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国文学史上有两位著名的仲马：一位是本书和《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大仲马（1802—1870）。同欧仁·苏一样，大仲马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中另一个类型的杰出作家，他在当时报刊连载通俗小说的高潮中，用浪漫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创作了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处处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把这种文学体裁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新境界。另一位是《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1824—1895），他是法国戏剧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期间的重要作家；他是大仲马的私生子，当他把小说《茶花女》改编成剧本首演成功时，曾电告其父：“就像当初我看到你的一部作品首演时获得的成功一样。”大仲马回电道：“亲爱的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
这里且说大仲马。一八〇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大仲马诞生于法国北部的维莱科特雷镇。他的父亲曾是拿破仑手下的陆军少将，母亲是科特雷镇上一家旅馆的老板的女儿。大仲马才四岁，父亲就离开了人间，因此他在幼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始终生活在穷困之中。大仲马的母亲希望儿子能学得一技之长，节衣缩食为他请了小提琴教师，但他学不下去；后来母亲又要他去神学院就职，他也安不下心来。然而他是个有天赋的孩子，而且有他自己的抱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撞球店老板赌输赢，结果赢了九十法郎，他把这笔钱用作到巴黎去的旅费，开始了他的新生涯。到巴黎以后，他凭借父亲的人事关系，在奥尔良公爵的私人秘书处寻到了个抄抄写写的差事。与此同时，他狂吞乱咽般地大量读书，广泛涉猎了文学、历史、哲学和自然科学等知识领域，为日后的多产创作奠定了基础。看了伦敦的剧团在巴黎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以后，他激动不已地感到“精神上受到强烈的震动”。他花了五个星期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克里斯蒂娜》，而且得到了内行人的好评。但由于一个演惯了古典主义剧目的名演员的阻挠，剧本未能如期上演。现在我们熟知的《亨利三世及其宫廷》，是大仲马写的第二个剧本。这个剧本之所以负有盛名，一则由于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卓越的才华，二则由于它是法国第一部突破古典主义传统的浪漫主义戏剧。经过很有戏剧性的一番周折以后，这个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剧本终于在古典主义固守的堡垒——法兰西剧院上演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它上演的时间，比雨果的《欧那尼》还早一年，不仅开创了历史剧这个新的文学领域，而且体现了一些浪漫主义戏剧的创作原则，这正是大仲马在法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功绩。
一八〇三年七月，大仲马投入了推翻波旁王朝的战斗，不仅参加巷战，而且独自把三千五百公斤炸药从尚松运到巴黎，奥尔良公爵接见了他。前者不久成了国王，但并未采纳他的建议，还嘲笑他道：“把政治这个行当留给国王和部长们吧，你是一个诗人，还是去做你的诗吧！”后来他参加了以共和观点著称的炮兵部队，并在历史剧《拿破仑·波拿巴》的序言中公开了他与国王的分歧。这下他就闯下了大祸，因此被指控为共和主义者，于是被逼经常到瑞士、意大利等地去旅行，看来他不光是到国外去游山玩水，其中也还有着“避风头”的苦衷。但他毕竟是带着戏剧家的心和眼睛踏上旅途的，一路上难免会有意识地观察风俗人情，收集奇闻轶事，甚至深更半夜也会到教堂里去听故事。凡此都在有意无意之间为日后的小说创作作了充分的准备。
三十年代初，法国报刊大量增加，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往往开辟文学专栏，连载的通俗小说便应运而生。大仲马是喜欢司各特的。他仔细钻研了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及其特色后，便运用自己编织故事的神妙技巧和丰富充沛的想象力，从历史上取材，写了不少通俗而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在报刊上连载，成为当时法国首屈一指的通俗小说专栏作家。一八四四年，《三个火枪手》的巨大成功，已为他奠定了历史小说家的声誉；一八四五年秋开始在《辩论报》上连载的《基督山伯爵》又轰动了整个巴黎。稿费源源而来，他这时真可以说得上是富埒王侯了。一八四八年，他竟然耗资几十万法郎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并把它命名为“基督山城堡”。
大仲马巨大的工作热情和毅力，超乎常人的充沛精力，也许同他祖传的优异体质不无关系。他热爱写作，而且写作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文思如涌，一泻千里。大仲马成名后，在创作过程中经常有一些合作者，他们有的为大仲马查找文献资料，有的向大仲马提供故事的雏形，有的甚至与大仲马共同执笔，参与初稿的写作，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下，主骨和灵魂总是大仲马。在这一点上，一直有人对大仲马颇多微词，讥讽他是“写作工厂”的老板。但大仲马是很坦然的，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莎士比亚也是借用了别人作品的主题进行创作的，难道他就不是伟大的作家了吗？瞧我的这只手吧，这就是我的工厂。”
