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战斗部队失掉联络之后，我有些着急，一口气爬了三个山头。但是，我没有撞着一个人；而伴随着我的反倒是稀稀落落的清脆的日本步枪声和隐约的炮声——这告诉我，归路是被敌人截断了。
在一个直陡的山坡的凹地，我躺下了。什么也不想，只感觉到浑身的困倦和渴望休息。我嘘了口气，无意中斜着眼睛俯瞰到沟底的中心，有雨后未干的泥泞。突然，我感觉到异样的渴——喉咙里像塞上一块炭火，舌头好像失掉转动的机能。经验告诉我：泥沙里能够踏出水来。于是，我顾不得疲倦，翻身跳出凹地。
绕过一个山脚，到了斜倾的坡地，踏着牛毛样的小草，我跑到沟底。
过大的失望，使我马上停止脚步。它不是泥沙，而是那被烈日曝晒得已经龟裂的卤土，从那里是踏不出一滴水的。
“沟的深处，可能发现泥沙，或者泉水。”我想，就走向沟里去。
这里没有路，到处是丛生的野草、苦蒿和刺人的刺苋。一不小心，我的脚面被刺破了，淌出鲜红的小小的血点。
沟的面积愈走愈狭小了。两壁是峻峭的绝崖，仰首只能看见一条细窄的像带子一样的天空。五月的阳光，就是在中午也不能射进这幽黯而静穆的沟底。
终于，我找到了泉水的所在；但那小泉因天旱而枯竭了。所剩的只有它周围的一小片湿濡而发光泽的黄色的淤沙。我没有失望，即刻拔掉鞋子，就在那泥泞上用力地踩起来。……
“啊唷！唉……”有一种女人的、嘶哑而无力的喘息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我一怔，两脚自然地停止了运动。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条小沟在我的左侧又支出一条只容一个侧身走进去的小沟。自卫的感觉使我躺下来，摸索着穿上鞋。“这是哪儿来的一个女人呢？”我想：“听声音像是挂彩啦，而且如果是我们的人，那一定不是我们剧社的就是政治部的。”我被好奇心鼓动着，用力而威胁地向那小沟里喊：“喂，哪一部分的？说！……”
没有回音，沉默两分钟后，小沟里又有女性的苦痛的哼哼声。这一次，我清晰地听出来了：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但记不起什么地方听过，“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我断定。
同情心，友爱心，鼓舞我爬起来，跑向那小沟里。
一个穿军衣的女同志，仰面躺在不见阳光的黄绿色的柔软的小草地上。她已经被血迹弄模糊了：整个面部都是血，而且从发丛里继续地流下来。血，沾红了地上的小草。她那裹着绑腿的左腿，不自然地弯曲着，褪色的灰军裤的上半截已被染红了。右手上是血，可是在那颤抖的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支手枪，一支漂亮的发着光的德国造自来得手枪！
好久，我才从她单眼皮下的泛着血丝的坚定的眼睛里和斜挂在左肩上的深红色的图囊上辨认出她是谁。我像被人打了一般地感到屈辱与愤怒，差不多像哭出来的样子喊她：
“刘勇，刘秘书，你——”
“你？……”她瞪大惊讶的眼睛，向我投出怀疑的光芒。她的意识模糊，不能认识我。我赶忙地回答她：“我是剧社里的。”她好似放心了，闭上眼，半晌，她的左手痉挛地抓着小草，睁开眼睛，我知道她的用意。扶着她的头，慢慢地让她坐起来。用她身旁的背包垫着她的背。
“部队呢？”她把握着枪的手放在右腿上。
“转移了——我在战斗的时候失去了联络。”
“走远了吧？”
“大概走远了。”
“啊，唉！”她全身战栗着，头儿渐渐地垂下来，在深深地思索着。
我望着她那蓬乱的发，平时的刘勇就在我脑中映起来了。她是一个健康而富有朝气的女同志，在行军的时候，政治部和剧社常是挨着走的，她是政治部排尾第末，我是剧社的排头第一，因此，我们是常常见面的。在长长的一年中，我从没有见过她有悲伤的面影；就是在最疲倦的时候，只要队伍一停下来，就可以听到她那清澈的歌声和诙谐而乐天的笑声。她的头发剪得很短，短到在戴着军帽的时候几乎就看不见那纯黑的短发。这样，再加上她那晒得像铁一般的脸色和大而亮的眼睛，不认识她的人，怎么也不会把她认作女同志的！而现在，她的眼睛里虽然还闪烁着坚定的光彩，她的身体已失掉了以往的健康和强壮了！
猛地，她倔强地抬起头来，用着最严正的口吻对我说：
“给你，”她用左手卸下图囊，“这里面装着我们整个部队的材料，它是一份顶重要的文件，你把它带回部队里去！”
