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中国古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古以来，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性格，使日本时刻处在恐惧之中，成为世界上最缺乏安全感及危机意识最强的国家之一。在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下，在日本无论儿童还是无知的人都深信佛教的无常思想。因为，他们看到的“土地本身就是无常的土地。河流时常变迁，海岸时常递嬗，平原也时常起伏，火山的高峰，一会儿高，一会儿碎；石熔山崩，填满了幽谷；湖泊则忽隐忽现，风景的美丽也往往变幻不定——是一种五光十色，烟浓雾摇的风景”。而这些变化无定的梦幻印象，春夏秋冬的转换及频发的水、火、地震、瘟疫等灾难，无不印证了佛教关于世间万物都要灭亡，归于永久虚空的教义。而这种诸事无常思想，又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死观，使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中对现实人生充满了一种否定的感情。自镰仓和室町幕府时代以来，在日本人，尤其在日本武士心中，“有和生是现实的事物，而无和死是可能的事物。尽管死是不可避免的意料中事，而生则是侥幸。但死是未来的，遥远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因此，“死被轻松地讨论，指的是他人的死，他人的死和自己无关，自己是不能死的，否则就没有办法体验现在。这种对现在的、现实的、死的否定是中世纪武士的思想主流。这种否定逻辑的发展，除了因为中世纪‘家’的成立，人们开始祭祀祖先，回忆过去、祈祷子孙繁荣，还因为武士势力的空前强大。武士社会的形成促进了建立在‘无心’基础上的精神世界的诞生。”这样，日本人就把无常感与增加不安全感及寻求确定性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之成为日本人生死观——这枚硬币的两面。即，日本人越是感到无常，就越想获得确定感和安全感。因而，日本人的价值偏好和与行为模式特点是，竞争性、忍耐心都特别强。如日本学生作文言：“无常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时常看见昨天还富足而今天已贫穷的人。根据进化论，这是人类竞争的结果。即使非我们的本意，却不能不相互攻战。我们用什么刀剑来攻战呢？用那为教育所熔铸的智识之刀剑。”
其二，在日本神道“人死为神”思想影响下，日本人的心底深处存在着一种“现世为神，来世为佛”的观念。他们相信，“活人的世界是直接由死人的世界统治着的。人类每一种冲动或举动，都是神的工作，所有的死人，都已成神了。”因而，自古以来，一方面日本人不把个人的死亡当做绝对的终结。他们把自己和自然、和他人看成不断生成的整体，相信人肉体的消失只是暂时的，“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以什么形式重新回到世上”。因此，“日本人喜欢古代武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讨死为无尚光荣的精神”，打起仗来也非常勇敢，毫不畏惧。另一方面，如画家东山魁夷言：日本人“在赞美樱花的魅力的心灵深处，其实一定无意中流露出珍视相互间生命的情感和在地球上短暂存在的彼此相遇的喜悦”，并感叹“月非旧时月，春岂去年春。万物皆迁化，不变唯我身”。与此同时，由于没有普遍主义文化观念的约束，“力量、血腥、暴力，在日本人眼中也是一种美，他们不会因为道德的因素而拒绝表现邪恶之美。也不介意邪恶之美进入到自己身体之中”。
再次，中国儒学对日本人心灵的影响除了“招魂再生”外，就是道德论上的“忠”“诚”(至诚)及其内含的献身精神。如日本学者掘桂一郎言，“忠”是日本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主仆关系的基础及日本武士精神的精髓。江户时期，日本武士道一方面开始具有诸如讲仁爱、礼貌、侠义、自制、自我牺牲及孝心等高度的伦理规范；另一方面养成了追求直勇、残暴，视弱者为非人，崇尚弱肉强食等性格特征与价值偏好。在这些所谓武士精神的影响下，“日本社会生活中潜藏着既可以为了‘诚’而说谎也可以为了‘诚’而杀人的道德观念与精神气质”。即是说“日本人头脑中既不存在尊重人的生命的哲学”，同时，在“自己的心情世界中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他者的他者性”。而这意味着，“日本人对于自我的自我性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也没有将自他之间的关系性作为问题来考虑”。如，二战前后，日本人以欧美列强为榜样，把被统治者视为是和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心情毫无关联，不会牵动自身感情，可以随意处理的人。二战中日本士兵不认为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别国杀人有什么不对。基于此，中村雄二郎认为，江户时代形成的以“诚”(至诚)为中心的思想无法明确把握以制度为媒介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并“给明治以后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带来了绝对性的影响”。而在日本“诚”的原理之所以会很容易地被纯粹化，并且会疏漏掉他者，那是因为“诚”是在没有将自身客体化的情绪化的闭塞的场所中形成的。即，“‘诚’没有联系到他者，完全是一种自我主体性的情绪化的思想状态。”因此，“日本人看重精神，日本士兵都相信，他们可以凭借强悍的精神力量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无论情势如何，是胜是败，他们都要展示出英勇无畏的‘大和魂’”。尤其，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叙事不仅强调日本对中国的差异化，而且认为10世纪唐朝崩溃后，作为一国之民族史的中国史等就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如丰臣秀吉《答朝鲜国王书》云：“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戴季陶认为，丰臣秀吉的“这种气魄、怀抱，是武家时代以前所决不会有的。清取明而代之，刺激了日本武士阶层‘问鼎中原之意’”。再如，佐贺藩主锡岛肥前守书云：“幕府之职，世号征夷大将军，此征夷二字，实为万世不易的眼目，当今太平日久，士气偷惰，正宜乘时奋发，耀威国外，乃足以挽回末运，奠定国基。”而川越藩主松平太和守的上书明确地声称：“凡诸外夷，对于皇国有敢为不敬者，允宜施以皇国武力，悉加诛伐，以光国威。”而“日本学界否定他者及对中国实行他者化、异质化的目的，是把中国从日本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完全擦除，以建立自己的文明史叙事”。
