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年刚过下来，村子里就传出一个消息，一个人人都愿意传、人人都不愿意接受的消息——于洪章开始吃“派饭”了。“派饭”原本的意思是，指派农户给来村工作的同志所提供的饭食。于洪章不是驻村干部，他没有资格吃派饭，是他自己硬往各户里“派”。确切地说，他吃的这饭应该叫“赖饭”。明明是赖饭，为啥硬把它叫成派饭呢？村里人觉得叫赖饭也得管他饭、叫派饭也得管他饭，为啥不拣好听地叫呢？
于庆章不是被扈所长“铐”在树上，等县公安局的专车来接吗？那是吓唬于庆章，他哪有权力指派县公安局？
大闹包子铺儿那天，扈所长把于庆章带到公社派出所，初步打算拘留他十天。公社分管政法的副主任虽不认识于庆章，但他了解于庆章。他对扈所长说，于庆章是个老光棍儿，你拘留他，谁来给他送饭？让他在咱这里吃上十天，四个煎包锅子“吃”下去了，那不等于他砸了六个煎包锅子吗？可怜于庆章连一顿“公家饭儿”也没混上，在晚饭前被无罪释放。
今日向何方？天都这么晚了，晃悠到家还不饿清了肠子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想到了公社食堂的吴传朋。
过去，于洪章一断顿就下户要着吃。自打上年开始，村里人慢慢“觉悟”了，懒得再给他了：都是一天八大两的定量，人家够吃他为啥不够吃？人家那八大两是搀上糠吃、包上菜吃，他是光吃净粮食；人家那八大两都是吃进去的，他那八大两起码有一半儿是转换成烟酒抽进去、喝进去的。换句话说，就是各家各户成年累月变相地供应他酒，供应他烟。
村里人“觉悟”之日，就是于洪章断顿之时。要饭不是抢饭，要到门上说没有，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于洪章伸着手入户，空着手出来的回数越来越频，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天数越来越多。他知道全村的人都在对付他，于是便想出了这个小名叫“赖饭”、大名叫“派饭”的新办法。
要饭是被动的，赖饭则是化被动为主动——我赖在你家不走，你还敢说没有？你舀上粥我就端碗，你熥出干粮来我就伸手。都是自家街坊爷们儿，谁好意思推我、谁敢推我？谁推倒我摔断我的腿，谁家花得就更多。
当然，于洪章也知道人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暂定一户赖一天，从村东头开始、一户一户往西赶。如果遇上脾气儿好、心底善良的，就把一天增为两天，特善良的再加一天。
罗三九虽不是最东头的一户，但于洪章决定把他家作为吃派饭的第一户。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是为群众谋利益的，不先在他家吃、先在谁家吃？
第一天吃派饭，给于洪章的感觉还不错，罗三九一点也没小看他，让他和全家人同吃、同坐，只是全家人都搭拉着眼皮、搭拉着嘴角，都不怎么和他说话。
吃完晚饭往家走，罗三九竟然紧随其后，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这让他很是感动，当即决定明日再让罗三九“派”一天。
再“派”的这一天，罗三九一天没搭理他。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只大花猫赖在桌子底下不走，气得罗三九“啪”地拍了一下桌子。
于洪章装做没听见，该咋吃还是咋吃，并有意把嘴“吧嗒”得响着点儿：你拍打桌子吓唬猫，我一点也不心虚。全村二百多户人家，一户“派”一天就是二百多天，大半年就下来了，难道我还在乎你这一天？多吃你这三顿饭，看重的不是三顿饭，而是为了讨个说法儿，为接下来的走家串户开个好头儿。以后每到一户人家吃派饭，跟户主打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罗三九家吃了两天，在你家只吃一天。
于占吉住在村西北角，等轮到他“献爱心”时，于洪章吃派饭已吃了半年多，已到了三秋大忙季节。
