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她是后悔随便把电话留给了一个卖盘的，便从兜里摸出来给她，以为她会撕掉，她却说：“还没告诉你我的名字呢。”然后在纸上签了一个龙飞凤舞的名字，我看了半天怎么琢磨都不像汉字，以为她是哪个国家来的汉语说得不错的留学生，便问：“你中文名字叫什么？”
她指了指纸上那两个偏旁部首盘根错节的文字说：“我不是外国人，就一个名字。”
我又看了看，根本看不出笔画，又问：“你写的这个念字吗？”
她不屑地说：“你没上过小学吧，这两个字都不认识。”
我说：“大学念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这两个字。”我就有大学毕业证，但确实不认识。
她说：“乔巧。”
“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没想到你文化不高，耳朵也背，乔巧！”她冲着我耳朵大喊了一声，然后走了。
我抠了抠耳朵，没发现里面有什么部件被震掉，便放心地“哦”了一声，心说：这两个字居然能写成那样，小学一定没天天向上！
8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突然觉得特像一个人，周舟。
记得初次和周舟相遇的那年冬天，我踢球打碎了她的暖壶，就把自己的暖壶打满水拿给她，她拎着我的暖壶款款而去，婀娜的背影将我深深吸引。四年后这个身影在我身边消失了，现在又过了三年，它再次浮现在我眼前，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让我心潮澎湃……
乔巧走出我的视力范围，我一扭头，看见那边的井盖还没有盖上，也不知道卖盘的那哥们儿还出得来不。
我走过去，低头往里看了看，黑咕隆咚的，喊了一声：“有吗？找不着就出来吧。”
地道里飘来声音：“我忘了是不是放这个井下了，你要不着急就等会儿，我去前面那口井看看。”
我说：“算了，不要了，你刚才好像说过有考研政治，我来一套。”
卖盘的又在下面摸索了一番，然后来到井口，把盘递给我，说：“拉我一把。”
我接过盘，琢磨着拉不拉他，反正盘已经在我手里了，我现在拿着盘就跑的话，他一点儿辙没有，我甚至可以落井下石，把井盖给盖上，这样他肯定就追不上了，但那是国民党反动派惯用的伎俩，我身为社会主义公民怎能如此卑鄙，于是伸出友爱之手，让他重见光明，还如数交付了盘钱，价都忘了砍。
9
我决定把盘给乔巧送过去，理由有三。第一，她已经知道我的电话，与其被找上门来，不如主动送上门去，正应了足球场上的那句话：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第二，她面临毕业，现在做出考研的决定，和我三年前毕业时的迷茫相比，她能给自己找准方向，难能可贵，我应该帮她实现目标；第三，我也没考虑那么多，从小学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学时又从武侠书里悟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精神，可惜社会安定团结，机会不多，为了刀不锈在套里，甚至预先在路上制造不平，好能多拔几次刀，到了大学听过几次劳模和人大代表们感人肺腑的讲座，领悟到助人为乐自己也快乐的生活真谛。现在机会来了，我没有理由放过，更何况乔巧是个长相出众虽然话有点儿多但还不算让人讨厌的女孩。
既然把我当成卖盘的，我就顺水推舟，继续当卖盘的，去学校找她。
再次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一种莫名的失落油然而生。毕业的时候，我曾设想，若干年后，衣锦还校，荣归故里，昂首挺胸，健步走在红地毯上，师生分列两旁，手持鲜花，摇旗呐喊，嘴里呼唤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某些老师因为当年考试给我不及格，而羞于见我，躲在办公室里独自伤感，后悔当年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人，要不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曾当过他的老师。食堂的大师傅则骄傲地说：他是吃我做的饭长大的。澡堂打扫卫生的老大爷也会自豪地说：他是我看着光着屁股长大的。