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藏天下于天下”战略思维的这些要义，应成为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对外战略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中的重要部分，通过弘扬这一战略思维，我们可以重新把中国的对外战略建立在中国古代先哲创建中华文明之初的“观”与“感”之上。“观感”与“主义”或感性与理性之别，是中国与西方战略文化原始价值取向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中国传统天下观主要来自于先哲对天地万物的感知和体悟，而不是西方式纯粹抽象理性思辨的结果。“藏天下于天下”思想也是由“观”而得，由“感”而知。近代以来，西学东侵，既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学，也带来了无数的主义。在西方影响下，传统天下主义思维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由西方舶来的各种主义。在西方国家，学术思想流派和“主义”多如牛毛。因为按照纯粹抽象的逻辑思辨，任何人都可以自创一套方法，在自己抽象得出的逻辑概念里自由地驰骋与翱翔，而一个方法就可以创立一个主义。近代以来西学中国化带来的弊端之一，就是无数“主义”之争基本上成为一种“恒常”，其中虽不乏像科学社会主义一样的好主义，但也有些风行一时的“主义”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沉痛的教训、困惑甚或“灾难”。如西方思想界一直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抽象地说，自由没有人会不喜欢，但所谓绝对的自由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历史上除了圣贤、菩萨、佛祖和上帝、真主，很少有人能从身心与灵魂两个方面达到彻底的真正的自由境界。如同只有懂得全人类的知识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获得真正的身心自由难乎其难。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仅仅是一种纯粹而“美丽的谎言”。他们只是奢谈自由，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由为何物。人之所以为人，成为这个地球上唯一具有灵性的“社会动物”，是因为他从娘胎里出来后就自然而然地懂得了他者的存在是自己存在的前提。排除人为因素，依赖他者是任何人从孩提时代就知道的常理。人与一切生物一样最根本的下意识是生存。从生存的角度看，人从获得生命的第一刻起就是不自由的，其存在主要依赖于他自身无法左右的诸如吃奶、洁净的空气等种种外在条件。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生存所必须的条件是因为有爱，尤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如果母亲不爱他，并遗弃了他，他虽然很自由，但即刻濒临死亡的威胁。而爱则是一种出于动物本能的情感(除了人，其他一些高等动物也具有这种情感，这种情感在人类进化中应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而不是什么理性。从现象学看，由感性而产生的思想范畴，一般高于或优先于由理性思辨而产生的逻辑范畴。中国文字中的“观”，源自于“感”，反之亦然。所谓观感实际上是一回事，没有观就不会产生感，至于感性能否进一步发展成为各种各样的理性那取决于许多其他社会因素和文化环境。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文化环境之中成长，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理性，或者长于某种理性。所谓价值理性、沟通理性、工具理性等，无非都是不同环境的产物。西方人长于工具理性是由于其生存的环境使然，如环境变了西方人也会变。如果一个西方人生活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之下，并且他想生活得更自在、更好的话，那么，他很可能被迫放弃某些过去习惯的理性思维定式，并学会像中国人一样感性。同样的道理，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就得学会像西方人那样理性和工于心计，否则他的生存就处于不利的地位。简言之，生存环境决定了生存策略，什么样的环境教会了人采取何种思维方式与生活策略及怎样行动，以获得社会认同与成功。工具理性充其量只能使人拥有更好的谋生手段，但手段终究代替不了目的。如康德言，人活着是为了幸福，而不是为了实现一种理性的蓝图。尼采进一步指出，生活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在文化上而不是你有多么“进步”上。而许多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人往往只知手段，而忘却了人之生活目的。从根本上说，人要的不仅仅是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还希望看到人间能够充满爱和社会正义。这是人最基本的社会“观”与“感”。相对于理性与纯粹的逻辑思辨来说，“观”与“感”在认识世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更为本质的意义。一个社会的理性过于发达，人就会显得缺乏怜悯与同情之心。总之，充分肯定基于“观”、“感”之上的“藏天下于天下”思想价值，并将之真正具体地落实到中国外交实践之中，中国一定可以攻守自如，在日趋激烈的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外部国际环境也一定会有一个较大的改观。
二、从找回“自性”走向“中西融合”
1.中国文化“自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在重构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想运动中，李慎之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他认同找回中国文化“自性”(Chinese—ness)是中国现代发展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的观点。所谓找回中国文化“自性”，就是在中国各种现代文化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及比较与选择中，通过对中国文化价值体系进行新的自我理解、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确认和自我超越。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产生于生活世界。任何一个生活世界“如果没有价值上的确定性和文化上的创造性，就只是被历史主义的‘此刻’所吞没的一个虚无，充其量不过是在一个空间化的等级或尺码上的量值而已”。现实中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整体的自我确证，是对自己的根本性价值认同的坚持和发扬。自古以来，中国不仅是一个有着完整价值体系的生活世界，而且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发生着朝自身回归的思想文化历程。在近代中国重建自身历史和主体性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界寻找中国文化“自性”的思想运动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诸如新儒家等思想派别一直主张，通过肯定中国文化主导性价值观念或原始价值取向，来确立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现代定位。根据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我们认为，中国文化根本“自性”建立在整体一元、敬天厚生和尚中和合等原始价值取向之上。