“洪章叔，我咋看着你吃派饭吃得比原先瘦了？”对于于洪章这种要饭不要脸的选择，于占吉打心眼里赞同。不然的话，这大半年最少也得来他家吃上十顿二十顿的。
“占吉，让我吃上一天雪白的大馍馍解解馋吧！”于洪章说，“自打吃派饭到如今，我一顿面饭也没捞着吃啊！”
“庄户人家平日里舍不得吃顿面饭，赶上过节谁家不改善改善生活？”于占吉对于洪章刚才的话，有些半信半疑，“你咋说一顿面饭也没捞着吃呢？”
“我到谁家、谁家就不吃面饭，不到谁家、谁家就有可能吃面饭。不让我吃饭叫没有善心，过节不让我吃面饭但粗粮管饱，也应该算他们没有善心！”于洪章冤枉得眼看就要落泪了，“炒菜不用油、用水炒，不知是家家户户挤眼儿、弄鼻儿商量好了对付我，还是各户对付各户的。他们是为着我去，一天、两天不见油；我是天天不见油，象话吗？人心都让狗吃了。”
“吃过这轮儿派饭来，还准备吃下一轮儿吗？”面对着瘦得皮包骨、瘦得三根筋挑着个大脑袋的于洪章，于占吉估计，再要轮上一轮儿的话，就会把他从地上轮到地下头去了。
“不轮了，不轮了。”于洪章说，“要饭也好、派饭也罢，都算是吃‘百家饭儿’。依我看，百家饭儿比起‘公家饭儿’来差远了。”
“通往‘公家饭儿’的那张通行证，就掌握在公社派出所手里。”于占吉说，“他们不‘推荐’你，你就吃不上。”
“不‘推荐’是怨我犯的那错儿小。”于洪章说，“象我这个岁数想靠‘打砸抢’，靠小偷小摸已经进不去了，只有犯政治错误才能一犯一个准。”
“政治错误？”于占吉吓了一大跳，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于洪章竟敢公开说出来。
“对，政治错误。犯这种错误不着动力气儿。”于洪章说，“只要上、下嘴唇儿忽闪几下子，能发出声音来就行。”
“那……那你得寻找到合适的机会呀！”一提到政治错误，刚才还热得满身是汗的于占吉，一下子就戒了汗、浑身凉飕飕的，但凉得一点也不舒坦。
“过年、过节、过生日，对我来讲早就没有了盼头。”于洪章说，“我盼的就是‘机会’。”
从秋盼到冬，尽管机会来得超出了于洪章的预期，但还是来了。腊月二十这一天，县法院在临河公社召开公判大会，对十九名刑事犯进行公开宣判，要求各大队的革命群众都参加。要求归要求，但参加的还是不如不参加的多。不多还近万人，全参加根本盛不下。之所以把会场设在临河，是因为十九名罪犯中，有将近一半儿是这个公社的。
开会的这一天，于洪章刮了刮胡子、洗了洗脸，穿上仅有的一身没补丁的衣裳，一大早就离开了村子——今日是临河大集，他的早饭还在集上呢！
在通往临河的路上，看他那身穿戴、那高兴劲儿，根本不象是参加公判大会的，而象是去走亲戚的。
每逢临河大集这一天，于洪章的早饭、午饭都在集上吃。自从他大闹包子铺儿后，咬一口就冒热气的囫囵包子是捞不着吃了，他只能手面子朝上，从吃包子、吃馍馍的人手中，一口儿一口儿地要着吃。
让想在集上吃饭，想在集上要饭的人没料到的是，今日大众饭店接公社通知，全体职工都去参加公判大会，等散了会再开门营业。
想买饭吃的只能干咂嘴儿，想从吃饭人嘴里要饭吃的于洪章，理屈得连嘴都不好意思张了。中午饭已用不着自己安排，可这顿早晨饭还得吃，不吃心慌，不吃喊起口号来声音就不洪亮。没办法儿，他只得从集上的大街转入集上的小巷。走家串户混了个半饱儿，等赶到公判大会会场，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审判台坐北朝南，是用木桩、木板临时搭建起来的。应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关领导已全部就坐，应在主席台前“就站”的罪犯还在台下。
于洪章刚想在主席台前的一角“就座”，一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迎面走过来问道：“爷爷，您是哪个大队的？您找谁？”
“我是于家屋子的、谁也不找。”于洪章说，“我那腿脚不好，在台下站多了时候不行，想倚着这根台柱子蹲蹲、坐坐，看看热闹儿。反正又不碍你们的事。”
“不行。是哪个大队就到哪个大队所在的地方去。”“红袖章”说，“不是与大会有关的人员，谁也不能到台上来。”
于洪章还想再缠磨缠磨他，被“红袖章”假扶真推，用柔软的方式硬把他推了下去。
