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或以巨硕或以威武醒目，名碑或以撰文或以书法赫然。以撰文流传者，民国以来著名者有三，一为陈寅恪先生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一为冯友兰先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一为胡适先生的《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
1927年6月，王国维在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后，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两年后，清华大学请同为“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我当时是清华国学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碑文不长：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53年，中央决定任命陈寅恪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派陈的学生汪篯送信给当时任教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12月1日，陈口述了声明式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特别对纪念碑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句做了解释：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也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给王国维的文中，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其树立于西南联大正式解散的1946年5月4日。碑文洋洋1178字，概述了联大从建立至解散的全过程。但精彩在碑文的后半部：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精彩，确实精彩！古今一贯，血色苍茫，首尾呼应，萧然中立，真乃大师手笔加大师血泪之绝唱也，重要的是西南联大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此被一语道破。“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由胡适撰文，钱玄同书写。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全国惊动。其间，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奋起抵抗，傅作义率部在怀柔一带面对两倍于己，且有飞机、重炮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前仆后继，拼死拦击，场面之惨烈令人惊骇，牺牲之巨大令人痛心。此次战役我方战死官兵367人，伤284人。至5月，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傅派人搜得烈士尸首203具，悉数运回绥远，入棺木，衣殓服，公葬于大青山下，并树碑纪念。受傅嘱托，胡适为之撰写碑文。碑文详述了战事的前因后果，平实难掩悲愤，心潮几欲澎湃，且以其倡导并擅长的白话文写就。白话入碑，千古开篇，其赞词也为白话：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1935年，《何梅协定》签署，胡适得知此消息后，悲愤交集，提笔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一诗：“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为其树碑，他身后赢得的也是一块白话碑，碑文由原北大同事、时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的毛子水所撰：“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以白话文为这位终身提倡白话者撰文，恰如其分，相得益彰，既明志也寓意。
三碑固然为名士所撰，然其流传还在于所述之信实质朴，且有见地，坦诚磊落，恰如其分。说的虽是碑中人碑中事，抒的却是己之胸臆己之心曲，看似概括，实则流连于节点而琐叙，看似扼要，实则失当于纤悉能透辟。碑者，悲也，由衷而起，悲从中来，故怜之切，悲之切也，恤之切，悲之切也。古之名士如韩愈、苏轼等多有碑文撰写，却因获润而谀辞，而溢美有加，落实无着，冗赘有余，把握何处，终未有流传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