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八一年底，三毛获得了《联合报》的短篇小说奖。颁奖晚会后，她的朋友说，现在他们要为她赞助一笔钱，作为旅行的费用，写一组游记，不知道她同不同意。
“去哪里？”
“拉美。”
“太好了！”
十六岁时那幅打开她心房的画卷，清晰地在她的眼前重现：印第安，我要找到你。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毛带着助手摄影师米夏开始了前往墨西哥的旅程。
德国就读时的男友约根恰在墨西哥供职。外交大使的梦想已经实现，但他一直没有结婚，期待三毛给予他想要的东西。
三毛回台湾后，作为当红作家，几次出席外事活动，很巧合地和约根相遇。想到约根的妈妈马利亚，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没有完成老人的心愿，满是遗憾。有这份情谊做纽带，她对约根礼貌友好。这次的赞助行动，约根事前已经知道，初到美洲大陆，便邀请三毛一定到他的住处下榻。三毛也就不能负了他的好意，欣然赴约。
约根处，房舍的豪华和使奴唤婢的生活，剥落了三毛对这位大使最后的一点幻想。只住了几日她便搬了出去，租了一间小的公寓，开始了她的旅行。墨西哥的一家报纸登出了她的照片，只看了一眼，便把它移出了视线——现在她对这些讨厌至极。
首站墨西哥有太多的景点，除了那些博物馆建筑、史前文明的遗迹之外，她更关注此地的人文气象。三毛很偶然地看见了自杀神。她去过很多地方，很确定这是世界上唯一的自杀神像。除此以外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允许自杀，唯有这里有这么一个无名小神存在着，她认为这是对人类最大的尊重和意志自由的认可。她向导游询问自杀神的详细资料。导游小姐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她，没有给她答案。
离开墨西哥，三毛先后到达了洪都拉斯、中美洲的花园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一路行走，一路记录，并将稿件发表在《联合报》副刊上。
在途经哥伦比亚时，三毛遭遇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件，对此地混乱的秩序很质疑，于是写了《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地方》。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哥伦比亚邓念慈神父的不愉快。他对三毛给予他的国家的评价感到遗憾，并提出了几点建议。信件寄往台湾，父亲代为拆开，又转给三毛。
与他人的纠纷是三毛不想有的，她只是将旅行的真实体验记录下来，从未想过会影响台湾和哥伦比亚的关系。沉思之下，便连夜疾书，很诚恳地道歉，发表了《附记：一封给邓念慈神父的信》。
拉美之行，三毛笔下的世界，不是旅游杂志上对耳熟能详的标志性建筑物的重述，个人对环境的观察体验占据了很大的部分。
去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小镇和集市，和当地人进行真正的接触，是她常做的。乡村巷陌里的生活和名胜古迹在她的眼中一样具有价值。
她不住豪华旅店，不上大的餐馆吃大餐，甚至坐车都尽量选择公共汽车。她和助手去观看原生态的印第安人的表演，也会对街头的素昧平生的人施以援手。这些人性关怀，在去马丘比丘寻访失落的印加城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遭遇空前大雨危机、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她关心的依旧是处于生死一线的他人。
看三毛的遗照，那种印第安人的神韵，不是简单的模仿可以得来的。有很多缘分来源于未知，前世今生看似活在网络小说的臆想里，却很多次与现实的偶然叠合。来到这片纯种印第安人的聚集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复活了三毛心中的某些东西。