大仲马生性落拓不羁，爱开玩笑，他的一生也像他的作品一样充满着传奇色彩。譬如说，有一回他在俄国旅行时，有个年轻人要求做他的仆役。大仲马不仅一口应允，而且还写了一份由他签署的“护照”给他，并附了张纸条，申明这个年轻人沿途的一应花销都可将账单径寄巴黎，由他付账。结果，这个年轻人果然一路通行无阻地到了巴黎。
还有一次，大仲马到西班牙去旅行，一个海关职员要检查他的行李。这时，旁边不知是谁说了句：“你要检查大仲马先生的行李？”那个职员一听，忙不迭地赶快放行，一边嘴里还喃喃地说：“原来是三剑客先生！”得知大仲马来访，西班牙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像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般地欢迎他。面对这动人的情景，就连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的小仲马也觉得这次随父亲去西班牙是“不虚此行”。
大仲马虽然天生有强健的体魄，但由于长年超负荷工作，再加上生活放荡，他的精力消耗太大，所以到一八六七年，他就经常头晕目眩，无力再从事文学创作。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大仲马卧床不起，五日晚上，他死在女儿的怀里，时年六十八岁。维克多·雨果得知噩耗后，说了下面这段话：“他就像夏天的雷阵雨那样爽快，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他是浓云，是雷鸣，是闪电，但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像大旱中的甘霖那般温和，为人宽厚。”
大仲马作为十九世纪最多产而且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他的文学作品到底有多少呢？很难说出一个确切可靠的数字。众多研究大仲马的专家的统计结果很不一致。最保守的统计，是戏剧九十部，小说一百五十部（计三百本）。最著名的戏剧除《亨利三世及其宫廷》（1829）以外，还有《安东尼》（1831）和《拿破仑·波拿巴》（1831）。最著名的小说除《基督山伯爵》外还有：描写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四时期的达达尼昂三部曲，即《三个火枪手》（1844）、《二十年后》（1845）和《布拉热洛纳子爵》（1848—1850）；描写“三亨利之战”的三部曲，即《玛戈王后》（1845）、《蒙梭罗夫人》（1846）和《四十五卫士》（1848）；以及描写法国君主政体瓦解的一系列小说，如《约瑟·巴尔萨莫》（1846—1848）、《王后的项链》（1849—1850）、《红房子骑士》（1846）、《昂热·皮都》（1853）和《夏尔尼伯爵夫人》（1853）。而其中影响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当然首推《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
二
从一八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起，巴黎的《辩论报》上开始连载《基督山伯爵》。小说马上就引起了轰动，如痴如狂的读者从四面八方写信到报馆，打听主人公以后的遭遇；被好奇心撩拨得按捺不住的读者，甚至赶到印刷厂去“买通”印刷工人，为的是能对次日见报的故事先睹为快。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能产生这样的“轰动效应”，而且其生命力竟能如此顽强，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受到全世界亿万读者的喜爱，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话得从一八四二年说起。欧仁·苏的社会风俗小说《巴黎的秘密》在报纸上连载后一炮打响，于是出版商约请大仲马也以巴黎为背景写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大仲马接受约请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搜集素材。他在巴黎警署退休的档案保管员珀歇写的回忆录里，发现了一份案情记录，它记述了拿破仑专政时代一个年轻鞋匠皮科的报仇故事，说的是巴黎一家咖啡馆的老板卢比昂和他的三个邻居，出于嫉妒跟刚订了婚的鞋匠皮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诬告他是英国间谍。不料皮科当即被捕入狱，从此音讯杳然。七年后他出了狱；由于同狱的一位意大利神职人员在临终前把遗产留给了他，他出狱后就变得很富有了。但他得知当年的未婚妻早已嫁给了卢比昂，于是就乔装化名进入卢比昂的咖啡馆帮工，先后杀死那三个邻居中的两人，并用了十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把卢比昂弄得家破人亡。但最后他在手刃卢比昂时，当场被那第三个邻居结果了性命。
大仲马敏锐地觉察到，“在这只其貌不扬的牡蛎里，有一颗有待打磨的珍珠”。他根据这个素材，构思了一个复仇故事的轮廓。然后，他又听取了在创作上和他多年合作的助手马凯的一些很有见地的建议，决定花大量的篇幅去写“主人公同那位美貌姑娘的爱情，那些小人对他的出卖，以及他同那位意大利神职人员一起度过的七年狱中生活”这些引人入胜的情节。鞋匠皮科在小说中成了水手唐泰斯，故事的背景也改在了风光绮丽的马赛港。大仲马不愿意让小说中的冤狱发生在拿破仑的第一帝国时代，于是把故事的时间往后挪到了王朝复辟时代，让唐泰斯成了波旁王朝的冤狱的受害者。皮科的那几个仇人，则从市井平民变成了七月王朝政界、金融界和司法界的显要人物。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大仲马去了马赛，重游了加泰罗尼亚渔村和伊夫堡。大仲马的脑海里，酝酿着一幕幕场景：少年得志的唐泰斯远航归来，与美丽的加泰罗尼亚姑娘梅尔塞苔丝举行订婚仪式；船上的会计唐格拉尔和姑娘的堂兄费尔南（即后来的德·莫尔塞夫伯爵）串通一气，写信向警方告密，诬陷唐泰斯是拿破仑党人；当时也在场的裁缝卡德鲁斯曾想阻止他们这样做，但终因喝得酩酊大醉而不省人事；在喜庆的订婚宴席上，宪兵突然闯进来带走了唐泰斯；代理检察官维尔福为了严守父亲的秘密，维护自身的利益，昧着良心给无辜的唐泰斯定了罪，把他关进伊夫堡阴森的地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