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少时就喜欢词。
我认识词，是从《毛泽东诗词》开始的，这位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又是伟大的诗人、词家，他的词有如《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雪》《蝶恋花·答李淑一》《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大气磅礴，严谨工整，乐观豪放，文采飞扬，余韵悠长，显示他坚实的文学功底和浩瀚的知识积累，伟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政治家的博大胸怀。我由此崇拜得五体投地，从小就尝试填词，并乐此不疲，指望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不虚此生。
“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构成中国古代灿烂文学艺术宝库之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其中，宋词是自隋唐以来为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清末在甘肃敦煌石窟发现的手抄本“曲子词”，可以认为词就是“曲子词”的简称。“曲子”是音乐部分，“词”则是文字部分。所以，“词”是配合音乐的一种诗歌形式，是用来歌唱的。由此，每首词都会有一个乐谱，每一个乐谱都属于某种宫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调、G调之类），有相应的旋律和节奏，因而乐谱就是词调，每个词调都有自己的名称，这个名称就是词牌。遗憾的是，古代记谱的方法并不完善，多数乐谱都已失传，音乐部分大多丢失了，只留下词牌和文字部分的歌词。
词调的唱法大体消亡于南宋以后。自此，词就脱离了音乐，完全诗律化了。诗律化的词是把前人的作品当作词调的样品，按式仿作，所以写词又称填词。也就是通过固定的字句和声韵来表现原来的词调，词的创作呈现一种格律化，成为非常独特的文
学形式。从明代张綖所编的《诗馀图谱》开始，程明善的《啸馀谱》，到清代万树的《词律》，王奕清等的《钦定词谱》，到舒梦兰的《白香词谱》，以典籍、工具书的形式，录入词牌，介绍词谱，遴选名作，并分列词调、旁注平仄，确实煞费苦心。其用心在于总结前人的词作成果和词调体系，为后来的填词者建立规则、树立典范、提供样本，使词这一文学形式得以流传，特别是在曲谱消亡以后，期望后人能够通过韵律与平仄的使用，体现词原有的音乐特点。
我理解以上诸多编撰者的良苦用心，非常赞成通过传习后人，使词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薪火相传，不重蹈曲谱消亡的覆辙。当然也赞成词要遵循每个词牌的句法字数，讲究韵律，尽量注重平仄，保持词的格律美与音乐美。但是，汉语言演化到今天，对每个汉字的发声、发音古人与现代人都不尽相同。现今的普通话，入声已经消失，原来的入声，融入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四声之中，过去的仄声，也许是今天的平声。严格按照以上典籍所规定的平仄规范来填词，就显得过于刻板和苛求了，当然也更不利于词的传承与创作。至于一些词论家强调不仅要分平仄，还要细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那就不仅仅是“曲高和寡”，已经是极端地教条了。实际上，宋代人填词，为的是合乐、为的是抒情，他们的很多词作，并没有后人总结归纳的那些框框套套。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指出：“初学不必守四声；词守四声，乃进一步做法，亦最后一步做法。填时须不感拘束之苦，方能得心应手。故初学填词，实无守四声之必要。否则辞意不能畅达，律虽叶而文不工，似此填词，又何足贵。”又指出：“词在宋代，早已分为音律家之词与文学家之词。音律家声文并茂之作，固可传世；文学家专重辞章之作，又何尝不可传世？各从其是可也。”他的观点非常中肯，我亦十分认同。现在填词者并不广泛，潜心研究和创作的人更是寥若晨星。词，这个中国古代文学长卷的绚烂一页、中华民族非常独特的文学形式，若干年后会消亡么？我有这个忧虑。
我的词集，收录了若干年来创作的一百首词，使用词牌八十四个。审视自己的词作，虽不能与名家名作相提并论，但“敝帚自珍”，我确实是在遣词用字、押韵、对仗、句法、字数等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通过“赋、比、兴”，力求在自己的词作上找到一种意境美、格律美和音乐美，如果还能够为词的传承奉献绵薄之力，那就值得本人骄傲与自豪了。但是，严格按照典籍规定的平仄要求来衡量，差距甚大。对于平仄，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古代发声与现代发声不尽相同，不应苛求。当然，词这一文学形式发展到今天，厚重漫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只是一己之言。
我的词作，伴随着我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直到今天，今后还将伴随我走下去。作为一个作家，生命不息，我对词的创作将不停顿。因此，收录的词作，是我生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下创作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和环境特色。更因为诗言志、诗为心声，每一词作都有感而发，反映了当时自己的心境与心情，凝结了真情和实感。往往借景抒情、以情明志，用以提醒自己、鞭笞自己、激励自己。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性格特点和社会角色，很多词作往往抑扬并举、先抑后扬，“抑”是当时的真情实感，“扬”是不甘沉沦的理性选择。词集冠名《旅者行吟》，是我走向社会以后，长期孤身一人，四处漂泊，艰难跋涉，苦苦探索，为的是不负人民、不虚此生。如果读者能够从我的词集当中，感悟到一个公务员的奋斗历程、心路历程、精神面貌、内心世界，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在整理和出版这本词集期间，大量零碎的闲暇时间我都在做整理的事情，所以顾家的时间几乎就没有了，劳碌艰辛的妻子新春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支持，并积极为我收集资料，我首先得感谢她；中共昭通市委副秘书长赵杰、市委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张正聪放弃休息时间，为我收集资料，代我完成“词牌考原”和“经典欣赏”部分的工作，非常感谢他们；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先生为词集题写书名，十分感谢他；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昭通市文联原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天敏先生和昭通师专原校长、云南省诗词协会理事陈孝宁教授为词集作序，相当感谢他们；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邓永勤老师以及她的团队为词集的编辑出版不遗余力，真诚地感谢她和她的伙伴。还有昭通电视台台长郭晓东先生以及很多朋友为词集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工作，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才疏学浅，功底不深，我的词作不尽人意之处，还望方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辰良
2013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