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根”上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像西方人那样对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存在感到紧张。只要我们学会用中国传统的“中和”辩证精神去看待民族问题，就一定能在文化民族主义问题上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并在“天下本位”与“民族本位”之间找到一种“适得”。新儒家对中西之争采取综合的立场，应当说代表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找这种“适得”而做出的努力。近年，通过重新认识和肯定自己固有的文化，向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复归，中国外交理念完成了由和平崛起到和谐世界的转变。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表明，尽管中国传统“天下本位”思想受到冲击，但它并没有根本消失，仍隐藏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实际上，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还是毛泽东，所有近代以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及广大的社会知识精英都从未在根本上放弃“天下本位”的思想情怀。中国整体主义一元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影响，使他们始终把世界看做一个整体，视整个人类为一个大家。当前，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体系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应当，也可以在创建全球和地区政治新文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中国应当坚信，超越国家、民族、种族界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能够形成。而中国的“礼不往教”原则能否通行于全世界，不仅事关中国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对未来人类社会前进方向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不断增加，中华“和合”文化必定会成为影响未来国际体系文化及世界文化谱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中国民族文化也可能逐步上升为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形态。
第二节 从“藏天下于天下”，走向“中西融合”
一、从“天下主义”到“藏天下于天下”
1.从“天下主义”到“新天下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应扬弃被压迫的或解放的民族主义思想，以传统中华文化的天下主义外交哲学取而代之。例如，李慎之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说也就是全球主义。”再如，盛洪1996年在《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一文中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文化上的转变，即再一次从民族主义走向天下主义，或者说复兴天下主义”。在这篇文章中，盛洪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对天下主义的理解，并指出，他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公平和道德合法性发起挑战。1997年盛洪还与张宇燕就天下主义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思想对话，这次对话确立了天下主义立论的基础，主要是：(1)现代国际社会是西方逻辑主导的国际秩序，它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按照现在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玩下去，中国和世界都很危险，中国文化的特质不允许中国人继续玩下去；(2)近代以来，中国采取民族主义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让步。民族主义并不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民族主义可以救中国，却不能救世界。如果不能救世界，也就不能最终救中国；(3)民族主义会导致人类的灭亡。而能够使人类避免这一灾难的只能是天下主义文化。以天下主义结束“战国时代”是中国的历史使命；(4)单靠实力、利益原则解决不了当前世界面临的诸如核武器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道德和文化力量，即以天下主义理论的内核“礼”、“义”和“仁”等道德原则，推动世界向实现持久和平的方向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倡导天下主义，肯定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更崇尚合作，更少诉诸于战争，且有很强的兼容并蓄、吸收和同化异族及其文化能力等，对重构新时期中国外交哲学基础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学科知识结构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天下主义立论未能清楚地阐明天下主义与当下中国外交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所提出的如下三个重点也不完全切合当前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它们是：(1)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道德合法性，或者说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的伦理基础提出质疑；(2)从经济学视角说明天下主义优于民族主义，奉行天下主义在经济上对中国更加有利，而民族主义必然导致经济利己主义，从而加剧国际紧张关系；(3)强调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避免世界大战和实现“天下无核化”。诚然，这些都是目前国际关系中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重大问题，但它们显然不是中国外交议程中亟待解决的根本核心问题。目前，中国外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即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深入到本体论层面，则是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身份定位问题，在根本上还是一个‘中国是谁’的问题”。