三毛误打误撞地走进去，很自然地住在了新结识的姑娘家中，和他们一起围着火塘吃着紫红的玉米粥，晚饭后坐在湖边看雪山湖水，岁月单纯。
2
半年光阴倏然而逝，对三毛来说这是一场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考验。拉美旅行很圆满地结束了。回到台湾，三毛于一九八二年的五月出版了拉美游记《万水千山走遍》。此次旅行文章很多，未收录的部分，于一九九三年结集成《高原上的百合花》，再次出版。
家中，三毛整理了从拉美带来的收藏，有古老的十字架、精致的别针、印第安人的挂毯，等等。有的自己留下做摆设，有的送与友人。看看记事本上的诸多日程，三毛苦恼至极。座谈会、演讲、电台节目的邀请，让三毛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
写作上，《万水千山走遍》出版后，稍作休息，三毛便开始着手翻译好友丁神父的著作《兰屿之歌》。那是刚刚回台时，神父寄给她的手稿。
一九七九年，三毛因为荷西的离去，失去了生活的信念，耕莘文教院的陆达诚神父和西班牙籍的沈起元神父用极大的爱帮助她。在这个过程中她才知道，兰屿岛上认识的那位丁神父就是光启社丁松筠神父的弟弟。
孤单的时候，三毛将无限的悲伤向小丁神父倾诉，神父的慈悲让她的心灵有了平静的感觉。三毛一面翻译，一面想起在兰屿岛初见神父的情景。当时的她也是情殇之后，女友子卿陪她到兰屿岛旅行，她们被教堂墙上大幅的壁画吸引，想扭开锁私自进去看看。这位神父没有怪她们，反而开门引她们进去。后来刮起了台风，她们被困岛上七日，和雅美族的孩子亲密接触，也和丁神父成了交谈甚欢的朋友。
神父说：“你有爱人的能力。”
现在想起这句话，内心的温暖是如此强烈。“爱人的能力”这几个字眼太过重要，那些对生命的博爱原来是天性，只是那时的她轻率，现在的她沉稳。
一九八二年的六月，三毛的译著，丁神父的《兰屿之歌》出版。在这本书里，她以细腻温婉的笔调，将神父一生对兰屿和雅美族人的无私之爱传达给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图书出版后，三毛应《联合报》之约开始了环台演讲。
那是一次次空前的盛会，场场爆满。每一场都有很多人因为场地限制，无法听到演讲而遗憾。他们给主办方写信要求到更大的地方举办，比方说孙中山纪念馆。但是再次出乎意料的是，即使到了更大的地方，依旧爆满。更加无法想象的是，因为现场人员太多，情绪激动，秩序已经不是《联合报》可以掌控的了。他们不得不要求警方协助维持秩序，哪怕这样还是发生了踩踏事件。
狂热的粉丝已经改变了演讲的性质。在把受伤的女学生送去医院后，主编痖弦很担忧地和三毛商量：“我们是不是要停一下？”这也是三毛想说的。
演讲暂停，人们以另一种方式向三毛表达了他们的热爱。信件如同雪花一样，被投递到了《联合报》报社、三毛的家中、父亲的办公室。为了让每一个写信的人都能得到答复，她每日都在拆信和回复中辗转。
为缓解回信的压力，《联合报》开设专栏，选取部分信件公开回复势在必行。《亲爱的三毛专栏》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通过这些来信，三毛与一位常年瘫痪在床上的少年——宏星结识，两人的缘分自此开始。
一九八二年九月，三毛接到了文化大学的聘书，请她任教文艺组，教授小说创作和散文两门课。这已经是第三次接到聘书，她对张其昀校长的赏识很感激，虽不想再回校任教，却不能再推辞。搬进阳明山宿舍的那一天，三毛平静异常。
三毛教授的两门课，正式的学生有一百五十人，加上旁听一共两百多人。孩子们的单纯让她心境平和。学生时代曾经受过不公的待遇，立志做一个好老师成为她的梦想。她从不强迫学生，而是通过和学生做笔谈一一了解他们的志趣，再引导他们。
虽然是将心血全部用在了教授学生上，她还是意外地接到了一个学生的字条：