台下横插着一趟贴有白纸的木牌儿，木牌儿上分别写有各大队的名字。由于场地东西短、南北长，木牌儿与木牌儿之间仅有一庹左右的距离，每个大队的与会人员只能挤下四路纵队，人多的只好无限度地往后“纵”。“纵”得认不出主席台上的面孔了咋办？没办法儿。
于洪章无奈来到了写有“于家屋子”的木牌儿跟前。紧挨木牌儿站着的几个年轻人嫌他脏，但又不能撵他，只好找来两块囫囵砖在木牌儿旁边一摞，又从场地边上扯来两把干草，把他按在了这个带有“软垫子”的硬座上。于洪章一下子矮下去大半截，脏也随即减少了一大半儿。
让于洪章感到庆幸的是，于家屋子的木牌儿基本上算是和审判台正对着，他在台下喊，领导既能看得清，也能听得见。
“把犯罪分子押上来！”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十九名罪犯一字儿排开，大躬腰站在审判台上，把腚撅给了各位领导，把头顶展现在了革命群众面前。
“我看这次判决太缺乏人情味儿，特别是那些牌子上打着叉号的罪犯，今日都腊月二十了，咋不让人家‘喘着气儿’过下这个年来？”人群中不知谁冒出了这么一句。
“早走晚走都是走，混到他们这个份儿上，你寻思还盼年吗？还拿着过年当回事儿吗？”吴三九说，“依我看和娶媳妇一样，要紧的是挑拣个好日子。今日是双月双日子，比正月里的任何一天走都好。”
“广大的革命群众请注意——”刚才给于庆章叫爷爷的那个“红袖章”，对着台下拍了拍手说，“每审判完一个罪犯，我就领着大家喊口号。我喊一句，大家跟着喊一句。”
听到这话，于洪章坐不住了，他拍打拍打腚上粘着的干草，站了起来。他担心口号中没有他准备的那一句。其实，没有也不要紧，“红袖章”不喊他照样可以喊。当然还是有好，有那一句的话，他于洪章喊起来顺理成章。
审判开始了。审判完第一个罪犯后，“红袖章”憋足了劲、涨红了脸，伸出握成拳头的右手大声喊：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坚决镇压反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当听到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一句时，于洪章为之一振，他精心琢磨的那句口号，就是由这一句演变而来的。
审判完第二个罪犯后，“红袖章”又伸出了右手，前几句口号于洪章没跟着喊，他在为“红袖章”喊他所需要的那一句时作准备，他在为喊那一句中的最后四个字而积蓄力量。
当革命群众跟随“红袖章”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于洪章故意慢了半拍儿；当革命群众喊到“万寿无疆”时，他才喊到“敬祝毛主席”；当他喊最后那四个字时，周围的口号声已经停下来。由于喊最后这四个字时是积蓄了力量、掷地有声地喊出来的，周围的人都听得很清楚。正因为听得很清楚，所以才把周围的人惊呆了、吓傻了，把“红袖章”的脸吓黄了，他瞪向于洪章的那两个眼珠子，眼看就要鼓出来了。
“你……你刚才喊的是……是什么？”“红袖章”筛糠似地哆嗦着，话都说不成句了。
“什么？你还想让我再喊一遍吗？”于洪章昂起头来微笑着问。
“不不不，不不不。”“红袖章”吓得一口说不过六个“不”，两口才说出来。
法院院长破例中断审判，走下审判台，来到了于洪章跟前。领导自有领导的高明之处，他决不会象“红袖章”那样幼稚地问“你喊的什么？”这样问出来的反动口号，与问者有脱不开的干系。
院长上下打量了一下于洪章，用很严肃的口气问；“刚才你是不是喊错了口号？”
“没错。不信我再喊给你听听。”真正破罐子破摔的“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于洪章振臂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无寿无缰。”
“啊……啊啊，”尽管院长发出的这一声“啊啊”是尖叫，但还是被周围众多“啊啊”的尖叫声所吞没。
“敬祝伟大领袖……”于洪章喊上瘾来了。
“抓现行反革命，抓现行反革命！”院长失态地、声嘶力竭地大喊。
话音未落，“红袖章”们扑到于洪章跟前，铁钳似的大手攥住他的胳膊腕子，把两条胳膊猛地反剪到背后，押到了审判台上。