天下主义问世后，中国学界的评价不一。有学者担心天下主义正好印证了美国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也有学者称其为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甚至有人给天下主义倡导者扣上宣扬开明强权政治的大帽子。尽管如此，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的现代化从今天向未来望去其成功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大的历史条件下，海内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从不同学理层面，支持天下主义文化复兴。其中，较为突出的有赵汀阳和杨万江等代表的新天下主义论者。他们认为，首先，“天下”是一种哲学思想、世界观，是理解世界上一切人、事、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特有的“天下观”是关于世界制度最深厚的理论准备，其“根本创意在于它的‘无外’原则，即，它把整个世界都看做是‘内部’，从而消解了不可调和的‘外部’”。因为，对于天下来说，所有地方都是内部，所有地方之间的关系都以远近亲疏来界定，这样一种关系界定模式既保证了世界的先验完整性，同时又保证了历史性的多样性；“天下观”的核心概念是“以天下观天下”和“四海一家”，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把世界(天下)看做人类的公共政治空间和共同资源，以世界为尺度去思考属于世界的政治问题；只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不可分的先验单位，才有可能看到并定义属于世界的长久利益、价值和责任。如果不在哲学上先验地承诺和谐完整的存在和世界，那么就不会有和谐的思想，就更加不会有和谐的行动”。
其次，相对于生活世界来说，天下是个制度世界，即世界必须成为一个政治存在，否则就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世界的治理需要一个世界制度；如果一个政治体系由多个层次所组成，那么世界制度必须是这个系统中的最高政治权利制度，不同层次上的政治制度必须在本质上相同，或者说，政治治理原则必须在各个政治层次上具有普适性和传递性；政治制度必须具有伦理合法性，符合全体人民的公意。为此，需要进行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建立一种新型的、在治理能力上等价于世界帝国的世界制度。目前，西方关于世界统一性的想象基于国际主义原则，基于“之间关系”观念而发展出来的世界性方案无非是联合国或其他的各种国际组织，都没有也不可能超越民族/国家框架，因此，不能真正达到世界的完整性。而实现自上而下的政治治理传递，则是创造有效世界的根本条件。这意味着中国的天下模式能够为结束当今世界的混乱局面提供一种方法论。
再次，天下的选择必须是天下所有人的人性选择，而不可以是某种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或者某个国家和民族的选择，不可以由国家、民族和特定的文化来代替世界，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人最需要天下大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模式只承认政治一致性和人性普遍性，而不再更多地承认别的原则，尤其是不赞同人和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的普适性，反对把任何特殊价值观强加于人，从而肯定了各种文化的自由存在和自然存亡。
由此可见，相对于天下主义而言，新天下主义在叙事的角度、历史哲学的深度及与现实中国外交联系的紧密程度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且有更深入的突破。例如，在叙事角度方面，新天下主义强调不能再在传统天下主义的文明中心-外围秩序或者说“华夷”结构下叙事。中国现在不仅要“承认天下是一个多种文明共存的世界。中国与非中国的关系已不再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而是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或多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天下是多种文明共存于世界的新天下”，而且还要看到不只是中华文明包含着天下主义的因素，其他文明，如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也可能会为建立新的天下主义文化作出贡献，并肯定各个文明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天下主义文化复兴，需要有更大的包容性、更高的忍让精神和更伟大的胸怀，而不能重犯过去的文化自大主义错误。再如，在历史哲学上，新天下主义认为，如何认识天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中国的“天下观”源于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由中国古代先哲信奉的生命哲学的本质及“和合”文化特质所决定。中国“天下观”的主要理论价值在于其蕴涵的“世界先验一体性观念、他者哲学以及和谐理论”。因为“天下”概念所承诺的世界一体性是先验给予的整体性，而世界的先验一体性又构成了对世界内部多样性的承认，从而在思想理论的源头上拒绝了“异端”、“战争”、“冲突”这样的危险思维。又如，在与中国外交现实需要相结合方面，新天下主义指出，当代世界正处于一个重要历史转折期，美国的无法无天并非完全归因于美国的野心，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世界缺乏世界理念、世界制度和足以支持世界制度的力量，而这正是这个时代提出来的严重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天下主义可以作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一种合理选择。因为，除非天下能按照家庭的模式进行治理，否则它将不能得到持久的和平与和谐。因此，中国外交不能只考虑中国的问题，还要考虑世界问题，即以世界为背景提出新的思路，提供新的实践。
总之，新天下主义重点从中国文化本原上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理论基础建立在肯定中国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上。新天下主义立论的前提：一是虽然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已经占据了一定的思想阵地，中国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得更加复杂，但中华文化的根本特质没有改变，中国人灵魂深处所信奉的东西仍未完全被“西风所化”(虽然少数中国人已被西化，而选择信仰基督教等，或移民到西方国家)，心怀天下仍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民族国家仅仅是中国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暂插曲，不管情愿与否，中国都注定要超越“民族国家”，恢复自己作为“天下”之“中心”的本来面目。三是世界是一个客观存在，天下也是一样的客观存在，只是还没有哪个国家获得天命。天下的民心、公论、天理、人道都是存在的，只是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只有一统天下之义，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天下大治。四是天下模式不仅“具有哲学和伦理学优势”，而且具有世界尺度，所以能够反思世界性利益。同时，它又是一个冲突最小化的模式，最有利于保证世界文化知识的生态平衡。五是在个人、民族、国家、宗教、异端等计算单位所构成的概念体系中不可能理解和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天下模式可能是唯一能够满足世界文化生态标准的世界制度。
作为思想理论和策略方法，新天下主义能否成为中国独有的外交资产，以取代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显然是一个见仁见智、难以定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对新天下主义的批评主要有几点：一是天下是一个事实上总也做不到的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可能性，不如说是与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有几分相似的信念；二是按照天下理论建构世界秩序必定隐含着承认尊卑等级差序，这在伦理学上比以主权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并没有更高的至善性；三是在实践上缺乏可行性，难以获得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普遍认同及缺乏使之成为现实的物质力量。我们认为，这些批评是不能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