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物”、“神”、“我”三位一体
一、理性主义二元论
文化本原是人类思想、理念和自我认识的根基，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它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础。人的“此在”，今生“现世”，确如胡塞尔言说的那样，“是在无数传统中运动的，全部文化世界的种种形态只是由于传统而存在”。西方文化建立在理性主义、上帝意识两个根本的传统之上，而理性主义二元论则是西方文明的核心。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人从个体主义的自我出发，关注外在于己的世界整体的存在，并把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作为主体人的思考对象，即通过把存在主、客化，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探求世界万物的本质及宇宙间力量与秩序生成的根本原因。古希腊人由“对外物的惊异与着重”，关注世界“本体”——“实在”或“最后真实的存在”，孜孜以求地“探索不变的对象存在的真理和真实”或“超越的静态的具有终极目的性的永恒存有——‘不动的动力来源者’”(Un_moved Mover)。自古以来，西方哲人探究宇宙本体(实在)的理性之思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首先，在古希腊时代，西方先哲不仅探寻一个终极存在之物质或精神实体，而且将此实体视为天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与目的。从泰勒斯以降，包括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等古希腊哲人，以诸如土、火、气、水、“无定形”、数和原子等物质作为世界生成与发展之源。如亚里士多德言：“最初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大都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具有物质性的，万物由它而构成，最初由它生成，最后又化为它。本体长存不变，只是变化它的属性，人们说这就是万物的元素和本原。他们认为，既然有这类实体长存，就没有什么东西生成或消灭……至于这些本原的数目和本性，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与此同时，古希腊哲人克赛诺芬尼、巴门尼德、阿纳克萨哥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在探究宇宙动因时，将“奴斯”、“爱与憎”、“理念”和理性(灵魂)等精神实体，作为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本原。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不(被)动的(推)动者”论认为，“宇宙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者”；理性是最高的本原，是万物的动因和目的，它以自身为对象，即所谓思想(或理性)与思想的(理性的)对象的同一。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强调本体的个体性，认为个体只属于它自己和那个以它为本体的东西，并以追求“超感觉”的终极存在、最高实体、终极原因、终极真理为己任，从而确立了以后西方个体主义之思及“神本论”的基础。如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从希腊理性主义强调本体的无形体性和绝对同一性出发，指出了“思根本无法企及在(on)”，从而解构了“思”与“在”同一的希腊哲学。斐洛还通过强调神人之间的绝对间隔和“神”的完全的统一性，把希伯来圣经的智能置于更根本的位置，使“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在希伯来的超验的神的观念下得到规定和书写”。斐洛的这一修正之思，使欧洲中世纪处于“神有”的黑暗时期，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倡导科学理性、人权的启蒙运动在西欧诸国普遍展开后，“神本”之思在欧洲一统天下格局才宣告结束。17世纪初，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倡导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按照这种意识追求自我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标志着西方理性主义发展进入新时期。如胡塞尔言：“当希腊人转向普遍、先验的理智的起源，转向本质王国时，‘普遍科学’的理想就被确立了。这个理想在近代随着笛卡尔转向主体性再次得到确立，主体性取代了古希腊的宇宙和中世纪的上帝。”18世纪后，康德的“物自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论，代表了西方理性主义本体思想在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最高成就，并把理性主义对西方秩序的“普遍性”的自我论述推向顶峰。如，康德从理性→自然→善出发，强调人的理性共性、自律性和绝对性；理性是人自体和万物的立法者。康德认为，“一个被创造物的身上的理性，乃是一种要把他的全部力量的使用规律和目标都远远突出到自然的本能之外的能力，并且它不知道自己的规划有任何的界限”。即对康德来说，理性是“人类如何认识到自己的自然状态，并把这种自然状态理解为自己生活的目的性，按照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对生活的认识和关照去生活”。康德还以“物自体”这一概念，作为“人只能用宗教神学的语言来刻画其存在”的“对象化的本质”(存在)。在康德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西方文化中久远的“外在超越上帝概念”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向诸如施莱尔马赫、谢林、费希特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及黑格尔主义神秘的“世界整体性”、“绝对精神”等主体性的精神理念发展。二是如黑格尔那样，试图通过把不可知物本身视为“超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或万物统一)，来克服康德哲学没有解决的主客对立。但是，如成中英言：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化的本体并非具体的个人所修炼出来的心性本体(如在中国)，它仍是一个超越的、非现实的客体化的主体形式的本体存在，只是它的内容从不可知的‘物自体’换成可知的精神实体而已”。