“你们不是不让我上台吗？”于洪章嘴上虽说着风凉话，但心里已有些迫不及待了。
台上的领导和台下的群众（于家屋子的群众除外），都不知于洪章是怎么想的。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进入国家政法部门的下属单位后，生活有规律、按点上下班儿，既不愁吃、愁喝，也不愁穿，比在村里东讨一口、西要一口强多了。
宣判完毕后，院长在作总结发言时说：“这是一次让阶级敌人闻风丧胆、让革命群众扬眉吐气的大会，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不光按时完成任务，还‘超额’完成了任务——现场逮捕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于洪章。等待于犯洪章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此话一出，原本严肃的公判大会，竟然在笑声中结束。
孩子们走得快，等于占吉到家，大门早已敞开。听到爹那熟悉的咳嗽声，吉明从屋里跑出来，悄悄把嘴凑到了他的耳朵上：“俺姐姐哭了。您进门时刚停下。问她为啥哭，她不说。”
“这还用问吗？吉霞心太软，一准是看见于洪章让挨饿逼得走了这条道儿，心里不好受。”于占吉说，“我看见他临走时那五花大绑的样子，也觉得不是个滋味。但一想到绑了去有管饭的，心里也就踏实了。”
“您听，”吉明朝西屋里指了指说，“又哭开了。”
“我去说说她的。”于占吉在西屋屋檐下咳嗽了两声，慢慢推开了虚掩着的门，“霞啊，你洪章爷爷……”
“不是因为他。”吉霞打断爹的话继续哭，“呜呜呜……”
“那你是为啥哭？”于占吉紧张起来。
“于汉甲……他……”吉霞哭得更厉害了“他今上午欺……欺负我。”
一听这话，于占吉腿肚子软得眼看就要站不住了。遇上这种事，当爹的不好意思细问，为闺女的也不愿细说，最好的办法还是去找帽子家，通过她的嘴再把话传给他。
原来，在公判大会即将开始前，对吉霞早有图谋的于汉甲，借自己身为领队，可以随便往纵队中穿插的小权利，悄悄穿插到了她的身后。当人们不得不伸出右手喊口号时，于汉甲的左手紧紧攥往了她那只毫无设防的左手。都忙着大声喊，都抬头向前看，没人注意到下边的这个小动作。后面的人一个劲地往前挤，前面的人没法再往前，人与人之间的密度越来越大，前一个人的脊梁和后一个人的胸膛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小，吉霞想跑没法跑、想逃没处逃，唯一的出路就是和前面那个人调换一下位置，但她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打算——无因无由地调换位置，引起周围人的怀疑咋办？假如于汉甲死赖着不撒手，调换位置时让周围的人发现咋办？从大会开始到结束，吉霞觉得自己就象是一个被劫持的人质，直到离开会场回到家里，委屈的泪水才敢伴着哭声滴落下来。
帽子家转告完吉霞的这番话后，冲着于占吉直叹气；于占吉听完这番话后，冲着帽子家叹气，两人谁也没想出好主意。
“她大娘，帮着我想想办法儿吧。”于占吉说，“吉光、吉亮都走了，他这是欺负俺家里没有人啊！”
“又不想嫁给他、又惹不了他，这该咋办才好呀？”帽子家唉声叹气地走了。
目送帽子家消失在胡同的尽头，于占吉有一种不愿进家门的感觉：洪章啊洪章，你这一步算是走对了，你振臂高呼的那一刻，眼馋得我直想走你这条道儿。这事儿也太便宜了，用打个喷嚏的那么点劲儿喊个口号，马上就有管饭的。要是赶上运气好判个无期，那就赚大了。可我想了半天，还是没有勇气往你这条道上走，我和你不一样，我还有孩子拖累呀，我那任务还没完成啊！
不愿进家门也得进，看来今中午这顿饭，我不打谱儿做是没有做的了。于占吉唉声叹气地凑到了锅台跟前。
接连三天，一家三口就象是哑巴了一样。这三天，吉霞为自己的事日思夜想，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爹，我的婚事原打算全由您作主，现在让于汉甲这么一闹腾，逼得我改变了主意——我的婚事我作主。”
