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比芜杂的心情
我梦中的咖啡馆
我梦中的咖啡馆不用太大，只要有落地窗就够了。它一定坐落在一条不太喧闹的街道旁，坐在窗边就可以看到窗外的行人和高大的梧桐树，听不到外面的人说话和车疾驰而过的声音，但可以想象出鞋跟触及地面的节奏声。它那没有临街的一面一定有个小园子，园子有绿绿的草地还有一些灌木丛，灌木丛四季都点缀着零星的不知名的小花。咖啡馆的外墙一定是用小红砖块垒砌，用白色的石灰勾缝，简单朴素的样子。
我梦中的咖啡馆只需要一层楼就够了，四五张木质的桌子和软和的沙发散落在落地窗边。每一个座位也不需要很宽大，但夏天有清风可以吹过，冬天有暖阳可以照到。咖啡馆的中央有一条四米长一米宽的长条案，高度恰恰好到不用哈腰就可以写字的程度，我的朋友们来的时候可以围着它站着聊天，或者作画。我还需要为咖啡馆铺上木质地板，踩上去似乎有吱吱的声音和木头的清香。
我梦中的咖啡馆只提供书和茶，书分开放在随手可及的地方，茶有和蔼可亲的老店长现泡好送过来。晒不到阳光的地方我希望有木制的书架，书架顶上有微微的灯光照射下来，可以让我看清楚书脊的字，但又不用过于刺眼。书架的第一层放的是字画和美术书，第二层放的是小说和诗歌，第三层是我希望读到的哲学书和历史书。至于我踮起脚尖都够不着的第四层，那就放上外文书吧，和一些瓷娃娃和花瓶摆在一起，也许有其他客人要看呢。
我梦中的咖啡馆会放轻轻的音乐，但一定要有恩雅和许巍。上午的时候，喝着现泡的绿茶，我想听听恩雅自然的声音，读读历史书。下午有些倦了，可以放许巍的《旅程》，然后翻翻小说。如果我不小心睡着了，老店长一定不会叫醒我，等我醒来的时候，窗外街灯已经闪烁着淡黄色的光，身前桌子上的台灯已经不知道被谁点亮了。当然，我不是音乐的行家，你如果要听其他的也可以，只要这种音乐可以滋润和温暖心灵。
我梦中的咖啡馆一定有一位博学的老店长。他从来不告诉我们他从哪里来，但他承诺会一直守护这座咖啡馆直到永远。他满头银发，估计读过很多的书，他不喜欢杜甫但是欣赏李白，他的理想是以三十岁的年龄回到公元1917年。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很悠闲的样子，偶尔坐到我的对面和我聊聊天。哪一天他忽然有事情不能来了，一定会关照他那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女儿过来帮忙照看这座咖啡馆。
我梦中的咖啡馆是我和朋友们相聚的地方。我的爱人喜欢坐在对面的沙发里安静地和我一起看书，有时把她喜欢的段落指给我看。我还有两个朋友喜欢书法，我们就一起站在长条案旁边写字，墨汁的香味很快就布满了整座咖啡馆，惹得其他客人也好奇地抬起头来。大多数时候我会一个人坐在软和的沙发里边喝茶边看书，偶尔也写一首诗，用钢笔誊写在白色的信笺上寄给远方的朋友们看。
我梦中的咖啡馆名字就叫“时差”吧！我喜欢诗与茶，但其实这不是我想咖啡馆取名“时差”的根本原因。我只是想，就在那个我看着书睡着然后黄昏才醒的那一天，我的心一直在书页之间、在梧桐树的光影里、在落地窗窗幔被风吹动的琐碎中、在老店长深邃的目光注视下，我的时间停顿了一个下午。这不是时差，又是什么呢？
去西藏
西藏真是个好地方。大概是因为离天比较近的缘故，这里空气稀薄新鲜，天空和纳木错湖一样蓝，干净明亮。2007年，青藏铁路刚刚开通，我们一行二三十人在7月间游过青海湖，然后从西宁出发，好整以暇地一路坐过去，第二天傍晚到了拉萨。
藏族的姑娘叫“卓玛”的比较多，不出意外，我们的导游也叫卓玛。卓玛姑娘前几年被选拔到上海，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汉语，所以普通话说得很标准。我们上车的时候，她就给我们献了哈达。有位兄弟起哄，把哈达随意缠在脖子上，做出很时髦的样子。卓玛看了很生气，黑红的脸庞憋得更红了，我们赶忙把哈达小心地戴起来。
到拉萨的第二天，按照传统，我们去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在布达拉宫，看到很多的藏族同胞过来供奉长明灯。用的是一种酥油，每到一座长明灯，那些藏族同胞就取出随身带的一只小袋子，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舀出一些酥油来，供奉到长明灯上。这些藏族同胞通常是一位老年妇女，身边还牵着一个几岁的小男孩，大概是她的孙子吧。
卓玛告诉我们，布达拉宫的长明灯常年都不会熄灭，虽然西藏很多地方很偏远，但是藏族同胞们都会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过来供奉。供奉长明灯的酥油，市面上是没有出售的，藏族同胞们自己一点一点慢慢做，收集起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便让家里的老人带上孩子，一路走到布达拉宫。大多数藏族同胞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命脆弱，他们都发自内心希望布达拉宫的灯永世长明，仿佛心灵从此有了归宿。
