份薪，但家境要靠薪水维持，不能常此不支薪，只得求去。阜升以父亲的任事态度，与家里的艰难，勉励我用功。
我十三岁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最年长的同学比我母亲还大，最小的亦长我五岁以上。来宾参观，先生必呼我名答话。地方长官来训话，预拟的学生答辞亦交给我说。我变成不知高低，不识前途遥远一件样品。平常考试，我大概总在最优等。一次，我因抢先交卷，数学题未曾做完，数学我本来不佳，这次仅勉强及格。照章，功课一门或二门在某标准以下，虽总平均分数足够，仍不能列最优等。榜发，比我分数少的人在我前面。我写信给父亲，一半文过，一半牢骚，大责章程不合理。我的去信如火，父亲的回信如冰。他说，我的程度他很明白，名次不过与别人比较，他不以为意，他所在意者，我之责人重而责己轻，大失所望。父亲曾经批评我于恕道有亏，我读书好论是非长短，他说太刻，要吃亏。
北洋女师闹过一次大风潮，我不是起首，却是收场。风潮起因，是两个同学为庶务言语侮辱，众为不平，群起而哄。北洋女师为中国第一个官立女学校，不但膳宿免费，每月还有津贴。考最优等者每月有津贴十元，优等七元，中等五元，次等三元，不及格则无津贴，且须纳膳宿费。这个津贴数目实在不算小，因此大家用钱很松。学校有些执事不免意存轻视，看每月领钱近于领赏，然不敢得罪名列前茅的人。这两个同学年纪略高，功课时在挣扎之中，用钱不能不计较，与庶务发生口角。平心论之，我们抱不平，用不着全体卷铺盖以去就争，实在有点小题大做。后来大家明白过来，卷拢的铺盖一一搬开，留下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不下台，我们受了记大过开除处分。父亲在上海得到消息，不但未曾责我，且写信给我母亲，说明咎不在我，回家切勿责备。吾弟怡，号君怡，从旧纸堆中发现父亲当年家信，为我提起，因而得知。我父亲对我，竟是溺爱到了仗义。我从学校出来，未及回家，被两位仗义的同学，先后接到家里做客。在天津住周道如（砥）家里，周家伯母与嫂氏，直当我义士看待。在北京住董蕙青（文英）家里，陪我参观中国第一个农事试验场开幕典礼，当时名曰万牲园。道如、蕙青均年长于我十余岁，与我同毕业于女师简易科。后来学校收回成命，派我到保定任教，北京与保定两处，是我同班同学任教最多的地方。我在保定教书一学期，暑假南归，不拟再去，学校函电相促，我固辞，向父亲要求进修。父亲初斟酌费用，后看我年龄学问不堪为人师，加以母亲的赞成，许我谢绝年俸五六百元之教职，从家里拿钱再读书。
辛亥革命，我出校门先奔前方，而后回家报告，父亲毫不拦阻。知我所参加之事有募饷一项，郑重嘱勿经手款项，说经手款项是最宜小心的事。民国成立，他立即奉行阳历，废拜跪之礼。他一向没有过激烈的言论和行动，但他的出处甚为审慎。清末，满汉的鸿沟表面渐泯，驻防旗人不惜与地方士绅结交。曾有同里朱君传杭州驻防某君之意，请我父亲任监督，筹设学校，教授八旗子弟，待遇甚厚，他不假思索谢绝，事后告母亲，无意周旋丰沛健儿间。洪宪称帝，我正因母丧由美国回家，听父亲讨论时事，痛恶叛国，他随口举出当时梁任公《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文，及孙洪伊反对帝制的电报中警句，不稍误。他在病中，记忆力还同平日一样。
我和膺白的婚事，父亲踌躇久而始允，膺白写很长的信给父亲述其家况，请父亲曰：“后半世学问事业，视长者之一诺。”父亲初见膺白，觉其才太露。三妹性元问“膺白”二字如何解释，父亲说“膺”是胸膺，“白”是坦白。这些，我后来全都告诉了膺白。从此以后，他答人问大号，总说：“胸膺之膺，坦白之白。”亦终身黾勉“胸膺坦白”四个字。我和膺白结婚时，父亲给我们一对金质小型图章，镌有名字，二次革命后我们化名亡命，这对图章既有真名，且似饰物，为免各地海关查验，我与其他饰物一并变去。这件事，我常常后悔，惟与膺白始终志同道合、其坚如金，没有负父亲的期望。
我父亲最后的职务，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自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至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前后七载。他独力校印《资治通鉴》，后来参加编辑《辞源》。陆尔奎《辞源说略》中述缘起云：“戊申之春，遂决意编纂此书，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数十人，罗书十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我父亲是开始编辑的五六人中之一，我见过《辞源》预约样本上父亲的名字，亦见过他书桌上堆积的《辞源》废稿，他是连年埋头伏案的人。民国元年夏，我父亲忽患咯血，请假在家治病，犹念念不忘于《辞源》。母亲因医生之言，坚劝辞职，悉心休养，他深以亏一篑之功，久不肯决。书馆例，职员病假不支薪，他不是恋其职，而实系恋其事。其后，中华书局来聘我父亲，待遇倍之，商务亦送医药费来。他未应中华之聘，终辞商务之职，距《辞源》脱稿仅数月。这年冬《辞源》脱稿，商务书馆取其单辞先印《新字典》，高凤谦《新字典缘起》云：“戊申游广州，与陆君炜士谈辞书之关系，所论大洽……至今年而脱稿，命之曰辞源，又刺其单辞先付手民，命之曰新字典。”故《新字典》实由《辞源》而出，有《辞源》而后有《新字典》，后脱稿者先付印。不知何故，《新字典》上有我父亲名字，而《辞源》无之，他临病不忘工作者《辞源》，家人耳熟其名，《新字典》是副产品，他从未提及。吾弟君怡侍父亲病，熟悉经过，他见民四（一九一五）《辞源》出版，列名编校者五十余人，其中无父亲之名。至民五（一九一六）之秋父亲去世，他如无其事未提过一句话，亦不介一点意。父亲如此，儿女敬其意不敢问，然亦终存于心，不能忘记。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中华书局陆费伯鸿先生欲约君怡继其总经理职务，君怡谢未就。这机会，他请问当年《辞源》与《新字典》编纂情形，陆君说，两书盖二而一，我父亲均躬与其事。时值中华书局新成立，主持人即由商务出来，同业竞争与人事恩怨，陆君即是其人，他是嘉兴同乡，他说父亲系无故受中华之累。
民国三十三四年之间，一日夏尊先生来访我，话题谈到开明书局。夏先生是南屏女中同事中，年最长，最受钦佩的人，是开明发起人之一。谈到未来工作，他说：太平后拟编一辞书，为中学青年参考用。他随口举例曰：譬如我的姓“沈”字，名词如何读，如何用，动词如何读，如何用，各造句为例，并邀我合作。我闻言答曰：我原是一个编过辞书者的后人，我有一个心愿，蒙不弃，必执鞭以随后。抗战胜利不久，夏先生病故，时事亦大变，我这点心愿不再有附丽的地方。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