第四，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西田哲学，进一步增强了日本的好战性。基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盛行的“政治就是分清敌我”及“人性—兽性”等政治哲学思想，日本现代哲学第一人西田几多郎提出所谓“绝对善”思想，作为日本对外推行民族扩张主义的理论基础。西田认为，“所谓善就是我们的内在性的要求即理想的实现”，也是“意志的发展完成”；“意志的发展和完成就是自我的发展与完成。因此也可以说，‘善就是自我发展与完成’”。换句话说，西田认为，善就是满足人自身的内在要求，而人最大的要求就是人格的要求，即“人格的实现”。而“所谓人格，就是‘从心底生发，逐渐包容全身的一种内在的要求之声’”。这样，由伊藤仁斋、山鹿素行、荷田春满等发出来的日本民族自我独立、扩张的要求，在明治维新后转变为“只见对武力的称许”，并进而把对外进行武力扩张视为天经地义的“绝对的善”。为此，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奉行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政策。“财政上，统制分配的基础完全是军国的利害，而不是国民经济的利害，分配的实际是把军费作为主要目的，其他一切财政支出，都处于剩余分配的地位。军令机关，以大元帅幕僚的名义，完全独立于内阁之外，直隶大元帅之下，不受政治上的任何动摇。外交方针、财政方针、教育方针都以国防计划为基本，所以外交是军事交际，财政是军需，教育是军事训育。”总之，如戴季陶言：“日本自丰臣秀吉以来，直至条约改正，这三百年间的努力，民族主义的确是在无形中成了一个指导原则。”“环境诱惑使日本得到了朝鲜还嫌不够，还想要夺取南满、全部蒙满，进而中国北部，之后扩到全中国。想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戴季陶还深刻地指出，“日本羡慕意大利和德国，开口统制，闭口法西斯，但却忘记了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首领。”因此，“想象力很大的日本民族”，沿着国家主义走向帝国主义，“悲剧性地自造了一个国难”。因为，日本错误地认为，“天下事只有兵力是最厉害的，能够达到快意的目的。但却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民众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古人论‘兵’，以‘道’为先，道就是主义，主义就是支配民众利害的理论。背道而驰，就是背时而行，结果没有不失败的。”
二、阴柔、残暴性(町人根性)
如果说，日本人尚武、好战的特性主要是由日本武士塑造的，那么日本战略文化中的阴柔、残暴性主要反映了日本人的“町人”根性。在日本幕府统治时期形成的特殊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中讨生活的城市“町人”，给日本人的心性打上了诸如嗜好变态的血腥，只看重实力，寻求与强者为伍，讲究现世、实用主义及柔韧有余，刚强不足，习惯于妥协等烙印。
其一，在日本幕府长期封建统治时代，处于日本社会阶梯底层的城市“町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备受幕府官员和武士的欺凌与歧视。如涩泽荣一言：“极端地讲，简直就是没有把商人当人。小小一个代官出门，商人农夫都要跪在地上。商人见了武士，无论什么事，都是绝对不能够辩论是非曲直。总而言之，当时商人对武士，实在卑污到极点了。”戴季陶根据他对日本人心性的观察亦指出，“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建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衣而已。至少一大半上流、中流人都是如此。军阀、官僚是武士、町人的混合体，政党是介于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戴季陶认为，“町人根性”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两面性：“一面是阴柔，另一面就是残酷。”“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而“町人”心理上的极度扭曲，又造成了日本人心性上的矛盾特别尖锐。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束缚与自身对自由的渴望发生激烈的冲撞，不仅产生了许多带有极端思想的人，而且使许多日本人喜欢通过各种暴力、残忍的活动，来释放自己的被压抑的心灵，寻求一种发泄。如日本剧作家坪内逍遥在《追忆少年时代看歌舞伎有感》中言：“歌舞伎中煽情血腥的场景很夸张，常制造血淋淋的画面。日本民族先天具有残忍的性格，——是一种遗传下来的集体无意识。歌舞伎大多表现的是被虐待和虐待等异常性欲的情节。尚武传统使得人们对自杀、伤害行为比较容忍。残酷和卑猥是原始时代最重要的战斗和生殖本能，这种本能依然潜存在日本国民的内心深处，在变动时代转成为群众意识，变成一种对欲求不满的消解作用，对社会压抑的反抗。”日本学者河竹繁俊亦认为，“日本人看到淫荡、血腥、残忍等画面会心生快感，这是江户末期病态的‘民性’所致。在上位者控制人民渴望解放的其他意识，对此却允许。”可见，历史上日本人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社会仇杀中，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嗜血、残忍绝不是偶然的。二战中日军在中国内地及东南亚战场上做出无数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与日本人的“町人根性”密切相关。日本人的“町人根性”，是造成二战中日本军人做出堪与二战中纳粹德国法西斯残暴兽行相比肩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