为了对母校的养育之恩表示感谢，我每年给学校一笔钱，设立以我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专门颁发给每次考试后几名的学生，以奖励他们在“风声雨声读书声”的环境里独树一帜。我还要投资建设新教学楼，每层设立吸烟室，为广大烟民学生服务，让他们不再抱怨：抽个烟怎么就那么难啊！考试作弊和谈女朋友都偷偷摸摸也就罢了，别连抽根烟也躲躲藏藏，非往厕所跑，吸进肺里的不仅有尼古丁，还有屎尿的臊臭，如果只是自己同胞的倒也没什么，可是还有留学生的，这让自尊心强烈的国人很难接受。记得为了让我们养成不在池外便溺和上完及时冲水的习惯，中学化学课上，老师曾特意分析过厕所里气体的成分，它的组成极其复杂，浓度高时具有刺激性气味，甚至使人睁不开眼，严重时将导致双目失明，因此班里许多戴眼镜的同学都将视力不好归结到那些完了事儿不冲水的同学身上，说他们毁坏他人器官。在厕所抽烟，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我不能见死不救，佛家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学校还是三年前的样子，以前门口的大钟比北京时间晚了十几分钟，弄得我上课的时候经常迟到，食堂也以那个时间为准，该开饭不开，把好些学生饿出了胃溃疡，致使校医院的胃药脱销。现在那个大钟已经不走了，时针停在9的位置，开始有人把被子搭在上面晒；分针停在3的位置，分量轻的学生能吊在上面做引体向上；秒针停在6的位置，上面贴满小广告：办证、代考四六级、寻异性合租、出售线性代数试题……
我给乔巧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到学校了。她让我到女生楼门口等，她五分钟后出来。
趁这工夫儿，我到教学楼转了一圈，内部环境没有丝毫改善，连贴在橱窗里的学生考试成绩都和我们当年的差不多，像普通物理、高等数学等科目，全班近三分之一的人姓名后面写着“缺考”，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只考了二三十分，如果不是因为个别同学考到九十分，我还以为考试改革了，满分不是一百了。如今的学生正重复着我们当年的老路，几年后又将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一批又一批的潦倒青年，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困境。
教学楼下停了几辆汽车，基本上都是夏利、富康、捷达，一看就知道它们的主人是教文化课的老师。在学校里开好车的，只有体育老师，体育组门口停的就是丰田霸道、三菱帕杰罗、大切诺基什么的。体育老师虽然四肢发达，头脑也不简单，除了给学生上课，还知道在外面搞副业，肌肉发达的去健身俱乐部当教练，身材好的到模特公司走台，不怕被骂黑哨的去当足球裁判，一点儿本事没有的，就坐在操场门口收钱，校外人员来这里踢球必须掏十块钱才能进，收了钱还不开票。至于钱是留作操场的建设，还是流入他们的口袋，看看操场上破烂的球门和老师们豪华的汽车，便能得出答案。
离开教学楼，我来到女生楼前的小花园。这里曾是我每天必经之地，白天等待周舟从里面出来，晚上依依不舍地把她送进去。第一次在这里等周舟的时候，还有些紧张，后来便如履平地。
女生宿舍是不许男生进入的，但我依然有办法在楼长的监视下堂而皇之地进去。先刮掉胡子，让下巴和上唇一尘不染，再给嘴上涂上口红，越艳越好，然后去食堂的后厨抓把面粉抹在脸上，给皮肤制造出白皙的效果，如果用化妆品掩饰，至少需要半瓶，所以还是面粉实惠。那时候我头发长，可以梳一个小辫，如果散开，能在头上别一朵花。上身无须太多装扮，用不着去食堂买两个馒头放在胸前，因为平胸的女孩并不少，只要穿一件高领的衣服，挡住喉结就行。下身不能穿裙子，那样的话还得刮掉腿毛，除非套上一层黑色无网眼的丝袜，一些搞视觉艺术的男艺术家这样干过，我对此兴趣不大，只穿一条细腿牛仔裤，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小点儿，腿往中间收，屁股一扭一扭，便可以蒙混过关。有时会和楼长撞个正着，这时做贼不能心虚，要和楼长点头微笑打招呼，像回自己宿舍那样自然，但千万不要聊天，一说话声音就暴露了。走在楼道里，即使看到衣着暴露的女生也不要过多观察，那样的话就会引起他人怀疑，最好像看到男生一样，视而不见，把激动藏在心里。每次进了周舟宿舍后的第一件事情通常都是，周舟去水房打一盆清水，让我先洗去脸上的面粉和胭脂。有一次我出去的时候，楼长正和人在楼前聊天，她看了我一眼，我走远后听到她说：那姑娘的脚真大，鞋得穿四三的。我在心里暗自说道：楼长，你眼力可真准，但是你没有看出我不是姑娘。后来得知，当楼长以前，她曾在马路上给人修过鞋。