我慎重地接过图囊来，这东西虽然很轻，但在我把它挂在我的左肩上时，我觉得像挂上一支长枪一样的沉重。不，它比长枪还重，它重到比我的性命更重！
“记住：你要通过任何的危险，把它送到！它是怎么也不能失落的。它就是我们的命！”
从她这几句简短而激动的话里，我察觉出我们的刘勇，依然保持着她那战斗的朝气。这更加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我不由己地冲出一句回答她的话：
“我能送到，保险！”
她向我投了信任的一瞥，微笑了一下，垂下了困倦的眼皮，显然的，她是累了，我扶着她躺下来。
夏日的风吹着，枪声停了，一切都显得很平静。
刘勇半闭的眼睛看着我，像一个完成任务的战士般地显出她的骄傲的态度，清晰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去吧。”
“但是，你呢？”
“我！？”她的眼光凝视着天空，想了想，用决定的差不多命令式的口气说：
“你给我找点水来，喝完它，我们一块儿走！……这手枪，回头你带着它！”
我解下套在皮带上的茶缸，飞快地跑向那块湿濡的淤沙地方。
脱下鞋子，我就拼命地在那淤沙上踩起来。一种深刻的记忆，清朗地浮动在我的脑际：
认识刘勇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天的一个雪夜里。
部队要很迅速地渡过离石河。但正在渡河的时候，我们被轻装的敌人截断了。留在河这面的只有政治部的后尾和通讯排的两班人，那时候，我在通讯排里当战士。
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我们这一伙没有战斗经验的人乱跑着，溃退着。我跟着一堆人，向我们滑下来的高山爬去。呼呀呼地好容易爬到半山坡时，迎面飞来了一种女性的威胁而有力的喊声：
“停下来！站住！”
我被那喊声唬住了。不自觉地站下来，并卸下挂在肩膀上的步枪。
“怎么啦？什么事？”
“不知道，一个女人！”
我们这一伙人，都站下来，相互询问着，用惊诧的声音嚷着。但那女人的有力量的沉着而勇敢的声音又喊了：
“一个也不准退！有枪的跟我来，没有枪的在这里等着！”
勇武地，她提着那支漂亮的手枪，冲开围着她的人，一直向前跑去。在白雪的反光里，可以隐约地看见她那黑色棉军衣。
像吃过兴奋剂一样的，我发现我增加有双倍的勇气和力量，扭头就跟着她跑去。在我身后面的那些人，都狂热地喊着“打！打！”地追上来。
在离河二百米处的一个小坡上，她伏下了，我们成散兵线地跟着她趴下。地上积有五寸厚的雪，天空还飞舞着密密的大片的雪，我那时候就忘掉寒冷了，使劲地拉开枪栓，把子弹推进去。
“瞄准那人影，放！”她兴奋地喊。
我们照着她指定的目标，射出了子弹，对岸的敌人嚷叫着，黑影子乱晃。于是，我们加快了射击的速度。
敌人的枪声哑了，大家依然安静地趴着。一度的紧张和兴奋，使我渴得要命；我吃了一口雪，爬到身旁的同伴那儿去，低声地问他：
“这个女同志是哪里的？”
“哈，”他夸耀地回答，“你不知道啊，她是咱们政治部的机要秘书！”
“叫什么名字？”
“刘勇，刘秘书。能干得很。”
我正要详细地打听她的时候，山坡上传来命令：“敌人退了，援队来了，各归各单位！”我提起沉重的长枪，爬上山坡……
……
“嘣！嘣！”山顶上响起了沉重的枪声，子弹飞向我的身旁——敌人发现我了！我扔掉茶缸，提着草鞋，跑向小沟。“嘣！”小沟里也传出一声清脆的枪声，我跑进小沟里，呆住了。
刘勇自杀了。
我跑到她跟前，她已晕了过去，手枪静静地躺在她那痉挛的右手旁边。但是，谢谢天，由于她无力的手没有瞄准，只是打伤了她的左肩。我一面轻轻地唤醒她，一面从衣襟上撕下布来替她包扎，可是我的眼泪不能制止地流下来了……为什么刚才我没有把她的手枪拿下呢？我责备自己。她的苦心，我是理会的，她以为她的腿受了伤，料想是回不到部队的，又不愿牵累我，自然，更不愿受敌人侮辱。
我把她背到山沟深底，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天然石岩，掩蔽得很好，敌人没有到来，我们在那里躲了五天，把我最后的随带的一点军粮吃光了，刘勇的伤渐渐好起来，有时她自己走一阵，有时我背着她，我们远离敌人的碉堡，走着，走着，终究我们回到了自己的队伍。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晋西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