从布达拉宫去大昭寺的路上，沿途可见转经的藏族同胞，手持转经筒，不停地转动，不舍昼夜。大昭寺的门外，靠着山墙的地方，有一块石板铺成的空地，有三五个藏族同胞在那里向着大昭寺行礼，五体投地，久久地匍匐不起。
卓玛说，这些是朝拜的信徒，不仅仅是西藏的，有很多甚至是从青海和甘肃过来，他们带上一生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钱财，携家带口，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用磕长头的方式一路拜过来。如今拜到了拉萨的大昭寺，已经是即将到达胜利的终点了。
我们向卓玛请教磕长头的方式。卓玛看了看我们，说，磕长头其实只是形式，关键是心要诚。她犹豫了一下，便给我们示范。双手合十、举起，匍匐，然后五体投地。我们跟着卓玛试着做了一下。当身体放松，全身贴向地面的那一刻，我感到了青石板的清凉，清凉的味道经过呼吸，五脏六腑顿时一片清净。
想起来有时候我们去内地的寺庙，香火一般都很旺，烟雾缭绕的。摩肩接踵的香客们手托佛足伏地而拜，然后站起来上些香火钱，希望有求必应。然而在西藏，信徒们从远方而来，一步一拜，将身体交给大地，丈量着出发地到达信仰的距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一次长拜。不是把最神圣的额头放在佛脚前以示臣服，而是将心灵和身体一起交给他。
那次我们从西宁出来之后，一路向西，海拔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火车的两旁，都是旷远的戈壁和绵延不绝的雪山。偶尔还能看到几只藏羚羊。不少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开始吸氧，吃红景天。火车开到格尔木的时候，我们下到站台，迎着刺眼的阳光和站牌合影留念。那是我们从前没有到达过的高度。我们把海拔高度的数字照进相机里，证明我们曾经来过，然后赶紧跑回有氧气供应的车厢里，继续吸氧、打牌。
我们真的来过吗？
汪峰在他的歌里唱道：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
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
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
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
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
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
我该如何存在
这个问题，不管是在几年之前我们坐上开往西藏的火车时，还是今天，我都无从回答。听说，最近几年，开车或骑行去西藏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还造成了川藏公路大堵车。上一个月我的一位朋友把手头的生意扔给公司的小姑娘，也和几位朋友开车去了二十多天。他出发的那一天还特地跑过来看我，而我却没有勇气和他一起上路。
我想，去西藏，无论是乘车也好，步行也好，还是藏族同胞信徒们一步一磕头也好，都是在丈量着信仰的高度。我们的朋友小切也出发了，他要骑行去西藏。我把这篇文字送给他，也送给所有身不能至但心在路上的朋友们。有朝一日你们到了西藏，请你双手合十、举手向天、匍匐，将自己交给那片冷峻的土地，就算是和信仰一起栖息片刻也好。
说走就走的旅行
最近在读《瓦尔登湖》，梭罗笔下的山风呼啸，湖水深沉，令人不禁心驰神往。二十八岁的梭罗在此度过了两年孤单而不寂寞的时光，身体力行，每日在洒满阳光的丛林中阅读、耕作和思考。偶尔他还要去附近的村庄里闲谈，然后披着夕阳的余晖回到自己在丛林里的小屋。有几次到夜深了才回去，他在丛林里迷失了方向，最后靠着树草的枝叶熟悉的味道才一路摸回小屋。只有想要换换口味的时候他才会跑到瓦尔登湖里去，钓上几尾梭子鱼，或者就着湖水在夕阳下洗一个澡。
这大概不是一次一时兴起的简单的离群索居。梭罗只是想看看，如果抛弃我们那些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复杂的生活条件，我们到底还能不能让自己生活得很好。所以他自己动手在瓦尔登湖旁的树林里建了一个小木屋，在小木屋前开辟了一小块土地。虽然去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很多作物的播种季节，但在第一年他就丰收了土豆，换来蜂蜜和面粉后，他差不多还有些结余。如果不需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梭罗发现，他每个月其实只需要耕作几天就可以了。其余剩下的大把时光，他可以用来读书、闭目养神，或者索性穿过丛林去看看湖的四周是什么样子。有时候他回到小木屋，会发现这里来过不速之客，有时候是小动物，有时候是路过的陌生人，甚至梭罗能想象得到，这位不速之客还会坐在壁炉前沉思一会儿。
