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吃过爆米花了。那天黄昏下班回家，忽然发现离家不远的街道拐角处风箱轻动，炉火灼红，一种久违的香气随风入鼻。
爆米花！在心底惊喜地叫了一声。慌慌地回到家，量好米，飞也似地跑了出去。
“多少钱一炉啊老师傅？”一块。放糖外加两毛。”
“贵了。”我似乎很懂行地说。其实我知道这并不贵，纵使涨涨价也是应该的，毕竟不是五分钱一个烧併的年代了。我不过是想开个玩笑。在一群肌叽喳喳的小孩子们中间，被火焰温暖地熏染着，心情十分欣悦。
“贵？”老人边拉风箱边笑道，“你可知道现在米是什么价？面是什么价？炭又是什么价？”
“不知道。”我老实承认。
“你个学生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咋会知道？”他叹口气，“不比往日了！”
我还像个学生娃？不由地打量了一下自己。或许真是呢。留个“四边齐”的学生头，穿着一身厚厚的运动装，再配个苹果似的圆脸，往人前一蹲，不像个学生像什么？想到自己还能有幸滥竽充数到学生的行列里，心中涌起的竟然是一种夹杂着感伤的得意和窃喜。
“喂，别正对着炉子，也别离火那么近。”老人说。
“怎么了？”
“不怎么？”
“是不是怕……”
“啥也不怕。”老人打断了我的话。我忽然明白了：他是不愿意我说出那一种不吉利的假设。正如渔民不言船翻一样，各行都有各行的忌语。这是个有趣的善良的习俗。
我顺从地靠到了一边。
一炉熟了。老人站起来，把炉头伸进长布袋里——要爆炉了。以前我总是很怕听爆炉的声音，可今天我忽然起了聆听这种声音的兴趣：酝酿了这么长时间的火力与热能，那些滚烫的种子在这一瞬间会舒展出怎样的足音？
轰！
似乎被很深地震了一下。随即响起了老人的笑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孩子们像过年捡爆竹一样兴高采烈地捡着落到炉外的米花。我也很开心地笑着，十分高兴，没有理由的一种高兴。
轮到我了。老人边拉风箱边和上一炉的人家算账。那人非要他少算两毛，老人不同意。那人牵牵扯扯地僵持着，我递上两角钱，那人和老人都怪怪地看着我。片刻之后，那人转身走了。老人默默地把钱收起来。
我继续蹲在孩子们中间看他拉风箱转炉柄。他的动作矫健而轻盈，如一支醉人的舞。火焰温暧地沁晕着他满是皱纹的面容，如夕阳映照着的沧桑的江河。
又享受了一下“轰”的声音，我的一炉也熟了。把米花给孩子们每人分了一把，付了钱，老人却执意要退两毛。“我不能让你吃亏。”他说。我告诉他那人是我的亲戚，替亲戚垫两角钱也是应该的。他笑道：“我不信。要是亲戚咋连个招呼都不打？还不如我们两个外人熟络呢。你为啥要替他出这两毛钱？为啥？”
我在老人亲切而嗔怪的质问声中渐渐远去，不时深深地把脸俯向篮中，去嗅爆米花那甜热的芳香。为什么？什么也不为。似乎也为很多。也许是为了让老人也感知到一些城里人的诚朴，也许是想让那个城里人意识到自己无聊的精明，也许只是为了我自己——我实在不愿意让那无关的两角钱破坏掉爆米花带给我的美好氛围。要知道，我巳经很久没有像孩子一样为某件事物而如此纯粹地快乐过了。
忽然又想起了一种糖——那是一种薄荷糖。第一次见到那种糖，是在沈阳。绿色的包装纸清新悦目，糖形像是玩具汽车上的小轮胎，含到口中麻爽甘凉，让人迷醉。这种糖价格不菲，但是因为喜欢，所以也就毫不吝惜地一包包买了下来，从沈阳一直吃到了北京，又从北京一路吃回了河南。_次，在家乡的商店里也发现了这种糖，价钱居然低得惊人。尝了尝，口感也很好。但是心里还是有点灰落落的，吃糖的兴致莫名其妙地消减了许多。其实并不是痛惜以前吃的亏，更不是沈阳的月亮比中原的圆。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也不大清楚。这会儿捧着这篮爆米花方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它价格太低，低得好像配不上它带给我的快乐似的。
不禁为自己羞愧起来。从几时起，我染上了贵人们的通病，学会了用金钱的多寡来测量生活情趣的浓淡？从几时起，我开始怠慢和轻视这种俭朴的幸福和简单的快乐？范仲淹曾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物的态度正是心灵境界的一种折射。在一双清正、纯善、健康、宽容的眼睛里，一包薄荷糖和一篮爆米花不比石子泥土更华贵，也不比钻石碧玉更卑微。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廉价的只有那些低俗的尺度和标准。而发自内心的幸福与快乐如同那些卓越的思想和灵魂一样，是无价奇珍。遗憾的是，在这个商品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巳经习惯把快乐的绳索穿到铜板的方孔中，然后背着链锁般的负荷如蜗牛般爬行。
似乎是文明的可悲，也是文明的可怕。
在爆米花的芳香里，我开始一丝丝地找寻自己早已淡远的那种心香。
提着这篮轻轻的爆米花，忽然觉得不堪承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