“你的意思是已经有目标了？”于占吉急着问，“他是谁？”
“于汉湖。”吉霞说，“要想治住于汉甲这个无赖，我也只有找他了。”
“闺女，你能相中于汉湖吗？”于占吉担心地问，“你可不能为了一时解恨，而让自己受一辈子委屈啊！”
“他家里‘汉’字辈儿的这些弟兄们，我一个也没相中。”吉霞说，“但要从‘汉’字辈儿的这些‘瓜’里挑‘瓜’、‘枣’里挑‘枣’的话，于汉湖就算是好瓜、好枣。”
“光有咱这头儿同意，只能算是成了一半，还得想办法儿问问人家。”于占吉说，“要不，我让你帽子大娘去他家串通串通。”
“这事您就别管这么细了。托人倒提媒，我还觉得掉价儿呢！”吉霞心想，没有把握我能跟您说吗？家庭出身不好最遭殃的是未婚男，未婚女都不怎么受牵连。如果吉霞把这几年收到的求爱“纸条儿”拼贴起来，足够糊她床跟前那面墙的。
农村小伙子大都文化程度低，想说的话很多但写不出来。其实，初次求爱也用不着多说，说多了反而弄巧成拙，写上一句两句的，也就试探个差不多了。有的写道：今后晌吃了后晌饭，我到你家屋前那个柴禾垛跟前等你。还有写得更简单的：我相中了你。
如果在柴禾垛跟前等约会的小伙子，坐得一低头、一低头的直打盹儿，那就赶快回家睡觉的算了，她要真想来的话，说不定你还没吃饱她就早坐在那里等你了。如果写“我相中了你”的这个小伙子，收到对方多一个字的纸条儿：“我也相中了你。”那么，这两张纸条儿对他俩来说，就有了毛主席语录一半儿的功效——两句顶一万句。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写在三十二开的纸上显得空空荡荡，显得好象是没啥写，说得更直白一点儿就是显得没文化。假如这句简单的话写在十六开的纸上，那就更显得没文化了。于是，纸条儿便成了最节约、最简单、最一目了然的情书。
把纸条儿送给对方的机会多吗？多得很。年轻人天天在地里干活儿，他挨着她、她靠着他，他瞅准时机推推她的胳膊，她把手丫儿一张也就接过去了。有没有递过去对方不接的呢？这种可能性几乎是零。因为人人都有好奇心，纸条儿是求爱条儿的可能性最大，但万一不是、万一是在城里给她找个临时工干干呢？
有没有接了纸条儿不回纸条儿的呢？有的是。吉霞就属这种情况。她思想比较守旧，她认为向她求爱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必须先和她爹取得联系。所有写给她的那些纸条儿，在她眼里都和白条儿差不多。于汉湖曾递给她一张“我相中了你”的纸条儿，得不到回条儿的他，就象是被她扇了一巴掌。
吉霞看不上于汉湖，他虽不象于汉甲那样坏，但他有勇无智，她和有勇无智的人拉不上来。假如非要从他身上挑一点可爱之处的话，那就是他在没接到回条儿之后，见了她所表现出的那种害羞的样子。别说他还有这点可爱之处，就算一点可爱之处也没有，为了制衡于汉甲，她也得强迫自己去爱他、去适应他。
吉霞在无奈中把拧开的钢笔，放在了一张烟卷儿盒纸上。该咋写呢？是写一张迟到的回条儿，还是写求爱条儿？他那张求爱条儿都写了快两年了，现在再写回条儿还合适吗？不合适就应该写求爱条儿，可主动给他写求爱条儿，她又实在有些不情愿。钢笔已悬在了烟卷儿盒纸的上方，就是拿不定主意该咋写。唉，都腊月二十几了，过下年来再说吧。
年初三，吉光、吉亮都带着媳妇、孩子来“走娘家”，得知吉霞的遭遇，兄弟俩气得直喘粗气。喘粗气就是想不出对付于汉甲的好办法儿。当吉霞把自己的打算说出来时，兄弟俩只得同意她的看法儿。
“这可就怪了，咱爷仨又没商量，看法儿咋就一样呢？我也是瞅着汉湖这孩子不错。”于占吉原本以为两个儿子脑袋瓜儿灵活，在吉霞的婚事上能有好点子，现在看来谁也帮不上吉霞的忙。帮不上忙就只能说好，两个儿子说好、他也随着说好。
爹同意、哥同意、全家都同意，也就是说她这辈子注定要嫁给于汉湖了。可一想到真要嫁给他，面对着自己的亲人，委屈的泪水又一次伴着哭声滴落下来。
“你俩先出去玩玩儿的。”打发走小绵和爱红，吉光对吉霞说，“就算你选中于汉湖是被逼无奈，可他除了心眼儿比你直点儿，哪方面也不比你差。家庭出身对闺女们的影响虽不大，但总是有影响。他不在乎咱那出身成分，主动追求咱，这就满不错了，真要能如愿嫁给他，你这婚姻就算再顺利不过。要是这么顺利的婚姻也值得在俺面前哭的话，那我得到大街上哭的。”
