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一至四年级在本村,叫初小;五、六年级在邻近一个大村子,叫高小;那个村事实上初小高小都完备,所以叫完小。
高小果然就高级些,添了一门新课程,叫作文。
记不得我从什么时候爱上了文学,反正从五年级开始我就爱上了这门新添的作文课。那时候作文课总是安排在星期五,每到星期五我就莫名地兴奋起来。我那时候还算聪明,各门功课一听就会,老师反复讲解的时候,我就低下头偷着看课外书——就是文学书,诗歌、散文、小说都有,据说对作文课很有帮助。那书是藏在抽斗里的,一见老师目光扫过来,胸脯一顶抽屉就顶了回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也被老师发现过,也被老师没收过书,但由于我无论哪门功课都学得不错,考试都在前列,老师也就没有认真追究和严厉批评,事后都把书悄悄地给了我。我几乎在所有课程的课堂上都搞过这样的地下活动,所以宽容过我的老师也就不是一位两位了。对我最宽大的老师当然是我的作文老师,姓田,也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不论自习、班会还是什么,看见我看课外书,都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看见。有时想来真该感谢这些宽宏大量的老师,要不是他们的宽容和理解,如今也许就没有我这个一级作家了。社会上少了一个一级作家倒不要紧,可对我个人而言,文学还算是成就了我——“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在其他行道我也干不成什么事。
课外书果然是有些作用,我的作文果然在班里开始有些出人头地。那时候有一种普遍的激励机制,就是老师要把他认为好的作文张贴到教室后面的墙上,往往冠名为“表扬栏”,布置得花花绿绿,谓之“贴堂”。能够获得“贴堂”殊荣,那是很叫人得意和神气的。不知怎么田老师就偏爱上了我的作文,我就不止一次两次地得意和神气过,感觉可是不坏。对这位给我“贴堂”的老师,我的心里就和他亲近许多,对他也格外尊敬。现在想起来,这“贴堂”就相当于发表了作品,田老师就相当于编辑主编,而我的作家“创龄”,从那时候就应该算起了。
真正的发表作品还是上学校办的黑板报,那可是校部办的,规格比我们教室的“贴堂”要高出几倍。其实黑板报就是在教导处的外墙上泥上一层石灰(那时好像没有水泥),用黑漆刷过,用粉笔写字画图。新奇的是黑板报写字用的是彩色粉笔,黄红蓝绿色彩斑斓,和我们教室在黑板上写字清一色用白粉笔相比显得高级了许多。而且版面设计和配图都显得很有艺术性,叫人非常向往。可惜在黑板报上发表作品的都是六年级学生,在完小就是高年级学生了,我们五年级是新兵蛋子,一时间还轮不上,我就有些望洋兴叹,甚至暗生嫉妒了。
有一回我在家里看到一张报纸,记不得报名了,只看到上面有一首小诗,写的是美帝、古巴、黎巴嫩怎么怎么,说一些落花流水丢盔抛甲什么的,觉得很带劲儿,就心生羡慕,于是就照那样儿也弄一篇,把那丢盔抛甲之类也用一回,到学校交给黑板报编辑部,然后就望眼欲穿,焦急等待。两天后,黑板报还就真的刊登了出来,我的名字用红粉笔端端正正地写在作者的位置,校园里立刻引起了一场轰动:五年级学生上了黑板报,在学校里这是第一次。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投稿,一枪命中,脸上的高兴和心里的得意怎么也掩饰不住。
乐极生悲,又过了两天,田老师就找了我,说我那篇“创作”两成算仿作,八成是抄袭,如此这般批评教训一番。我的心里格外难受,抄袭败露不必说了,以后田老师要是不喜欢我了,我要想“贴堂”那是再也没有指望了。没想到说着说着,田老师的口气渐渐缓和起来,后来竟然说道,就这样的仿作和抄袭,全班级也就你一个人能玩得了这花样,其他的同学都还差得远哩!受了一顿教训又得了一番鼓励,我算是没有遭到致命打击,心里稍有了一点安慰。更没想到,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批评临结束,田老师特别声明:他只是私下批评,绝不会在同学们面前公开我的抄袭行径。
这是我创作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田老师要是公开批评了我,以我这样脸皮薄的禀性,我也许就再也没脸弄这舞文弄墨的事了,也就真的不会有我这个一级作家了。而且我早早地就获得了一个重要教训: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创作的时候,就懂得什么叫抄袭了。我一辈子无论作家当得怎样没出息,我都不会犯抄袭的错误了。这件事的伏笔一直埋到二十多年后,当我已经可以算作是一个作家的时候,才敢去问田老师:你怎么知道那首小诗是我抄袭的呢?我的田老师笑着回答:那时候你懂得个什么黎巴嫩?一看就知道你是抄下的。你是只会日鬼不会捣蛋!
于是我才恍然。
于是我就成了一个作家。我成为作家的启蒙老师,或者说第一个辅导老师,就是我高小时候的作文老师,就是经常给我“贴堂”的作文老师,田老师。
田老师名字叫田随久,高个,精瘦,我好多年都没见过他了。但是我的心里,永远记着他。
《山西教育》2009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