陈老师，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吗？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很热诚而急迫的想把你的知识传授给我们，可是我要告诉你，生命自有不同，生命并没有智与不智，请老师再思！
过多的爱也是一种负担，纠结的思想因为这张字条一变再变。于是，三毛写了《春风吹又生》发表在《联合报》上。父亲为她担忧，她也意识到应该用另一种方式来打动学生。
复杂，透过还未成熟的枝叶显现出来，隐忧和惆怅飘过三毛的心头。
3
冬去春来，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来了。三毛应香港广播电台的邀请，前往香港做节目。通知上要求星期六到达，晚上有欢迎宴会。她想不过是一个短途访问，又有倪匡和金庸夫妇等好友在那里，可以席间谈笑，便欣然前往了。
依旧是带着从印尼买来的旅行袋，三毛缓缓地从飞机上走下来，有人接，有人献花，直奔现场。没有想到的是，为三毛安排的节目是好几场广东话脱口秀；至于晚上的宴会，不过是匆匆见面，和朋友席间说了简短的话，就返回录制现场了。第二天，三毛很想去外面逛逛，有记者跟随访问，根本无法摆脱。
下午坐“中兴号”回台湾，三毛已经疲惫不堪。如果不是接受访问，今天会是双胞胎侄女来阳明山的日子。孩子们会默默地为她端上茶水，安静地做功课、看书；而她给学生批改作业，或是写东西，互不打扰。等彼此的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两个小孩会趴在她的肩头调皮。有时候晚上有不得不去的饭局，孩子们会自己休息。夜深回来，必有温暖的字条留给她。被人等待，是多么幸福的事！
想到这里，三毛疲惫的心得到了安慰。
学校的课业负担很重，三毛想要给予孩子们最好的传授，上每一节课前都要读很多书，并工工整整地把课件做好；之后，便开始写给报社的稿子、出版社的书约。三毛因此长期伏案，腰椎疼痛。夜色深深，凉意再至，越发觉得不适。她想到不久前那个学生写的字条，突然好难过，便自己鼓励自己，写下了《朝阳为谁升起》投给了《联合报》。
几天后，深夜回家，三毛看见父亲的条子：
妹妹，我读后深为感动，深为有这样的一支小草而感动。
眼泪流了下来。
三毛和父亲写条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自从上了阳明山，她一般是宿舍和父母家两头跑。回家时常常已是深夜，父母亲早已休息。第二天父亲早起上班，她起得很晚，并不常常碰面，写条子交流成了最主要的方式。但这一次的条子最为感动。从小到大做着家里的老二，她总觉得处于被悬空的状态，夹在中间，不怎么被重视，这样得到明确的肯定还是第一次。
她一直以为对于她的衣着、生活、文章，以及被整个台湾追捧，父亲并不怎么看好。大弟生日时，父亲一句“看不懂”让她备受打击；写了《春风吹又生》，又说她会得罪人。父母亲这一辈人有着太多科班式的行事态度，思想上有很深的代沟，并不相互理解。
其实，她深知父母亲爱她至极，在她身上付出的爱比其他兄弟姐妹要多，父亲对她也不是全盘否定。比如，他说过和三毛一起旅行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三毛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封信他都会仔细地收藏好。但是，与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相比，这些太单薄，敏锐的心需要这种形式上的明确告知。
父亲，是我错怪你了。
三毛在《一生的战役里》写道。相互理解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星期五的早上完成了。
走到街上，被阳光照射，暖暖的，生活正像父亲所说的那样有了希望。现在荷西还是她不敢去碰的硬伤，她常常会因此烦躁，会一个人开车去海边。
精神就这样，有时压抑，有时解放。
一九八三年七月，《送你一匹马》出版后，三毛的身体出了问题。支撑着译完丁神父的《清泉的故事》，她的脊椎也痛到极致。医生的建议是，以后不可伏案。可不写作怎么行？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荷西，她或许会放下，现在的她无法承受不写作的孤独。那些书写，把她的思念和情殇一并带走，时光也变得极速，生也就不再显得漫长。
