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还把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命存续和繁衍作为判定一切事物和是非善恶的最高道德准则。他认为，凡有利于生命发展的事物是善，反之是恶。孟子的这一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原始价值取向。从“厚生”观念出发，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积德与尊德的传统。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并认为，人在现世的积德，能够荫庇后代，使家族得到繁衍和昌盛。这样，中国人就通过厚生与积德，在时空上实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及此处与彼岸的统一，从而以一种简单、实用的方式克服了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和客观世界存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减轻了人与生俱来的，对未知的“无”和死亡的恐惧。
其次，除了“求仁”，中国传统文化另一个主要诉求，是“求道”。而“道”这个中国字，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其含义非常丰富。在学术思想上，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之“道”的内涵和规定性各不相同，即是说，各有其道，各走其道，而且强调“道不同不相为谋”。如，儒家主张“仁即道”或“道即仁”；法家是“法即道”或“道即法”；道家则强调“道法自然”或“自然即道”。总体而言，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最大和最深的，是“儒、法、道三家之道”，其中，又以“儒家之道”最能代表“中国人之道”。这个“道”也可以称之为“君子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道”是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也是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信奉的“求生”之道。而“君子道”的主要思想内核，除了“求仁”之外，就是“求自己”、“求中”或“求和”。从“求自己”方面看，儒家认为，人作为天之骄子，最重要的是应效法自然，学习自然，努力使自己做到像大自然那样大化流行，川流不息。如《易传》言：“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孔子根据这一精神，大力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达，达于人”之道，提倡“反躬自省”、“吾日三省吾身”和“克己复礼”等道德戒律，并要求他的弟子努力做到“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和而不同”。从“求中”方面看，儒家强调，“君子道中庸”。“君子道”凡事讲究取其中。在“道”与“器”孰轻孰重问题上，“君子道”以“厚德载物”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希望能够在两者间取得平衡。如《易传》言：“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当然，这只是儒家的一种理想，实际上，中国历史中长期盛行的是一种典型的“重道轻器”论。即，中国士大夫普遍重视承载着“德”的“形而上之道”，认为“德”的重要性远在“形而下的器物”之上。因此，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心和着力点是“道”而不是“器”。历史上，以“君子”自视的中国士大夫们从来都耻于追逐“器物”，并为此而感到自豪。
再次，作为一个典型的大陆国家，“求大”是中国文化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中国“天生就是一个大”。远古时期中国先民就在东亚这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有着无数大河、大山和无边无际富饶土地的大陆上繁衍与生息。因而，对延绵不绝的高大山脉和一望无际大地的感性认识，是中国先民创立《连山易》和《归藏易》这两部记载着远古时期中国人对世界最早的抽象认识，且把“大”字灌注在中国人灵魂中的灵感的来源。千百年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人“求大”思想的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政治上，倾向于“大一统”，追求“大同世界”等理想主义思想已经渗透到无数普通民众的血脉之中。精神、灵魂与性格上，不甘人后，争当老大、第一；争强好胜，不愿屈居人下；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崇拜大英雄。审美情趣上，以大为美。价值取向上，讲究大仁大智大勇、大爱无疆、大隐隐于市、“大医”“医”于无，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大智慧。行为方式上，做任何事胆子都很大。造起反来，可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神话小说中，孙悟空一个跟头能够到达十万八千里之外。甚至连说起谎来，胆子也大得让同属于东亚民族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望尘莫及。现在随着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世人开始惊叹于中国人造假的胆子了。
第四，凡事诉诸情感，讲究是其所是和实事求是，是中国人性格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其一，众所周知，在文化形态学上，整个人类各民族的文化性格特征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文化代表的，以“物”与“理”为重心，并将二者以及人的心、脑功能作用相互对立起来，从而形成一种静止的、分裂的文化形态。另一类是中国等东方民族代表的，以“情”与“感”为基础，并强调“心”与“脑”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的、动态的文化形态。比较而言，在“情”与“思”这两个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方面，中国文化显然属于“情”先于“思”或“心”重于“理”的文化形态。因而，自古以来，中国人做人做事讲究要发乎心，动自情，行于知，合于理。中国人说，某事在情理之中，就是在肯定它。换句话说，对中国人来说，人的心在决定人的行为中比人的脑(理)的作用更为根本。诸如情知(智)、情思、情理等，中国词语的组成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性格特征。基于此，李泽厚断言：“归根结底，人是一个以情为本的存有物”。即是说，人的一切理性思维、抽象的观念都建立在基于观感的“情”之上。人的道德的力量、行善的冲动、习惯的积累等，也都来自于人类自身情感的召唤。从古至今在不同民族文化中历史形成的许多不变的价值和制度，大多来自这些民族人民心中说不清楚的情感。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心情如何确实最重要，保持平淡、安定的好心情，也是人感觉生活快乐和幸福的第一要素。总之，中国人深信，“只有炽热的情感，才能让人做出伟大的事情”。其二，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国文化一方面把“天”“道”自然视为非人格化的神，主张顺天和替天行道，另一方面又历来讲究“天道远，人道迩”，重点落在“人道”之上，并追求“是其所是”和“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理论刊物命名为《求是》就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精神。中国文化的这种基本性格对同属于儒教文明圈的日本和韩国等民族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西方意志与文化秉性