因为，“在认识到整个世界存在的有机整体性以后，黑格尔是以泛神论的精神来理解它的。因此，他在发展着的绝对观念整体性中扼杀了个体的人的存在，取消了他的独立性”。这样一来，黑格尔既没有克服主客体的对立，也没有“摆脱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片面性”。19世纪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使科学理性在西方大行其道，它“一方面排除主体性与内在性，另一方面排除超越性的对外在世界的经验认知”，并促使一些西方思想家进入了“对非超越的外在性的理性探索”的新阶段。如，西方语言分析哲学认为，“我的语言的极限”就是“我的世界的极限”。而科学哲学更是“把人的存在约化为物的存在”。以科学哲学为先导，西方思想家逐渐地从批判现代性，“转向人的内在的建立与探索”。如，胡塞尔的现象学“力求在人的纯粹意识中建立对事物本质确定的知识”，从而“开创了一条内省自我存在的内涵之路”。海德格尔等代表的现代西方存在哲学以自我的先存之执(Pregrasping)、先执之有(Pre-having)、先有之见(Pre-conceiving)为出发点，认为作为“此在”的“自我”的存在“充满了相对未来的可能性、不定性与有限性”，“没有能力对世上诸物进行认知”，而“只能以其自身的感、思、受、向、行、识来突显自我的存在”。故此，“人应超越科技及其造成的现代生活而寻求自由与安宁”。德伽默尔开创的现代西方诠释学进一步“把理解与人的存在等同起来”，“以自我的历史性本体为出发点”，使西方思想“向自本体诠释的方向发展”。
二、个体主义主体性
西方文化中的主体概念源于将精神视为自我把握和自我同一(逻各斯)的古希腊形而上学。自从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把现象的确定性建立在人自体之上，并通过求助于上帝，证明世界的实在性后，对个体主义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价值肯定一直是西方本体之思的主流。如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通过引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提出了“自我”这个中心哲学范畴。再如，康德通过强调“自我”是一个先验的主体，将“自我”的单一性上升到超验的普遍性和类主体的抽象，开始了一场形而上学的“哥白尼革命”。又如，费希特从自我本身的能动活动来设定“非我”，并最后又复归到“绝对自我”，从而使一个能动的自我成了一切经验事物的设定者和最后根据。它既是认识的本体，又是认识活动本身(我思)，从而创立了一种本体即认识的自本体的唯我论。最后，黑格尔进一步把“绝对的主体性”，看做“是一个普遍的主体，或一个直接的主体间性”，因而“一个我，那是一个我们，一个我们，那是一个我”。黑格尔还直白地说，“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
自柏拉图以降，西方人就为这种肯定、高扬、突出和强调“自我”的心智倾向所支配。这种内含“排他性”和“崇我性”的“自我”心智，一方面使西方人在心灵深处将“自我”放大到极致，热衷于追求自然真理性的“纯一”和“人自体”的绝对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在价值上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而“世界历史”就是“特定主体的自由意志及其价值论上的自我辩护和自我肯定”。因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总是以“有”自恃、自傲、自长，总想攻伐、征服、主宰世界。如斯宾诺莎言，“就权利而言，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像两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相互关系，他们各谋私利，本质上相互反对。”而“人要保持他的存在，最有价值之事，莫过于力求所有人都好像是一个人的心理与身体一样”。但是，如詹巴蒂斯塔·维柯言：“主体性”自我张扬的逻辑结果是实践哲学的虚无化；“自我”如“推到极点就是律法不再可能，就是消解传统、无法无天、普遍战争”。其一，如果把人看做“首要的和真正的主体”和一切“存在的中心”，是一个纯粹的自卫存在，对于它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行将消失的环节，并进一步“把基督徒看成真正的人，看做上帝的选民，是一切人的代表和中心，有权利按照上帝的旨意主宰其他一切，包括非基督教徒”，那必将导致“尽量勾销复数性的选择”。其二，建立在“我有”本体认识之上的“自我”，实际上“像围着自己尾巴打转的狗一样，拼命要抓住自己，却怎么也抓不住。那条引诱它疯狂打转的尾巴，就是时间”。因为，“时间动摇了我思的确定性，使它无法将自己作为绝对的基础”。换句话说，“自我”之思仍无法克服生命的有限性与存在的无限性或主观世界之有限性与客观世界之无限性的矛盾。笛卡尔将上帝作为“我思”的前提就显示了这种“自我在虚无与存在、自我与他者、有限与无限中间的特殊处境和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吊诡”。
20世纪后，表面上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统中主体和主体性概念不断地被消解和解构，实际上西方社会中原子式的个体(主体)概念经过不断更新和神化，已变得越来越绝对化。西方个人自由主义越来越突出，抽象和实体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地位被拔得越来越高，抽象的人本主义原则得到更多的强调。这说明，西方个体主义本体之思只能朝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虚无主义。事实上，虚无主义的普遍化已成为现代西方社会最典型的社会现象。西方社会中的人拼命要突出我，抓住我，以我为基础，以我为出发点，但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个“我就是我”的“空洞形式”。如张汝伦言：“没有差异和规定的‘我’实际上不是在肯定自己，而是相反，在取消自己。”因为，如果“我就是我”，那就会将非我的一切视为对象，视为手段，可以任意加以支配和毁灭。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要求整个世界与它们的“自由意志”实现同一反映的，正是这种追求“自我把握”和“自我同一”的古希腊逻各斯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社会被视为人之存在的本质要求和必然性，也是人类自爱和祈求永生的根本动力。但是，实际上，世界的统一性、均质化、同一化只是一种表象，在人的内心世界和人伦道德领域及人的精神方面永远都不会“同一”；单纯从个体主义的“自我”出发，不可能找到“自我”与人类社会及自然的同一。
三、上帝与“神人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