三毛身心俱疲，不久后脖子里有了肿块。为她的健康着想，家人建议她辞去中国文化大学的教师职务，只以写作和演讲为中心。
也许这是最好的选择，三毛想。
4
一九八四年的春节，三毛接到了来自远方的电话——达尼埃和歌妮要来看她。
这两个孩子都没有钱，自从一九八一年，三毛重返加纳利的途中在瑞士见过一面，已经整整三年。他们说这三年攒够了买机票的钱，立刻就飞过来了。
三毛兴奋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和达尼埃、歌妮有太多的话要讲，太多的情要诉，还想带他们看看台湾，要怎么样才能两全其美呢？想来想去，开着车，和他们环岛旅行，边走边谈，也许是最好的方式。
从机场接到两个好朋友的刹那到他们离开，三个人成了连体婴儿，同吃同睡，一刻也不愿意分开。三毛决定第一站到竹东清泉，既可以看望好友丁神父，也可以让达尼埃看看中国的世外桃源。
清泉因为三毛和友人的来临，欢乐起来。
热烈的欢迎礼结束，便是丰盛的宴请。等到吃饱，大家平静下来，自然地跪下来望弥撒，手拉手，唱他们喜欢的圣歌。黄昏的光影，柔和平静，那些亲近圣灵的感应让他们同时流下泪来。
夜晚降临，泰雅族人开始跳山地舞，狂欢一直持续到很晚。睡了很少的觉，清晨起来又被邀请去村子里参观。淳朴的民风，世外桃源的风光，又有丁神父和到教堂帮忙的泰雅同胞做向导，一路的气氛很活跃。
沿山势往上，野樱花做伴，碧空如洗的山端，三毛意外地发现了一所小红房子，心一下子被一种怡情打动，直至下山还念念不忘。她像一个孩子一样患得患失，怕有人和她有相同的情节捷足先登。
离开清泉一路南下，他们走的不是省道，风光自然不同。三毛眼中含泪，小屋的事在她的心里装着，等到了休息的旅社便迫不及待地给丁神父打电话。果然如她所料，丁神父说自己要小红屋，这激起了三毛的焦虑。几番唇枪舌剑，颇像两个不懂事的小孩争糖果，最终没有结果。想到有达尼埃和歌妮要陪，三毛不得不暂时把小屋的事放到心底。
每到一处，他们都要玩得痛快，珍惜写满了旅行的所到之处。三毛喜欢拾荒，他们车子的后备厢里装满了她的宝贝。这让达尼埃生气，但歌妮同意，他也没有办法。
有一天，他们看到了一处废弃的小屋里有两盏中国的纱灯，这让三毛惊喜不已。达尼埃真是无法理解，这么脏的东西三毛为什么会爱若珍宝。三毛解释说，这是民俗的东西，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清洗完装到车上，纱灯的故事上演了。
当他们三人半是玩乐半是斗嘴地到一家饭馆吃饭时，邻桌教养很好的一家人，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一句“是三毛吗”，成了三毛和在台北工专教授“工业设计”的赖一辉教授一家缘分的开始。交谈之下她才知道，赖家妈妈是教授“色彩学”的陈寿美老师，自己的侄女看的一些书里的图画就出自陈老师之手。更可喜的是教授一家也住在南京路。
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让三毛很自然地说出想把纱灯送给这家人。赖教授谦逊，陈老师优雅，他们的一双女儿依缦、依伶也是有艺术气息的人，他们一定懂得纱灯的真正价值。
果然，赖教授收下了。
旅行结束，送达尼埃和歌妮登上了前往新加坡的飞机，三毛便收拾行装前往美国。清泉的小红房子让她内心有了某种等待，向往的信念使她放下了手中的一切，豪诺医生说可以用雷射刀割掉三毛身体里的坏东西。
开刀就要耽误她的宝贝学生的学业，三毛决定先去休养，暂请自己的友人代课六星期，等到放春假，这学期结束后再去手术。刚到美国，便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说赖家的依伶到了家里，送了好吃的蔬菜。丁神父也来信说赖教授一家到了清泉，还带了他喜欢的核桃糖。三毛很感动，想给赖教授写信表示感谢，却又意外地看到依伶的信早已在信箱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