吉亮说：“要是这么顺利的婚姻，也值得在俺面前哭的话，那我得找个绳子头儿上吊的。”
两个当哥的帮不上吉霞的忙，也只能用这种办法来安慰自己的妹妹了。
女人们喜哄。见爹和哥都一个劲儿地说好，于汉湖在吉霞心目中的印象，比原先高了一个档。
“霞啊，不让你帽子大娘串通，你自家可得抓紧联系啊！”于占吉提醒她说，“咱商量的这事汉湖又不知道，他要是在这个当口儿和别人家那闺女见了面儿，那可就麻烦了。”
“慌啥？这不是还没过完年吗？”吉霞嘴上说不慌，心里正急着不知该写“回条儿”，还是“求爱条儿”呢！问爹难以启齿，问哥不好意思，还是问问吉明和两个嫂子比较合适。
把自己的难处向两个嫂子一透露，她俩都说写“回条儿”比较好。因为写“求爱条儿”是被动地求人家，写“回条儿”就能变被动为主动。
吉霞说：“他那张‘求爱条儿’是两年前写的，到现在才写‘回条儿’，不显得太晚了吗？”
“太晚怕啥？一句话就能把时间拉回来。”吉明离开西屋往北屋里走，等走到自己的课桌跟前就想好了，他把想好的话顺手写在一张废纸上，交给了姐姐，“比照我写的这一句抄下来就行。”
吉明写的是：经过两年多的观察，我终于相中了你。
一看这话，吉霞觉得妙极了：“我从年前想到年后都没想出该怎么写，你一下就编出来了。不服不行啊，文化水儿深了就是管用。”
写好后吉霞忽然想起，这送“回条儿”也是件麻烦事儿。年轻人传递纸条儿往往是在有农活儿的时候。队长把上工钟一敲，社员们不想凑到一起也得凑到一起，纸条儿随时都有机会递过去、接过来。眼下刚过了年，咋送？等出去正月开了农活儿再说吧。
开春第一桩农活儿就是砸坷垃。耕起来的地不砸坷垃就没法儿播种。
砸坷垃是一桩凭良心的活儿。坷垃地里没有行、没有垄，社员们在地头上一字儿排开，约摸着间隔开一段距离，“啪嗒、啪嗒”地往前砸，边砸边拉呱儿。有时拉到热闹处，落下来的榔头忘了举，举起的榔头落下来砸不到坷垃上。拉到更热闹处，“啪嗒”声没有了，所有的榔头都变成了拐杖，所有的脖子都扭向了拉呱儿人的脑袋，不光听得入耳，看得也入眼。此时来砸坷拉的社员们，已忘了自己是来砸坷垃的了。
吉霞见于汉湖的榔头和自己的差不多大，下午就把家里那个大一点的榔头扛了过来：“于汉湖，和你换换榔头用。你那劲大，用俺这个大的。”
收工后，吉霞故意走在后头：“于汉湖，把榔头换过来。”
刚来时换榔头，周围有许多社员在场，所以于汉湖显得很自然；现在再把榔头换过来，于汉湖面对的是吉霞一个人，所以又开始紧张、又开始脸红，换过来就想走。
“急着跑啥？掉了东西了。”吉霞把纸条儿扔到了他的身后——她压根儿没打算把纸条儿亲手递给他，她不愿对这个并不理想的男人，行如此“大礼”。
于汉湖猛一回头，发现了身后的纸条儿，扔下榔头就扑了过去，生怕被别人抢走似的。
刚拿起来时心跳得厉害，随着纸条儿慢慢展开，脸上的笑纹很快便聚集起来。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于汉湖边走边看，看了一遍又一遍，脚步在不知不觉中加快。
“掉了榔头了。”吉霞在后面提醒他。
完成了纸条儿的相互传递，离约会也就不远了。初春时节约会不具备“花前月下”的条件——开放在于家屋子一带的花，此时连骨朵都没长；月下更不行，月下很冷。
第一次约会，吉霞选中了于汉湖家的草垛。这里离他家虽近，但离大道远，不容易被外人发现。
于汉湖预先在草垛一侧掏了个能坐俩人的洞，然后用两个棒子秸挡严，进时把棒子秸往两边一挪洞门就开，进去后把棒子秸往中间一凑洞门就关。
谈了不多时，吉霞就主动把于汉湖的右手拿到了自己的左手上。刚开始，他只敢轻轻地抚摸她的手；慢慢地，他已敢轻轻地捏；过了一会儿，他猛地把她柔软的小手，攥在了他的大手之中。
“哎哟，哎哟，”吉霞赶忙把手抽回来，“我这只手筋也胀、骨节也肿啊！”
“咋伤着它了？”于汉湖关心地问。
“那天开公判大会时，于汉甲仗着他是领队，可以随便插队的便利条件，不知啥时就已站在了我的身后。”吉霞对着于汉湖诉苦，“他趁人们都举起右手喊口号时，用左手紧紧攥往了我的左手，比你刚才攥得紧多了。这时人们都往台上看，没有谁会注意到下面的小动作。我想挪动到我前面那个人的前面，又怕他攥住我的手不放，反倒被人发现。没办法儿，只能喊一次口号让他狠狠地攥一下，那天你又不是没在现场，那是喊了多少次口号啊！”