我进周舟宿舍后基本没遇到过危险，而周舟进我宿舍，就总出事儿。
一个周末，宿舍没人，我刚把周舟带进来，就听见有人敲门，我没理会，但敲门人在外面喊道：“开门，我知道里面有人。”可能是我刚才进屋的时候让他听到动静。敲门的是隔壁宿舍的，刚刚入党，是班里的积极分子，爱在老师面前表现，还和楼长走得挺近，如果让他知道周舟在我宿舍，说不定会大义灭亲。我赶紧让周舟躲在被子里藏好，别出声，我去应付。
我把门打开一条缝，问什么事儿。他一侧身挤了进来，说：“在你这看会儿球，我们屋的不清楚。”说着就直奔电视，拨到中央五，搬了把凳子放在电视前，津津有味地看起德甲，竟然没发现屋里除了我俩外，还躺着一个大活人。平时他也经常来我们宿舍看球，从来没撵过他，如果这次不让他看，加上我刚才开门磨磨蹭蹭，必会引起怀疑，党员一旦严肃认真起来，可不好惹，我只好忍气吞声，坐立不安地陪他看球，时不时起来走两步，来到床前，趁他不注意，把被子掀起一条缝，让周舟透透气，然后再回到电视机前，看着主裁判手里的哨子，盼着他早点儿吹出两短一长的声音。
三十分钟后，球终于结束了。我替周舟长出一口气，幸好积极分子是下半场进来的，如果上半场进来，真不知道周舟还能不能挺住。这时积极分子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我出去上趟厕所，一会儿听听黄老师评球。”他刚出门，我就听到周舟撩开被子说了一句：“这人真讨厌！”我让周舟先喘几口气，一会儿还得忍几分钟，万幸的是，评球的不是韩老师，要不周舟还得憋半场球的时间，万一韩老师又说出经典语录，周舟在被窝里忍不住笑出声，可就前功尽弃了。相比之下，还是让黄老师解说好，虽然他爱嚷嚷，但有一个好处——节省精力，遇到无聊的比赛尽管开着电视放心去睡，大可不必担心错过精彩之处，凡有激动人心的场面，必会被他喊醒，如果有心脏病，最好看前吃两片硝酸甘油，即使这样，也总比拿本字典坐在电视机前，听韩老师说“三十公里一脚远射”好，他的每一句话，都让人怀疑自己词语的准确性和是否真正掌握了汉语语法。韩老师不适合在电视台当解说员，应该去文工团说相声。
周舟撩开被子说她在里面待够了，然后下了地，我说你干什么，快回去，一会儿积极分子就回来了，周舟不听，径直来到电视前，调乱频道，又拔了信号线，才钻回被窝，蒙住被子之前又说了一句话：“让他再看！”积极分子回来了，见电视没了图像，打开屏幕下方的盖就要调。我说算了，别看了，就这么着吧。他说，不行，不看可以，但一定要帮我们宿舍把台调出来，不能白看一场球。我说不用了，明天再说。他说今天的事情不能放到明天去做，调了七八分钟，还是一个台也没有，这时一个电话找他，他这才盖上盖，回自己屋接电话去了。
我撞上门，掀开周舟的被窝说：“你要让他看完评球，说不定他早就走了。”周舟下了地，把电视接上信号线，说：“还学工科的呢，电视都不会调。”然后鼓捣了几下，突然又有了图像，黄老师还在电视里侃侃而谈。我立即拔掉电视插头，希望隔壁没有听到声音，然后站在门后等待了半分钟，确定没有人过来敲门后，悬着的心才沉了下来。
还有一年冬天的周末，我把周舟领进宿舍，俩人正在屋里小声看VCD，听见对门宿舍的人在楼道高喊：“打牌了，打牌了，一缺三。”话音未落，从附近宿舍蹿出两个人，凑一桌还差一个。这时他们看见我宿舍门上方的窗户发出忽明忽暗的光线，认定屋里有人，便来敲门，我在里面任他们怎么敲就是不开。对门宿舍的哥们儿在门外说了一句话：“邱飞这个鸟人，肯定又把媳妇带进来了！”
人凑不齐，牌桌便没支起来，大家散去，各回宿舍。不知过了多久，忽听楼道有人大喝一声：“嘿，干什么呢！”
这时我宿舍门外传来椅子倒塌的声音，有人应声落地。我出去一看，见刚才找人打牌的那哥们儿正躺在地上，两把倒下的椅子压在他的身上。我问他在门外鬼鬼祟祟的干什么，他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说，没事儿，看看你在里面干什么呢。然后一瘸一拐地将两把椅子搬回宿舍。以前我以为撞上门再把床头的窗帘挂上就没人能看见了，现在看来，要想不让人知道屋里发生了什么，凡是缝隙和无论高矮的玻璃窗，都必须给堵住。
那哥们儿回到宿舍后，觉得屁股疼痛难忍，得给自己补补，就去超市买了两斤羊的后臀尖，切片儿，又买了一瓶二锅头和半棵大白菜，带回宿舍吃火锅。
一切准备就绪，调好料，他给自己倒了一杯二锅头，插上电火锅，坐在桌前看着尚未解冻的羊肉，咽了一口唾沫，等着水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