其一，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实践中觉识到，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来自于有与无的相反相成；有与无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时间是事物和生命的具体化过程；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存在和永续不绝的生化过程，它肇始于原始的统一与和谐的开放的整体，并在变化过程中，保存、表现出了其原始的统一与和谐。即，万物同出于道而又归根结底复归于道；世界同一性与多样性是一个存在的两种表现形式和必然的方式。就是说，“一”只能存在于多之中，反之，任何多样性的存在中都有同一，也就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两者不是截然对立的存在，而是互为依托、相互映证的存在。这一点与西方的“绝对实在”观点是格格不入的。西方的传统是寻求在变化、现象之外的更深层次的“实在”。从天人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式出发，西方人永远看不到这个“实在”就是“天”及其自身作用之“道”。从政治上看，这个道可“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即得道者将获得天下的民心，从而将无敌于天下。
其二，在中国先哲看来，世界万事万物各有自己的特点，人的意识千差万别，世界正是以此生机勃勃；如果事事都无差别，人的见解千篇一律，世界就不仅仅变得苍白，而且更要归于死寂；生存之道的关键不在于通过消除差异性来求得同一，而是对差异作适度的调整，让差异不但能并行不悖，而且又能融化在一个整体之中，形成一个整体沟通的秩序。因此，对世界上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性和对立性及彼此之间的利益、观念碰撞需要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和合精神，并通过存异和逊让求得和平与“共赢”。任何和平的秩序不仅只能建立在保存差异性之上，而且必须建立在“均”(平均、均衡)和“安”(安宁、安定)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先哲还强调以柔克刚，并以中国古代历史上周在三分天下有其二时仍臣服殷商为例，教导人们应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追求的至善境界。
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阶级、种族和宗教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归根结底也是集体神话之间的竞争，即自信心、正当性、文化性格、民族精神、生命力、对民族前途的信念等既抽象又具体、既感性又概念化的东西之间的竞争。这决定了，在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软”实力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并成为谁将取得最终胜负的根本性因素。目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大国关系复杂性的日益增强，使大国之间发生“硬”实力对抗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同时，作为全球化的对立面，各种新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带来了新的变数。因而世界主要国家现在既需要在抢占高新技术制高点的竞争中占得更多先机，又需要以更大的道德意志力去占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以推动国际体系总体格局朝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
2.走向中西融合
中西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不一样，古代中国和古希腊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性质差异，催生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中西在文化本原的思想特质上出现诸多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一元与两元本体论的差异；线性思维与整体思维的差别；逻辑思维与整体形象化思维方式的对立。在认识论上，西方人按照主客二分法，将物质和精神割裂开来，从而使“向前看”的线性思维方式成为其最为根本的思想特质。这种朝前看的西方文化特质，是近代以来人类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哲学基础。但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的发展。认识自然是好事，但一味地强调改造自然，发展下去终究要出问题。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与科学家认识到这一点。例如，1988年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时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汲取孔夫子的智慧。”
几千年来，西方思想家在物质还是精神是世界本原及万物存在的第一推动力问题上始终纠缠不清，至今也没有搞清楚。线性思维方式导致西方人最后把物质与精神分开，分别当做思维与存在及一切精神和物质形态发展的原动力。这种二分法思维方式决定，西方人文学界各个学科始终存在着两个分别源于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哲学本体思想的对立营垒。物质主义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制度主义、理性主义等派别的共同文化本原，因而强调物质力量及由物质力量界定的国际权力之争是世界上一切问题和冲突产生的根源。而理想主义、理念主义、自由主义、包括建构主义的文化本原在于精神第一，认为归根结底，在现实世界，包括在国际体系中，具有根本作用的还是人的观念。例如，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归本溯源在于世人脑子里就是这么想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仅存在于世人的观念之中。如果人的观念改变了，它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建构主义主张，改变世人对国际体系宏观结构的认识观念，是促进国际体系文化朝着进步方向变化的关键之所在。
在方法论上，西方人具有从个体上向前看，由事物的一般开始，通过具体的层层剥离、分疏、展开，最后形成一个理论抽象的思想特质。因此，西方政治哲学强调个体与整体利益的不一致，认为公民与政府的利益是对立的，双方之间充满着矛盾与斗争，谁的力量大，谁就占上风。源于西方二分法哲学本体的天赋人权论认为，公民、个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迫使政府、国家机器关心公民的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必须体现在公民个体的发展上，如果对公民个体利益不利，这个整体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从这一视角看，当代港台新儒学完全没有必要牵强附会地论证儒家是主张搞民主政治的。因为西方民主制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体系联系在一起，是西方思维方式的产物。中国文化本原规定的思维方式决定，在中国不会产生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当然，这不是否认中西文化思想特质丝毫没有共同之处，相反，中西文化也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像不进则退、自强不息和天助自助者等自然法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得到广泛认同的思维价值肯定形式。
虽然中西文化本原差异巨大，但中西文化本原的综合又是人类历史及世界统一性、同一性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它也是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保证和前提条件。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和谐世界最终能否建成，归根结底取决于中西能否在文化本原上实现综合，即通过中国与西方国家长期的文化交汇、融合，最终出现一个由“西化”的东方和“东化”的西方共同组成的新世界。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