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出子路在孔子的教导下这官做得相当好，勤政爱民，把蒲这个地方治理得杠杠的。做官要像子路那样，有权不任性，加强自我管理，勤政爱民，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
3.民风教化是件大事
子适卫，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论语·子路》)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赶车。俩人一边坐车一边聊。
孔子一边看一边说：“人真多啊！”
冉有若有所思，给孔老师抛出了一个问题：“人口既然很多了，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孔子说：“使他们富有起来啊！”
冉有又抛出了一个问题：“富了之后，又该怎么做呢？”
孔子回答：“教化他们。”
孔老师喜欢讨论问题。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孔老师既喜欢自己设置问题，也喜欢学生提出问题。可以设想，这师徒二人，一边坐在马车或者牛车上，一边讨论问题，该是一幅多么有趣的画面啊！
在孔子看来，治理一个国家，首先要使这个国家的人口多起来。人口多非常重要，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不是万里长城、金字塔和玛雅遗址，不是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甚至不是语言和民俗习惯，而是人本身。因为所有的文明形式都是人创造的，也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传承一种文明的最重要的方式是让浸润在这种文明中的人得以存活并兴旺。
当然仅仅人多是不行的，如果大家都过得非常苦，那就是一群穷哈哈。作为从政者一定要考虑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带领老百姓走出贫穷落后的困境。富起来之后要教化老百姓，要让他们有文化、有学识，成为高素质的人才。
孔子的这一观点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庶富后教，也就是鼓励生育——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其实，这三者是并行不悖的，并不是说人口要很多了之后才开始发展经济，经济条件很好了之后才发展文化教育。这三者需要同时进行的，只是不同时间段侧重点有所不同。在还没有多少人口时，当然要大力发展人口；人逐步多起来之后，就要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要让这些人很好地生存下来，过上体面的生活；当生活好起来之后，人的文化教育需要就会很迫切，此时政府的重心自然应该放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上，就是民风教化的问题，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也就是民风教化以什么为抓手呢？这可是我们今天社会发展阶段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子贡已经帮我们问过孔老师了，孔子回答很明确：建立社会信用是强有力的抓手。
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子贡请教孔子当一个好官该做些什么。
孔子说得很明确：“抓好三件事：粮食生产、军队建设和建立社会信用。这三件事办好了就行了。”
子贡开始给老师出难题了：“如果迫不得已要有所舍弃，这三件事先舍弃哪一件呢？”
孔子肯定地回答：“军队建设。”
子贡继续出难题，让老师在粮食生产和讲信用之间选择：“如果迫不得已，还要舍弃一件事，还舍弃哪一件呢？”
孔子说：“那就舍弃粮食生产吧。人固有一死，但如果没有社会信用，整个国家是立不住的。”
这里的社会信用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政府信用，政府能够取信于民；二是民众的信用，每个人是一个守信的个体，整个社会是一个讲信用的共同体。在孔子看来，一个国家存在必须具备三大基本条件：国民的温饱、国家的军事力量和社会信用。如果要给三个基本条件来一个排序的话，排在第一位的是社会信用，第二位是国民的温饱，第三位是军事力量。
当然，这个说法与我们熟知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些区别，历史唯物主义是把社会的物质生产放在第一位。试问如果民众都要饿死了，还会讲什么社会信用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结论。孔子这里说的情况，实际上是极端情况下的迫不得已，而且这里的舍弃是指有条件地放弃，起码还是得保证民众能活着。孔子这里只不过是强调信用的重要，因为人与人之间如果连起码信用都没有，社会上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连动物都不如，没有道德和文明可言。
孔子在那个时代，就指出了精神文明的第一抓手就是信用体系建设。今天许多问题也启发我们思考：如果不从信用入手来实实在在地建设精神文明，那么喊多少冠冕堂皇的口号，讲多少气贯山河的大概念，进行多少灌输式的教育，社会道德依然会滑落下去。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抓住了关键中的关键，那么我们是否该认真思考一下？
孔子关于民生教化的思想还有很多，比如前面讲到的正名、礼仪等内容。孔子在民风教化上的主张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德政。关于为什么要使用德政，我们来看看孔子的两句经典表述：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孔子认为，当政者要以德治国，德治就像北极星那样，泰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众多的星星都环绕着它。如果用政令来管理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百姓只求免于犯罪，却对犯罪没有耻辱感；而用道德去教化老百姓，用礼仪去约束他们，老百姓就会有犯罪的羞耻感，进行自我约束。
现在有的主张依法治国的人，并不认可以德治国。其实这种观点是偏颇的。的确，不能用以德治国代替依法治国，而且孔子也没有说不能用刑罚。但是，孔子说你要让人们对犯罪有羞耻感，让他们懂得自我约束。羞耻感和自我约束，并不都是法律可以培养起来的，因此要靠道德来引导，需要这方面相应的规范、仪轨。在当今强调依法治国时代，法律无疑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依据和凭借，是政府和公民行为的硬性框架，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法律为何而来？法律是为了公平正义而设立的，而公平正义本身就是道德概念，道德的根本要求是法律的原始依据。也就是说，法律和道德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另外，法律也无法替代道德。一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不能都靠公检法来协调解决。要想社会有序、协调运行，人与人之间还需要自动的、柔性的调节剂，需要内化于心的道德规则来调适。因此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讲，肯定离不开以德治国。如果道德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总比用刑罚强，也总比动辄起诉要好吧？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学一点中庸之道，兼取两者之长为好。
4.学会尊重与协作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
孔子说：“郑国制定的法令，由大夫裨谌(音必晨)来起草，接着大夫世叔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外交官子羽加以修饰，最后由来自东里的子产润色完成。”政治工作是一个由公务员集体合作完成的工作，一项政治工作的出色完成一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单打独斗的结果，所以当官要学会相互尊重与协作。
我们知道孔子是做过大官的，他做的官是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他的工作就是审理各种案件，教化民风。春秋时期的孔子做工作就有民主的作风，充分发挥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才智，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孔子家语·好生》里记载：
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孔子家语·好生》)
孔子在审理案件时都会邀请很多人参与讨论，开研讨会，向他们咨询该怎么处理这个案件。孔子往往会问其他同事：“您觉得这样处理怎么样呢？某某人的意见又是什么呢？”大家都充分发表意见后，孔子经过权衡之后说：“我觉得某某的意见不错，按照他的建议做应该是不会错的。”
看看，咱们的孔老师当起官来可不是乾纲独断啊！而且，孔子认为要把工作做好，不仅要尊重同事的意见、与同事们精诚协作，还要尊重每一个老百姓的意见，给他们表达的渠道和空间，倾听他们的心声，从而在与老百姓的互动中做好服务老百姓的工作。孔子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他对“子产不毁乡校”的点评中看出来。
《孔子家语·正论解》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设有乡校，也就是地方学校。文人和老百姓在这里聚集起来，乡校里面的人容易经常议论和批评朝政。郑国的一个大夫就想废除乡校，免得他们在乡校里胡言乱语，郑国当时的执政大夫子产表示反对。子产说：“何必要废除乡校呢？人们工作忙完了来这里聊聊天、唠唠嗑，评价一下咱们的所作所为不是挺好嘛。他们认为什么是应该做的，我们就去做；他们认为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就改正。我听说过用忠言来减少怨恨的，没听说过通过树立权威来防止怨恨的。防止怨恨就像防止水患一样，如果洪水大量聚集而造成决堤，灾祸就严重了，就没法挽救了。与堵塞水流相比，不如把水放掉并加以疏导；与反对人们议论时政相比，不如听取这些言论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