与中国先哲视生命为“天德大化流行”，即“天”的造化不同，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人把生命看做是自然界无处不在的力量间相互斗争的结果。如亚里士多德言：“人的德性就是指人的本质或本性，或人所具有的可以产生一些只根据他的本性的法则才可以理解的行为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与‘生殖’、‘生命’有着天然的联系。”再如，西方语言中的德性一词就源于古希腊英雄时代的战神之名——阿喀琉斯(Achilleus)，意指勇敢与强力。因此，如果说，中国人认为，“仁者无敌”的话，那么西方人普遍认同“强者无敌”。自古至今，“强力”是西方民族所理解的唯一的“善”。在古罗马时代，“强力”作为人之本性、神的天意或自然法则得到进一步肯定，成为古罗马元老院制定《罗马法》的基础。《罗马法》明确规定，“力量”就是权利与正义或“正义乃强者的利益”，从而以律法的形式肯定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的正当性。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过程中，体现了罗马公民自由意志的“强力”，由古希腊的德性、人之本性变为基督教徒之最高的善。经托马斯·阿奎那和圣·奥古斯希腊化改造过的基督教神学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之物，是上帝赋予其智慧与力量而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基督教神学还强调，在自然界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中，上帝偏爱强者；在生存竞争中获胜的一方，必定是受到了上帝的眷爱，因而他们有权按照上帝的旨意赢得一切战利品。这种把生命等于力量的原始价值取向决定了，西方人之所求，可以说是“万变不离其宗”，即寻求拥有更大的“力量=权力”。
17世纪后，托马斯·霍布斯、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等欧洲思想家从“我性”原则出发，并以人对自然具有同他的力量一样大的权力；在自然中，一切东西属于有力量据为己有的人等西方原始价值取向为基础，建立了肯定“强者”拥有更多权利的现代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把西方文化中固有的个人自由主义及视荣誉为一个人在社会中立足的关键的思想推向了极致，使现代西方人的“求生意志”表现为赤裸裸的个人权力意志。如，在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强力意志”和“超人”学说中，“个人被膨胀为绝对的自身目的。为了自身，为了使这沧海一粟维持得长久一点而准备毁灭世界”。如尼采言：“所谓的自然规律乃是权力关系的形式。权力意志支配着整个物理世界。每一个特殊物体都拼命要统治整个空间、扩大它的权力意志。生命本身在本质上就是占有、破坏、征服异国和弱者、把自己的形式强加给他人、吞并，至少也是剥削——‘剥削’作为基本的有机功能，它是生物的本质，它是实际的权力意志的结果，而权力意志恰恰是生命意志。高贵的生命意志并不是表现在可怜的生存斗争中，而是表现为独自的意志、权力意志和占优势的意志。”总之，在尼采看来，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大大小小的斗争到处都围绕着优势、生长、扩展、符合权力意志——它正是生命意志——的权利旋转”。叔本华的“世界就是意志”或尼采的“意志就是权力”的思想，是现代西方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哲学、分析哲学和诠释学等社会思潮的思想渊源。狄尔泰、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只把完全孤独的个体的内在的本性、其自身灵魂以及维护‘生存’的基本态度，看成某种实在的东西。”但是，“反者道之动”这一宇宙的最根本法则决定了，当代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导致其“对立面——普遍的个性的丧失和庸俗化”。结果是，西方文化中最根本的“求真”精神渐渐地异化为“真”就是我，我就是“真”。即是说，真理只掌握在我一个人手中，我就是唯一的“神”、唯一的“善”、唯一的上帝代言人，或更加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上帝。因而，在后现代的西方国家，随着西方文化渐渐地完成了“求我”与“求真”的“合一”，西方人越来越接近于实现一个古老的犹太人的观念，即“自己决定自己并且是一个完善的个性或绝对的自我”。
其次，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西方主要民族文化性格除了具有共同的“海盗”特征之外，还各有其自己特有的，诸如“绅士道”、“骑士道”、“教士道”、“酋长道”和“牛仔道”等“求生之道”。具体言之：
(一)英国“绅士道”。林语堂说，“正如每个人那样，每个民族的第一条定律就是自存律，一个民族愈是能够使自己跟变化的环境适应，不管有没有逻辑，他的生活本能便也更加健全。”英国人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被恩格斯誉为对人类现代发展“贡献最多的民族”，除了其战乱频仍的历史，环绕四周的大海，变幻莫测的天气，贫瘠荒凉的土地，艰难困苦的生活经验之外，就是“绅士道”。英国的“绅士道”是一种融合了古希腊、罗马的美德理想以及中世纪骑士精神，加上意大利、法国宫廷文化的“求生之道”，其思想内核是勇气和担当，即，一种中世纪日耳曼部族骑士们崇尚个人独立、我行我素、奔放不羁、残忍无情、追求自由的精神传统。这种精神传统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而在英伦三岛扎根，并使英国人在近代成为“崇尚自由的民族，有着古老的民主与自由的传统”。但这种“自由”和“民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相互尊重的自由，而是如福柯说的，古日耳曼军事贵族们的“自私、贪婪、好战、喜好征服和劫掠的自由”。“绅士道”的主要表现，是尊重传统和理性主义。一个典型英国绅士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能适应世事变化、处变不惊的能力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从容感。在生活中，“无论是遇到大喜还是大悲的事，英国人所想的是，下一步会怎样发生？”因为，在英国人看来，“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的命运是多变的、不可知的，也不可能由自己来把握。因此，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最高水平的道德是英雄式的道德，是勇敢、忍耐、大度，是战场上的勇武。如英雄史诗《贝尔武甫》中的主人公言：‘让我们尽可能在死前争取光荣，这对亡故战士的未来而言，是最好的办法’。”如一个英国人说，“如果说我的教养中有什么终生不渝的信念，一个可以支配所有想法的终极理念，那就是要表现出自己耀眼的一面。生活的目的就是舞台，终极理想和巨大热情都将围绕在我身边。”再如，2005年伦敦地铁恐怖爆炸后，伦敦市长利文思通说：“今天有人死了，明天又会有人来这个城市，在这里安家。”又如，新世纪以来，面对中国的历史性崛起，英国的对华政策在变得更加积极的同时，亦显现出英国人所特有的从容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