然而，我所知道的，或者说我所认为的生活是无法让人如此洒脱的。反而，因为需要得太多，我们的生活往往陷入桎梏。我们每天早上需要对着镜子自我鼓舞，然后把自己交给繁文缛节，执着苦逼地前行而忘了选择；有时候又会借爱情之名，跑得老远去买一束喷了香水的百合花，但它怎么比得上一整天安心的陪伴；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父母年华老去，却不知那两鬓风霜何时而起的，记忆中的母亲只是一个在厨房忙碌的抽象的背影。哦，还有需要陪伴的孩子，还有需要照看的理想；还有山野村夫，还有名山大川；还有野渡之舟，还有济沧海之帆；还有很多很多，可是我们执着于戴着镣铐跳舞，却不曾鼓起勇气开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想，对俭朴生活的向往大概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唐寅的《桃花庵歌》说，“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这是非常有画面感的。只不过，折花枝换酒钱对于唐寅这样的人来说只是一个美丽的假设，他这首诗和清朝名士纪昀的“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这又让我联想到所谓的“魏晋名士风度”，曲水流觞，迎风而歌，大醉之后花下而眠。然而，据我所知，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普通人能够效仿的，只有那些富贵人才能摆的文艺范儿。
反观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耕读，这种生活近乎苦行，然而又不是所谓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苦其心志”，更非是苦行僧的所为。事实上，梭罗甚至过得还十分怡然自得。我的一个朋友，前段日子去一个寺庙禅修去了。这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现在僧俗之间一直在尝试着相互接触，工作繁忙的城市人借助短短几天的清修荡涤一下被名利侵蚀过度的心灵，这固然是好的事情。然而现在的和尚也大都不需要靠化缘和苦行而生活了，古寺青灯也只能出现在电影镜头里。无论是真的苦行还是和现代生活不离不弃的禅修，和梭罗的耕读是大不相同的。
周云蓬在他的《绿皮火车》中提起，他曾经有这么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靠着一把吉他一路走到了拉萨。每到一个城市，他就在广场上坐下来开始弹吉他，一旦挣够了路费就再次出发。柴静在给野夫的散文集《身边的江湖》写的序中也提到过一位有趣的餐厅老板，接待了他们这拨客人之后就兀自离开了，说是今天酒钱挣够，不再炒菜，自个儿找地儿喝酒去了。想想这两个人，一位是盲人，一位是厨子，身无长物，孑然而立，内心世界却丰富多彩、快乐无比。
这样的态度大体和梭罗的初衷是相似的。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盖好木屋，扎下篱笆，垦出几分荒地，种上他爱吃的土豆。这一切行为的目的，只是为了检验一个人生活的最低要求是什么。他尝试不过多地索求，绝不多钓几尾鱼晒成鱼干备不时之需，不需要食用的浆果则任由它随风而落化土成泥。他尝试和大自然，和树林及湖水，和梭鱼及土拨鼠，一起和平相处。他自己采摘果实做成果酱或提取蜜汁，自己发酵面粉并用木板烤面包，一次烤的可以吃好几天。在精神生活方面梭罗则可以通过阅读和闲谈来得到满足。他穿过村庄，听到那些得不到满足的人们相互抱怨。
梭罗在书中说，有一种人绝不错过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重要的事情，即使这些事和他毫无关系。就算是午睡一会儿，醒来之后一定会问，有什么事情发生吗？然后急不可耐地翻读报纸。这和我们今天离不开微信微博大体是一个道理。我们希望获得，又害怕失去；翻开书，又禁不住瞄电视几眼；刚刚休假两天，一回到家又迫不及待打开工作邮件。好像我们对于这个功利的世界很重要似的，其实是希望从这个世界索取更多，而索取的这些，大多是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的。
半个月前，我回到了老家。老宅院子里的柿子熟了，金黄的柿子结了满满一树，把树枝压得低垂下来。这些柿子和市场上买的味道完全不同，它们十分新鲜，甜意直渗到人的心田里去。这棵柿子树无人看管，任鸟儿来去啄食，独自经历风霜雨雪却长得壮硕喜人，结出来的果实甘甜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