“从‘坚决镇压’到‘万寿无疆’，”于汉湖扳着指头算道，“一共是八个。也就是说，每审判一个罪犯，就把这八个口号喊一遍，那天被审判的罪犯是十九人，再加上于洪章这个还没判刑的，一共二十个，‘二八’就是一百六十遍呀！”
吉霞的本意是说喊的口号多，并没有问他喊了多少口号，谁知他竟扳着指头认真地算起来。她又一次找到了他的可爱之处。
“于汉甲这个狗日的！”于汉湖算出了喊口号的次数，另一个数也就自然而然地算出来了，“这么说，他这个狗日的整整攥了你一百六十下儿？”
“你这算术课学得比我好。”吉霞见于汉湖认认真真地骂他亲叔为狗，感到很解恨。
“他欺负你的时候，还不知道咱俩的关系。”于汉湖说，“要是他明明知道、硬这样做的话，看我不打得他拉到裤里。”
“知道。不久前他想欺负我，我忙对他表白，说汉湖给我递过纸条儿，我正考虑和他联系呢！于汉甲说，考虑跟他联系就是还没跟他联系，不算数儿。我给你写过好几张纸条儿，你不也是‘考虑跟我联系、还没联系吗？’末了，还是没脱了让他赚便宜——紧紧搂住我的脖子、狠狠亲了三下。”在这一段话中，“不久前”实际上是一年多以前，“正考虑跟他联系”实际是压根儿没考虑，“紧紧搂住脖子、狠狠亲了三下”实际是轻轻搂了一下脖子。吉霞缩短时间、夸大事实的目的，就是暗中调拨一下他叔兄弟俩的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公判大会上攥你的手以前，就知道我给你写纸条儿，就知道你正考虑和我联系这件事了。”黑暗中看不见于汉湖的表情，但明显听出他的喘气声有点粗。
“乍一看憨乎乎的，没想到脑袋瓜儿领会事儿还挺快。”吉霞不失时机地夸了他一句后，继续添油加醋，“都知道于汉甲仗着家大户大欺负人，真不敢相信他连自家那亲叔兄弟也欺负。”
“这个老狗日的，这个甲鱼！看我不狠狠地收拾收拾他。”于汉湖两手绞握在一起，挤拧得那指骨节嘎吧嘎吧直响。
“谁知道你是真收拾他还是假收拾他？”吉霞说，“不让我看见，我就不信。”
“收拾他就是为了给你出气。”于汉湖说，“不让你看见能算数儿？”
第二天上午砸坷垃，于汉湖故意凑到了于汉甲跟前——具体说就是站到了他的右边——和他并排往前砸，以便寻机找茬儿。
于汉甲好象有了某种预感。于汉湖往他跟前靠靠，他就往一边躲躲，再靠他就再躲。
原先于汉湖以为，只要他俩的肩靠在一起，那么他就会以于汉甲撞他为借口，挑起事端。可于汉甲死活不上钩。他等躁了、等不及了，趁两边的社员们不注意，猛地抬起脚，狠狠踩在了于汉甲的脚面子上。在踩的同时还玩了个恶人先告状：“你踩我那脚干啥？”
于汉甲尖叫一声，手撑榔头杆儿往左前方一跳，和于汉湖保持着一榔头杆儿的距离：“你让社员们说说，到底是谁踩谁？”
社员们刚才是以拉呱儿为主，捎带着砸坷垃。经于汉甲这么一问，没有一个说话的了，光成了砸坷垃的了。榔头高高地举、重重地落，坷垃在榔头下面开了花。这一刻，社员们几乎全都变成了五好社员；这一刻，生产队赚了大便宜。
“我问你，开公判大会的那一天，你为啥偷偷摸摸地攥吉霞那手？”于汉湖边问边用榔头敲打着于汉甲的榔头。
“那……那天我还不知道你俩有这层关系。”于汉甲说，“要是知道的话，我决不会这样做。”
“不知道？”于汉湖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不久前，吉霞和你说没说过我给她递纸条儿的事？”
“哦……是说过。”于汉甲也想不起具体是啥时说的了，反正觉得时间很长了，“那……那是很久以前说的，不是不久以前说的。”
“很久以前你还没出生呢！”于汉湖又用榔头敲打了一下于汉甲的榔头，“我问你，吉霞都考虑给我写回条儿了，你咋还搂住她的脖子亲了三下腮？”
“考虑写回条儿就是还没写回条儿。再说，我只是搂了搂她的脖子，压根儿没亲……”于汉甲觉得下面的话难以出口，就把“她的腮”省略了。
社员们听了都想笑，但又不敢笑。身体里用于笑的那股劲儿无用武之地，只好拐了个弯儿钻进胳膊里，于是榔头举得特别高，落下来的力度也就特别大，该砸三下才有可能砸开的大坷垃，只一下就四分五裂了。于家两兄弟因争吵耽误的活儿，全被社员们替他俩补上了。
“你这是自家打自家那嘴，搂脖子不叫亲叫啥？明知我跟她好，还一次又一次地欺负她，我看你那良心是让狗吃了。”于汉湖越说越生气，“我看你他娘的是欺负她娘家没有人儿！”
“好，这话可是你说的，你竟敢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为地主羔子辩护！”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于汉甲，抓住于汉湖的这句话后，自以为占了主动，“我就是欺负她娘家没有人儿，我就是愿意地主家绝了后，所有贫下中农都愿意地主家绝了后。”
“你他娘的当了这几年造反队长，正儿八经的事一遭儿也没干，就学会了油嘴滑舌。我护着吉霞你给我上纲上线，你搂她那脖子、攥她那手，咋不给你自家上上纲上上线？”说话间于汉湖已举起了榔头，“我今日非要护着地主子弟，打你这个贫下中农不可。打完了你爱咋上纲就咋上纲，爱咋上线就咋上线。”
于汉甲赶忙举起榔头迎榔头。他虽不如于汉湖的力气大，但动作比于汉湖灵活得多。
“咔、咔、咔！”两个榔头在空中相遇。榔头是用来砸坷垃的，榔头砸榔头搁不住砸。几个回合下来，只听“咔嚓、咔嚓”，两个榔头头儿几乎同时飞了出去，“长锤”对打刹那间转化成“长棍儿”对打。
“咔嚓、咔嚓……”，两人的“长棍儿”先后断成了几截，“长棍儿”对打变成了“短棍儿”对打，这意味着对打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
于汉甲充分利用行动敏捷的优势，乘于汉湖不备，用左手攥住对方的短棍儿，抡起自己的短棍儿就想打。
于汉湖充分利用劲大、腿长的优势，还没等对方的棍子打过来，就已对准对方的肚子猛地踢了一脚，于汉甲利利索索摔了个仰八叉，后脑勺碰在一块大坷垃上，疼得他抱头没法儿鼠窜，边哎呀、边叫娘、边打滚儿。
他先踢了于汉甲的肚子，紧接着坷垃又帮他“砸”了于汉甲的脑袋，于汉湖还不想饶他，还打算再找几个重点部位整治整治他。
从他搂吉霞的那条胳膊的胳膊腕儿上，捏起一小撮带皮肉，倒转、正转地狠狠拧了几下，然后用力一提，手腕儿上立刻长出了一块配有青紫色外壳的“手表”。在往外“长”的过程中，疼得他杀猪似地嚎叫。
轮起巴掌打向他左手的手背（实在是委屈手背了，因为在公判会上搞小动作的是手心），直打得“旧手背”上又生出一个“新手背”，新手背红得发紫，明得透亮。
整整一个上午，社员们一边挣工分，一边欣赏“文艺节目”：挣工分靠的是用榔头砸坷垃，欣赏的这“文艺节目”的题目是，“于汉湖痛打于汉甲”。
整整一个上午，吉霞既解恨、又生气。让于汉湖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气得她那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有好几次她想扛起榔头走，但最终还是退了回来：走了白走，走了是捂着耳朵偷铃铛；走后他俩不是该咋胡扯、还是咋胡扯吗？听宁可在这里生气，也不在家里生气；在家里生气白生气，在这里生气还能“气”出工分来。
收工时，吉霞不敢抬头，总以为社员们都在看她、都在笑话她。大路是不能走了，她只得抄小路、走弯道儿，转转悠悠地回到了家里。
往后就和这样一个直来直去的人在一起吗？吉霞躺在床上想，真要是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话，让人难堪的场面儿就会一个个在后面排队，她越想越觉得难以接受，又一次委屈地哭起来。不过这一次没让家里人听见，因为她是嘴贴枕头哭的。
用哭声把委屈释放出一些后，她又反过来安慰自己：我虽不爱他，但他很爱我、很听我的话。没有条件找到一个我爱的，就找个爱我的吧。
“霞啊，都晌午歪了，还不过来吃饭吗？”于占吉站在北屋门口朝这边喊。
吉霞拢了拢头、擦了擦脸，装出一副挺高兴的样子，走进了北屋里。
“今上午砸坷垃时，我让于汉湖狠狠地打了于汉甲一顿。”吃饭的时候吉霞对爹说。
“吉霞，往后咱再也不怕于汉甲了。你替你哥和我解了恨、报了仇！”于占吉把吃到半路儿的干粮一放，禁不住拿过瓶子倒上了一小盅儿，“霞，知道你这一回用的是哪一计吗？”
“俺光知道找了个不称心的对象，”吉霞说，“俺不懂什么计不计。”
“不懂计的比懂计的用计还高明。”于占吉说，“你用的这一计叫‘以毒攻毒’啊！”
